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外国记者曾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而见过鼎盛时期戴笠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另外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
戴笠与蒋介石
戴笠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却又充满着传统文人的自傲，他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却又自以为是，野心勃勃，“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小知识分子意识和由于自己地位卑微而受压抑的壮志结合起来，便使他对实现权力的向往更加炽烈。加上他并不是摇笔杆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所以比起高级知识分子来，就更加愿意采用搞革命组织或军事训练等方式来表达个人志愿。
戴笠与蒋介石的关系始于1924-1925年间，当时，戴笠来到广州，被黄埔军校录取。在军校，他受到蒋介石的训导。在以后的岁月里，戴笠既把自己看作蒋介石传统意义上的弟子，又把自己视为蒋介石的政治追随者。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直接与全国要求抗战的情绪背道而驰。作为黄埔军校骑兵班肄业的学生军官，戴笠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蒋那里，于是就留在蒋的身边，向他提供消灭敌人所需要的情报。这显示了戴笠对蒋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蒋俯首贴耳的情愿。所以戴笠成为了最受蒋介石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蒋的命令。他替蒋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蒋的警卫。
蒋介石在短期流亡中，与汪精卫达成了妥协，准备重返原职。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他将重新执政，四天后他回到了南京。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之间对立的增长，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此即后来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军统的前身“特务处”。
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受到一次非同寻常的考验。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混乱，蒋介石可能遭到不测，当其他人正忙于争权夺利之时，戴笠却不顾个人安危，陪同蒋夫人从南京飞往西安。
西安之行被许多人目为戴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表现。戴笠因此不仅赢得了蒋夫人的友谊，也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
1939年，当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蒋介石才发现他的门徒不仅没有从黄埔毕业，而且连国民党正式党员都不是！不久，蒋大笔一挥，就使戴笠成了以前黄埔军校六期班的毕业生，与此同时，也被蒋本人作为保荐人介绍为党员。至此，戴笠成了自己秘密世界的主人和指挥。
戴笠的情报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他是黄埔军校的士官生。孙中山的去世引起国共的领导权之争，最终导致了国共合作这一脆弱同盟的分裂。这场争斗也使黄埔和广州成为政治竞争的热土，可靠的政治情报机构自有其可贵的价值，在这场斗争中情报所发挥的作用，为戴笠所熟悉，而这份价值也正是戴笠所热切追求的。
蒋介石所统领的国民政府从结构上看，属于军事独裁，其统治与其说是法西斯不如说是专制式的，但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军事官僚。在这种独裁体制下无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利益争斗，于是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自己的秘密特务活动。除他以外，蒋介石对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只能落入戴笠之手。
戴笠的暗战
上海，在抗战结束前都一直是军统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更使上海成为戴笠的重点。他们利用上海的公共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
戴笠的特工在上海主要执行全面监视任务，同时关注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在侦察方面，则只能利用他们与市政公安局人员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
上海市政警察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除此以外，戴笠所统领的特工还要执行暗杀任务，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抗战全面爆发前，特务处的这些行动任务，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行为对象也自然发生了变化。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战事。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才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戴笠的手下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的小分队，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起来反抗入侵者，但这群人完全是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
不久，戴笠等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可惜，上海别动队依旧被日本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大多数武装单位逃往苏皖边界，投奔了当地军阀，或者当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员；要不就是被戴笠组织起来加入了最终由美国人武装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
那时，戴笠已经逃离上海，经香港到了长沙。上海的战争成了一场地下行动。
上海市政府1937年11月倒台后，戴笠被召到南京。想到战事爆发后在上海设立军事情报网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戴笠把南京指定为特区，由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钱新民任区长。他还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由女报务员主持，准备在南京被敌军占领以后潜伏下来。
随着敌人渐渐逼近南京，戴笠迁到了汉口。他的情报机关设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个小学校里。他会偶尔去湖南、贵州或重庆，但总是尽快回来审阅特工们送来的报告，并尽力确保他对战时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控制。就在汉口法租界的住宅里，他获悉了南京大屠杀的详情。还得知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
南京沦陷后，戴笠在全国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办公室的使命是所谓的“军事静态调查”。在实际工作中，它被分为两部分活动：由一组外勤特工进行“搜集”活动；而由二局的另一组人员对前者的情报进行“查证”。此时戴笠还要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动向及国民党将军们的活动。为此，他建立了一些“战地调查组”，将它们派到江湾、罗店、浏河、杨行等地。这些人有一定的军事背景，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前线的军事人员联络，战地调查组还负责对军人的监视任务。
蒋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战地报告视为他所得到的关于前线最可靠的情报。但他对戴笠也许信错了。虽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车送报告，供蒋介石每早审阅，但情报本身并不见得来自第一手观察。战地调查组的人员，甚至组长们，只是在“营部”层次上受欢迎，不允许到前线连排的阵地中去。
模糊不清的人
无可否认，戴笠与他的军统在抗战中立下了不朽奇功，特工又向来都是诡秘的组织，1946年戴笠的意外身亡，更为他的活动蒙上了神秘的帐纱。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
