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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引发了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公允价值准则成了指责的焦点，为此，美国金融机构借助积极游说议会施压FASB，倒逼其于2009年4月2日放宽公允价值准则。本文通过放宽的演化动态逻辑的案例分析，认为准则的变迁过程中已经嵌入了理性与经验主义的逻辑。同时，也分析了政治因素对准则演化过程中的影响，认为在政治角力和博弈的复杂背景下，准则往往会摇摆于理性中立和政治利益之间。针对放宽这一问题，本文建议准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增加准则的压力性测试，进而增强其适用环境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相互影响日益深入，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准则亦成为了全球化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公允价值准则的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ASB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中的倡议，积极寻找解决应对公允价值面临的质疑与挑战，这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政治背景。
一、引言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为了应对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和恶化，美联储连续降息十余次，将基准利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金融机构极力诱使偿还能力较弱者参与的按揭贷款（Subprime Mortgage），进而助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为经济硬着陆带埋下了隐患。为了化解风险，美联储自2004年6月起17次上调基准利率至5.25%，然而利率的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第二大次按公司新世纪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因资金链断裂2007年3月13日被纽交所停牌，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8月贝尔斯登宣布停止赎回旗下的对冲基金，2008年3月贝尔斯登申请破产，在政府斡旋下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7日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9月14日，美洲银行以440亿美元收购美林。9月15日，雷曼宣布破产申请，袖手旁观的美国政府彻底击碎了“大而不倒”的市场幻想，货币市场陷入了崩溃的边缘。9月16日，美联储紧急宣布为陷入破产边缘的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持有其近80%股份，这标志着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进一步恶化。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为稳定自由落体的经济[1]，美国政府出手救援，包括注资和提供信贷援助[2]，但是到2011年8月为止，美国经济仍然徘徊在无就业复苏的十字路口。
二、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耦合：基于公允价值演进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允价值，我们有必要将视角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94年期间，美国发生了储蓄和贷款危机，约有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无力赔偿情况下，美国政府成立了重组信托基金（Resolution Trust Fund），耗资1000多亿美元解决贷款的危机。事后的分析发现，利率上升为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带来了灭顶之灾，尤其80%以上贷款为固定利率，但是存款却是浮动利率，当基准利率由1978年的7%开始上升到1982年的11%时，利率错配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1180亿美元；但是按照历史成本计量，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依然如故。实际上，这次危机的教训焦点集中在了历史成本上，掩盖了报表的风险，耽误了监管部门的拯救时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9月，SEC主席布雷登（Richard C.Breeden）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计量下的财务报告对于预防和事先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需要引入公允价值会计准则[3]。
（一）放宽公允价值的事实综述：政治因素的影响
通常而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时，政治家总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来推卸责任，这似乎成为美国由来已久的政治游戏范式。次贷危机亦是如此。2008年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共同将矛头焦点指向公允价值。美国银行协会（IIF）于2008年4月和9月，先后致信SEC和FASB，极力要求修改或者终止公允价值，以避免对实际状况良好的资产进行不必要的减计。2008年9月26日美国众议院否决救助法案（TARP）初稿后，9月30日60多名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团体致信SEC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敦促SEC暂停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伯南克也改变了初衷，指责金融行业不必采用这种“清仓大甩卖价格（Fire Sale）”进行计量。当天，SEC和FASB联合发布针对非活跃与理性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发布了指导意见，并不暂停使用公允价值。国会专门授予SEC对金融产品进行重分类的权利。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10月10日FASB出台了157-3修订版，但是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ABA）主席易林（Edward L.Yingling）似乎并不满意FASB所做的修改，呼吁继续向会计准则部门施压。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明确表示SEC主席背叛了公共利益，并强烈建议总统解除其职务。在10月22日SEC举行的市值计价圆桌会上，FDIC前主席伊萨克（William Isaac）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不仅应该放弃市值计价的条款，还应该改变准则制定的过程。并且认为其应用前提是市场具有价值发现功能，但市场失灵时市价无法反映公允价值。虽然近期努力修改相关条款，但还远远不够，而且为时已晚。
