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
今年五月，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中，导演王兵的纪录片《和凤鸣》作了特别展映。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她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漫长历程。
法国《电影手册》对此评价颇高。学者钱理群对该片也有着莫大赞许：“如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学者崔卫平也表示，影片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远在此之前，王兵已经因为他的《铁西区》享誉甚高，几乎囊括了世界纪录片的最高奖。
《和凤鸣》
我见过两个王兵。一个是劳碌奔波着的导演王兵。这几年他早已习惯如此，和所有人交流，碰头，剪辑，上字幕，甚至，修理电脑。最近，又因为艾未未的卡塞尔艺术节的《童话》计划，和黄文海记录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现状。非常具体，非常深入，细致到了肌肤和纹理。他固然喜欢帕索里尼，塔尔科夫斯基，法斯宾德、戈达尔、大岛渚，以及他们赋予电影的梦幻气息，可是生活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都只是繁琐的事务，他都必须亲力亲为。
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生活艰辛，我活得比较现实，缺乏妩媚的性格”。童年的王兵，还在农村放羊和打架，那是他最擅长的。直到14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到了城里顶替父亲的公职，一个人生活，给家里人寄钱，供姐姐上大学。
这一个王兵，少年老成，看起来坚强、独立，沉默，克制。而另一个则是内心拥有无限诗意的王兵。
“面对你的拍摄对象，你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和冲击，而不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能感觉到时间，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但是却给电影发展提供了电影语言实验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中国因为电影文化和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如人意。只有两者达到平衡，电影才能够健康发展。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的电影语言？
王兵：从电影语言上，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野来创作时，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我觉得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的，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多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是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今年五月，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中，导演王兵的纪录片《和凤鸣》作了特别展映。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她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漫长历程。
法国《电影手册》对此评价颇高。学者钱理群对该片也有着莫大赞许：“如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学者崔卫平也表示，影片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远在此之前，王兵已经因为他的《铁西区》享誉甚高，几乎囊括了世界纪录片的最高奖。
《和凤鸣》
我见过两个王兵。一个是劳碌奔波着的导演王兵。这几年他早已习惯如此，和所有人交流，碰头，剪辑，上字幕，甚至，修理电脑。最近，又因为艾未未的卡塞尔艺术节的《童话》计划，和黄文海记录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现状。非常具体，非常深入，细致到了肌肤和纹理。他固然喜欢帕索里尼，塔尔科夫斯基，法斯宾德、戈达尔、大岛渚，以及他们赋予电影的梦幻气息，可是生活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都只是繁琐的事务，他都必须亲力亲为。
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生活艰辛，我活得比较现实，缺乏妩媚的性格”。童年的王兵，还在农村放羊和打架，那是他最擅长的。直到14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到了城里顶替父亲的公职，一个人生活，给家里人寄钱，供姐姐上大学。
这一个王兵，少年老成，看起来坚强、独立，沉默，克制。而另一个则是内心拥有无限诗意的王兵。
“面对你的拍摄对象，你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和冲击，而不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能感觉到时间，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但是却给电影发展提供了电影语言实验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中国因为电影文化和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如人意。只有两者达到平衡，电影才能够健康发展。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的电影语言？
王兵：从电影语言上，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野来创作时，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我觉得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的，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多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是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