所有这些形象之下的戴笠，在更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复杂产物，他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却终究未能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戴笠与蒋介石
戴笠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却又充满着传统文人的自傲，他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却又自以为是，野心勃勃，“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小知识分子意识和由于自己地位卑微而受压抑的壮志结合起来，便使他对实现权力的向往更加炽烈。加上他并不是摇笔杆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所以比起高级知识分子来，就更加愿意采用搞革命组织或军事训练等方式来表达个人志愿。
戴笠与蒋介石的关系始于1924-1925年间，当时，戴笠来到广州，被黄埔军校录取。在军校，他受到蒋介石的训导。在以后的岁月里，戴笠既把自己看作蒋介石传统意义上的弟子，又把自己视为蒋介石的政治追随者。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直接与全国要求抗战的情绪背道而驰。作为黄埔军校骑兵班肄业的学生军官，戴笠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蒋那里，于是就留在蒋的身边，向他提供消灭敌人所需要的情报。这显示了戴笠对蒋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蒋俯首贴耳的情愿。所以戴笠成为了最受蒋介石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蒋的命令。他替蒋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蒋的警卫。
蒋介石在短期流亡中，与汪精卫达成了妥协，准备重返原职。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他将重新执政，四天后他回到了南京。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之间对立的增长，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此即后来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军统的前身“特务处”。
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受到一次非同寻常的考验。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混乱，蒋介石可能遭到不测，当其他人正忙于争权夺利之时，戴笠却不顾个人安危，陪同蒋夫人从南京飞往西安。
西安之行被许多人目为戴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表现。戴笠因此不仅赢得了蒋夫人的友谊，也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
1939年，当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蒋介石才发现他的门徒不仅没有从黄埔毕业，而且连国民党正式党员都不是！不久，蒋大笔一挥，就使戴笠成了以前黄埔军校六期班的毕业生，与此同时，也被蒋本人作为保荐人介绍为党员。至此，戴笠成了自己秘密世界的主人和指挥。
戴笠的情报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他是黄埔军校的士官生。孙中山的去世引起国共的领导权之争，最终导致了国共合作这一脆弱同盟的分裂。这场争斗也使黄埔和广州成为政治竞争的热土，可靠的政治情报机构自有其可贵的价值，在这场斗争中情报所发挥的作用，为戴笠所熟悉，而这份价值也正是戴笠所热切追求的。
蒋介石所统领的国民政府从结构上看，属于军事独裁，其统治与其说是法西斯不如说是专制式的，但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军事官僚。在这种独裁体制下无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利益争斗，于是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自己的秘密特务活动。除他以外，蒋介石对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只能落入戴笠之手。
戴笠的暗战
上海，在抗战结束前都一直是军统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更使上海成为戴笠的重点。他们利用上海的公共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
戴笠的特工在上海主要执行全面监视任务，同时关注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在侦察方面，则只能利用他们与市政公安局人员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
上海市政警察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除此以外，戴笠所统领的特工还要执行暗杀任务，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抗战全面爆发前，特务处的这些行动任务，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行为对象也自然发生了变化。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战事。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才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戴笠的手下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的小分队，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起来反抗入侵者，但这群人完全是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
不久，戴笠等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可惜，上海别动队依旧被日本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大多数武装单位逃往苏皖边界，投奔了当地军阀，或者当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员；要不就是被戴笠组织起来加入了最终由美国人武装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
那时，戴笠已经逃离上海，经香港到了长沙。上海的战争成了一场地下行动。
上海市政府1937年11月倒台后，戴笠被召到南京。想到战事爆发后在上海设立军事情报网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戴笠把南京指定为特区，由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钱新民任区长。他还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由女报务员主持，准备在南京被敌军占领以后潜伏下来。
随着敌人渐渐逼近南京，戴笠迁到了汉口。他的情报机关设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个小学校里。他会偶尔去湖南、贵州或重庆，但总是尽快回来审阅特工们送来的报告，并尽力确保他对战时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控制。就在汉口法租界的住宅里，他获悉了南京大屠杀的详情。还得知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
南京沦陷后，戴笠在全国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办公室的使命是所谓的“军事静态调查”。在实际工作中，它被分为两部分活动：由一组外勤特工进行“搜集”活动；而由二局的另一组人员对前者的情报进行“查证”。此时戴笠还要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动向及国民党将军们的活动。为此，他建立了一些“战地调查组”，将它们派到江湾、罗店、浏河、杨行等地。这些人有一定的军事背景，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前线的军事人员联络，战地调查组还负责对军人的监视任务。
蒋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战地报告视为他所得到的关于前线最可靠的情报。但他对戴笠也许信错了。虽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车送报告，供蒋介石每早审阅，但情报本身并不见得来自第一手观察。战地调查组的人员，甚至组长们，只是在“营部”层次上受欢迎，不允许到前线连排的阵地中去。
模糊不清的人
无可否认，戴笠与他的军统在抗战中立下了不朽奇功，特工又向来都是诡秘的组织，1946年戴笠的意外身亡，更为他的活动蒙上了神秘的帐纱。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
所有这些形象之下的戴笠，在更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复杂产物，他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却终究未能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