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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国际冲突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国际冲突新闻传播四类研究路径：媒体—政策路径、批判路径、框架理论路径、受众研究路径。研究发现，国际冲突报道中，媒体倾向于使用意识形态方阵策略，受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影响，且报道内容意识形态倾向性明显。
关键词：国际冲突；新闻传播学研究；意识形态倾向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5-0036-02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2017年度招标课题项目“2017年西方主流媒体涉渝报道舆情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SISUHY016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美苏冷战，国际冲突一直是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新闻价值的显著性原则，国际冲突历来是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也较早进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1927年，作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等主要参战国的宣传策略进行了分析，将媒介对冲突的呈现归为一种“暴力管理”，并将之与现实政治相联系，点明了国际冲突中媒体报道的重要性。媒体关于国际冲突报道向不在冲突现场的受众传递相关信息，建构冲突中各行为主体的形象，引导国际舆论。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新闻传播研究者对于国际冲突议题的关注有限，但由于国际冲突一直是新聞媒体报道的重要对象，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时有更新。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将国内的国际冲突媒体呈现研究分为四类：一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依托“认同”这一概念，对政府、媒体或公民应在国际冲突报道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二是遵循建构主义路径，挖掘国际冲突报道背后的社会及文化意义，提倡在话语建构中构建新的身份、新的共同体；三是从新闻传播实务的角度为国际冲突报道提出策略性建议；四是沿袭批判主义传统，通过对具体国际冲突报道的分析，揭示权力及意识形态对报道的影响，呼吁读者进行协商式或对抗式解读[1]。四种研究中，第三类研究数量最多，但这类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语篇数量不够，使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性，难以推而广之；二是分析过程过于简单，缺乏理论基础，使分析结果欠缺科学性。
二、国外研究综述
根据国外研究所采用的不同理论基础，将这些研究分为不同路径的研究，如媒体—政策路径、批判路径、框架理论路径、受众研究路径等。
（一）媒体—政策路径研究
从媒体呈现角度研究美国公共政策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一条传统路径，它秉承实用主义精神，构成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支流。该路径代表人物有博索（Bosso）、林斯基（Linsky）、恩特曼（Entman）等[2]。这些学者着重研究大众传媒对公众意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国际冲突语境下，该路径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美国媒体对冲突的报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制定。此类研究通常与框架理论的心理学传统相联系，认为媒体对报道的架构方式影响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冲突的认知，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心理学色彩，也呈现出较为浓厚的美国经验主义色彩。
（二）批判路径研究
采取该路径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单纯以西方国家媒体为研究对象，另一种以西方国家媒体和非西方国家媒体共为研究对象，将二者作比较分析。前者通过选取一些冲突事件，对西方媒体关于冲突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暴露西方媒体建构现实所采用的二元对立视角，从而揭示西方新闻行业存在的偏见与倾向性，直指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因素。后者通过对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媒体进行比较研究，或是发掘非西方国家媒体积极的新闻传播实践对西方媒体话语权作出的解构，或是揭示非西方媒体堪忧的发展状况。其中，半岛电视台和非洲国家的一些国营媒体是最为常见的研究对象[3]。
（三）框架理论路径
在冲突报道中，常常涉及冲突起因界定、责任归咎、寻找解决方法等内容，记者会利用框架对这些内容进行有倾向性的建构，也正因如此，“框架在冲突报道中使用得尤为频繁”。媒体频繁使用报道框架，目的是使受众感受到冲突中己方的正义性。尤其在一些战争报道中，使用特定报道框架甚至可以赋予侵略行为合法性。冲突报道记者利用框架以特定方式架构信息，从而影响受众对冲突事件的理解。因此，依托框架理论研究冲突报道的文献数量繁多，这类研究一般是按照“识别框架—发现框架—探究框架”对受众影响这一程序展开的。按报道视角的不同，有的从描述冲突事实角度出发，有的从文化归因角度出发，形成了冷战框架、军事冲突框架、革命框架、恐怖主义框架等。
（四）受众研究路径