2009年3月12日召开的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金融机构代表直接将“逐市定价”称为“死亡螺旋”的发动机。众多“大人物”也向FASB施加了强大压力，包括前财长鲁宾，美国银行家协会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数十名众议员，都要求对FAS157的“逐市定价”准则进行修改。FDIC前主席伊萨克（William Isaac）公开宣称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导致众多银行不得不过多和不合理地减计资产，从而压缩了银行放贷规模，并引发经济震动，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众议院中甚至有人将暂停公允价值计量与反对金融救助方案的原因联系起来，部分国会议员认为修改公允价值准则可以直接节约纳税人的资源，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援助成本。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波纳（John A.Boehner）声明代表了这一主流观点：对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金融资产而言，繁重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已经恶化了信贷危机，改变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众议院共和党的首要任务。 SEC首席会计师赫维特（Conrad Hewitt）承认之前不断接到来自金融机构代表的游说电话，并与花旗和富国高管进行了面谈。FASB官员史密斯（Lawrence Smith）则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不考虑周围的压力。CFA下属的金融市场道德规范中心（CFMI）的财务报告政策小组主管凡尼根（Patrick Finnegan）表示CFA希望看到公允价值在目前尚未被要求运用到的领域（贷款和应收账款）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坚信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干预。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FASB不得不作出妥协和退让[4]。
一直以来，会计学者认为准则的中性特质，但是经济后果（Zeff，1978）提出引起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正是因为准则的经济后果性，各相关利益纷纷游说准则的制定、修改等环节，并对其施加压力，由此产生了会计寻租（雷光勇等，2001）。2009年初，31家银行、信用卡机构、联邦房屋贷款机构以及保险机构等组成了一个游说联盟，其宗旨是通过游说来影响和推动公允价值准则的调整，该联盟第一季度支出高达2760万美元。易林承认委派了至少4名说客推动两院金融委员会委员讨论和加速准则修改问题。2009年3月5日，曾分别收到ABA2500美元游说资金的珀尔马特（Perlmutter）和卢卡斯（Lucas）则提议从更广的范围对FASB监管，除了SEC之外，还应包括美联储、财政部，存款保险公司和公共会计监管委员会。3月9日游说联盟给众院金融委员会委员夫兰克（Barney Frank）和民主党众议员巴策斯（Spencer Bachus）写了一封游说联盟全部成员签字确认的信函，呼吁议员利用听证机会解决公允价值这一棘手问题。议员肯卓斯（Kenjorshi）则在3月12日的听证会开场白中直接警告说“如果准则不调整，那么，国会也将会陷入这个准则门”。珀尔马特（Permutter）直接指责公允价值对经济下滑起到了雪上加霜（Exaggerating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相互影响日益深入，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准则亦成为了全球化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公允价值准则的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ASB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中的倡议，积极寻找解决应对公允价值面临的质疑与挑战，这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政治背景。
一、引言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为了应对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和恶化，美联储连续降息十余次，将基准利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金融机构极力诱使偿还能力较弱者参与的按揭贷款（Subprime Mortgage），进而助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为经济硬着陆带埋下了隐患。为了化解风险，美联储自2004年6月起17次上调基准利率至5.25%，然而利率的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第二大次按公司新世纪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因资金链断裂2007年3月13日被纽交所停牌，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8月贝尔斯登宣布停止赎回旗下的对冲基金，2008年3月贝尔斯登申请破产，在政府斡旋下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7日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9月14日，美洲银行以440亿美元收购美林。9月15日，雷曼宣布破产申请，袖手旁观的美国政府彻底击碎了“大而不倒”的市场幻想，货币市场陷入了崩溃的边缘。9月16日，美联储紧急宣布为陷入破产边缘的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持有其近80%股份，这标志着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进一步恶化。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为稳定自由落体的经济[1]，美国政府出手救援，包括注资和提供信贷援助[2]，但是到2011年8月为止，美国经济仍然徘徊在无就业复苏的十字路口。