受众研究路径主要包含两种研究：一种是从民族学（ethnicity）视角出发，研究媒体对民族冲突的呈现，聚焦媒体使用对民族群体成员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与群内互动、群体传播相联系，关注媒体对群体心理以及集体行动的影响，具有社会心理学色彩。另一种研究着重探究冲突中的公众角色。研究认为，在全球恐怖主义与国际冲突背景下，西方公众通过某种身份认同动员，使自身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对西方媒体“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事实建构视角进行了消解与抵抗。在此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清晰地确立立场、建构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这种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积极的社会景观，点明了公众作为意义接收者和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4]。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公众转向为西方集体自我理解提供了后世俗的第一手经验证据，使人们意识到公众动员的持久生命力。”
三、结论
以上是对国际冲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简要分类，下面根据文献综述情况，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归纳。
（一）国际冲突报道中的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ical square）策略
国际冲突报道时常涉及对冲突主体及其行为的描述，尤其当冲突一方通过媒体描述其敌人时，新闻报道中存在大量话语偏见。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冲突报道时，媒体频繁使用意识形态方阵策略，建构敌人负面形象，将责任归咎于敌人一方。意识形态方阵是梵·迪克提出的一种话语策略，他指出，群体成员倾向于正面谈论或描写他们自己的群体，而对反对者、竞争者或敌对群体的建构则是负面的。梵·迪克将意识形态定义为社会群体共享的心理表征，用于服务特定群体利益。意识形态捍卫群体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话语实践，群体会利用话语系统地阐述本群体与其他群体（如统治群体、被统治群体或竞争性群体）的关系，强调“积极的我们”、淡化“消极的我们”，强调“消极的他们”、淡化“积极的他们”，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阵——一种基于群体关系认知偏差的话语表达策略。其中，“我们”“他们”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表征的语词。 （二）国际冲突报道的影响因素
有研究认为，在冲突报道议题上，媒体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一种政治控制竞赛，这表明了影响国际冲突报道的众多因素中，政治控制是處于主导地位的。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将国际冲突报道的影响因素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上，影响媒体国际冲突报道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控制、国家利益、社会与文化环境等。其中，政治控制的施控主体是国家政权或党派，政治控制是指国家内部几个权力集团对媒体报道的把控。在冲突报道中，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倾向于采用来自拥有强大权力消息源的信息，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对冲突报道的影响较大。中观上的影响因素有媒体所有权和商业利益。源于媒体所有权的控制会加剧内容同质化效应，源自商业利益驱动的市场竞争压力则可以减轻该效应。微观上，冲突报道内容可能会受到来自受众的影响，媒体会预设并迎合受众的喜好；冲突传播的形态与方式受传播技术制约；冲突报道的具体架构方式受消息来源、记者个体价值观的影响较大。
（三）国际冲突报道的意识形态化倾向
冲突报道受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显著。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GUMG）的菲洛和巴瑞（Philo & Berry）认为，一旦观点与利益相联系，那么观点即代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在国际冲突报道中，政治意识形态对美国媒体报道起支配作用。乔姆斯基指出，“这些意识形态概念作为事实的分析框架或解释范式，框定（frame）、规范了新闻的价值标准（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新闻的事件选择（说什么事件、不说什么事件）及新闻叙述的先后顺序（先说什么内容、后说什么内容）”，从多方面影响新闻报道。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冲突报道的影响之外，国际冲突报道还显现出了文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媒体报道通常给国际冲突赋予浓厚的文化价值色彩，冲突事件的定性是冲突双方媒体根据各自的价值尺度规定的，目的是为本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及行动制造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界说，从而使旨在追求利益与权力的国际政治军事之争转化为神圣的文化诉求。”
四、结语
国际冲突报道中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对国际冲突本身的剧烈程度形成反哺作用，“强调我们好的地方”“强调他们坏的地方”无疑加剧了冲突双方国家受众对于对方的恶意和仇视。可见，国际冲突报道对于主体间性的关注基本是缺失的，相比之下，本文中的批判研究路径和受众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能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冲突本身转移到对个体的人文关怀上来，也可算作新闻传播学研究对于国际冲突的缓解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一淇.话语策略与国家认同[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2] 连彦乐.英美主流媒体如何在国际冲突中谋求“重叠共识”[D].杭州：浙江大学，2013.
[3] 李希光.谁在设置我们的国际冲突报道框架——一些媒体国际冲突报道议题设计与框架选择分析[J].中国记者，2002（09）：16-18.