二、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耦合：基于公允价值演进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允价值，我们有必要将视角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94年期间，美国发生了储蓄和贷款危机，约有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无力赔偿情况下，美国政府成立了重组信托基金（Resolution Trust Fund），耗资1000多亿美元解决贷款的危机。事后的分析发现，利率上升为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带来了灭顶之灾，尤其80%以上贷款为固定利率，但是存款却是浮动利率，当基准利率由1978年的7%开始上升到1982年的11%时，利率错配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1180亿美元；但是按照历史成本计量，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依然如故。实际上，这次危机的教训焦点集中在了历史成本上，掩盖了报表的风险，耽误了监管部门的拯救时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9月，SEC主席布雷登（Richard C.Breeden）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计量下的财务报告对于预防和事先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需要引入公允价值会计准则[3]。
（一）放宽公允价值的事实综述：政治因素的影响
通常而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时，政治家总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来推卸责任，这似乎成为美国由来已久的政治游戏范式。次贷危机亦是如此。2008年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共同将矛头焦点指向公允价值。美国银行协会（IIF）于2008年4月和9月，先后致信SEC和FASB，极力要求修改或者终止公允价值，以避免对实际状况良好的资产进行不必要的减计。2008年9月26日美国众议院否决救助法案（TARP）初稿后，9月30日60多名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团体致信SEC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敦促SEC暂停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伯南克也改变了初衷，指责金融行业不必采用这种“清仓大甩卖价格（Fire Sale）”进行计量。当天，SEC和FASB联合发布针对非活跃与理性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发布了指导意见，并不暂停使用公允价值。国会专门授予SEC对金融产品进行重分类的权利。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10月10日FASB出台了157-3修订版，但是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ABA）主席易林（Edward L.Yingling）似乎并不满意FASB所做的修改，呼吁继续向会计准则部门施压。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明确表示SEC主席背叛了公共利益，并强烈建议总统解除其职务。在10月22日SEC举行的市值计价圆桌会上，FDIC前主席伊萨克（William Isaac）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不仅应该放弃市值计价的条款，还应该改变准则制定的过程。并且认为其应用前提是市场具有价值发现功能，但市场失灵时市价无法反映公允价值。虽然近期努力修改相关条款，但还远远不够，而且为时已晚。
2009年3月12日召开的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金融机构代表直接将“逐市定价”称为“死亡螺旋”的发动机。众多“大人物”也向FASB施加了强大压力，包括前财长鲁宾，美国银行家协会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数十名众议员，都要求对FAS157的“逐市定价”准则进行修改。FDIC前主席伊萨克（William Isaac）公开宣称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导致众多银行不得不过多和不合理地减计资产，从而压缩了银行放贷规模，并引发经济震动，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众议院中甚至有人将暂停公允价值计量与反对金融救助方案的原因联系起来，部分国会议员认为修改公允价值准则可以直接节约纳税人的资源，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援助成本。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波纳（John A.Boehner）声明代表了这一主流观点：对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金融资产而言，繁重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已经恶化了信贷危机，改变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众议院共和党的首要任务。 SEC首席会计师赫维特（Conrad Hewitt）承认之前不断接到来自金融机构代表的游说电话，并与花旗和富国高管进行了面谈。FASB官员史密斯（Lawrence Smith）则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不考虑周围的压力。CFA下属的金融市场道德规范中心（CFMI）的财务报告政策小组主管凡尼根（Patrick Finnegan）表示CFA希望看到公允价值在目前尚未被要求运用到的领域（贷款和应收账款）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坚信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干预。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FASB不得不作出妥协和退让[4]。
一直以来，会计学者认为准则的中性特质，但是经济后果（Zeff，1978）提出引起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正是因为准则的经济后果性，各相关利益纷纷游说准则的制定、修改等环节，并对其施加压力，由此产生了会计寻租（雷光勇等，2001）。2009年初，31家银行、信用卡机构、联邦房屋贷款机构以及保险机构等组成了一个游说联盟，其宗旨是通过游说来影响和推动公允价值准则的调整，该联盟第一季度支出高达2760万美元。易林承认委派了至少4名说客推动两院金融委员会委员讨论和加速准则修改问题。2009年3月5日，曾分别收到ABA2500美元游说资金的珀尔马特（Perlmutter）和卢卡斯（Lucas）则提议从更广的范围对FASB监管，除了SEC之外，还应包括美联储、财政部，存款保险公司和公共会计监管委员会。3月9日游说联盟给众院金融委员会委员夫兰克（Barney Frank）和民主党众议员巴策斯（Spencer Bachus）写了一封游说联盟全部成员签字确认的信函，呼吁议员利用听证机会解决公允价值这一棘手问题。议员肯卓斯（Kenjorshi）则在3月12日的听证会开场白中直接警告说“如果准则不调整，那么，国会也将会陷入这个准则门”。珀尔马特（Permutter）直接指责公允价值对经济下滑起到了雪上加霜（Exagger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