[4] 罗以澄，司景新.制造认同：大众传媒对国际冲突的再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01）：58-63，95.
作者简介：李青昱（1992—），女，吉林长春人，博士，三级文学编辑，研究方向：国际传播。
关键词：国际冲突；新闻传播学研究；意识形态倾向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5-0036-02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2017年度招标课题项目“2017年西方主流媒体涉渝报道舆情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SISUHY016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美苏冷战，国际冲突一直是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新闻价值的显著性原则，国际冲突历来是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也较早进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1927年，作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等主要参战国的宣传策略进行了分析，将媒介对冲突的呈现归为一种“暴力管理”，并将之与现实政治相联系，点明了国际冲突中媒体报道的重要性。媒体关于国际冲突报道向不在冲突现场的受众传递相关信息，建构冲突中各行为主体的形象，引导国际舆论。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新闻传播研究者对于国际冲突议题的关注有限，但由于国际冲突一直是新聞媒体报道的重要对象，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时有更新。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将国内的国际冲突媒体呈现研究分为四类：一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依托“认同”这一概念，对政府、媒体或公民应在国际冲突报道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二是遵循建构主义路径，挖掘国际冲突报道背后的社会及文化意义，提倡在话语建构中构建新的身份、新的共同体；三是从新闻传播实务的角度为国际冲突报道提出策略性建议；四是沿袭批判主义传统，通过对具体国际冲突报道的分析，揭示权力及意识形态对报道的影响，呼吁读者进行协商式或对抗式解读[1]。四种研究中，第三类研究数量最多，但这类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语篇数量不够，使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性，难以推而广之；二是分析过程过于简单，缺乏理论基础，使分析结果欠缺科学性。
二、国外研究综述
根据国外研究所采用的不同理论基础，将这些研究分为不同路径的研究，如媒体—政策路径、批判路径、框架理论路径、受众研究路径等。
（一）媒体—政策路径研究
从媒体呈现角度研究美国公共政策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一条传统路径，它秉承实用主义精神，构成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支流。该路径代表人物有博索（Bosso）、林斯基（Linsky）、恩特曼（Entman）等[2]。这些学者着重研究大众传媒对公众意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国际冲突语境下，该路径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美国媒体对冲突的报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制定。此类研究通常与框架理论的心理学传统相联系，认为媒体对报道的架构方式影响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冲突的认知，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心理学色彩，也呈现出较为浓厚的美国经验主义色彩。
（二）批判路径研究
采取该路径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单纯以西方国家媒体为研究对象，另一种以西方国家媒体和非西方国家媒体共为研究对象，将二者作比较分析。前者通过选取一些冲突事件，对西方媒体关于冲突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暴露西方媒体建构现实所采用的二元对立视角，从而揭示西方新闻行业存在的偏见与倾向性，直指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因素。后者通过对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媒体进行比较研究，或是发掘非西方国家媒体积极的新闻传播实践对西方媒体话语权作出的解构，或是揭示非西方媒体堪忧的发展状况。其中，半岛电视台和非洲国家的一些国营媒体是最为常见的研究对象[3]。
（三）框架理论路径
在冲突报道中，常常涉及冲突起因界定、责任归咎、寻找解决方法等内容，记者会利用框架对这些内容进行有倾向性的建构，也正因如此，“框架在冲突报道中使用得尤为频繁”。媒体频繁使用报道框架，目的是使受众感受到冲突中己方的正义性。尤其在一些战争报道中，使用特定报道框架甚至可以赋予侵略行为合法性。冲突报道记者利用框架以特定方式架构信息，从而影响受众对冲突事件的理解。因此，依托框架理论研究冲突报道的文献数量繁多，这类研究一般是按照“识别框架—发现框架—探究框架”对受众影响这一程序展开的。按报道视角的不同，有的从描述冲突事实角度出发，有的从文化归因角度出发，形成了冷战框架、军事冲突框架、革命框架、恐怖主义框架等。
（四）受众研究路径
受众研究路径主要包含两种研究：一种是从民族学（ethnicity）视角出发，研究媒体对民族冲突的呈现，聚焦媒体使用对民族群体成员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与群内互动、群体传播相联系，关注媒体对群体心理以及集体行动的影响，具有社会心理学色彩。另一种研究着重探究冲突中的公众角色。研究认为，在全球恐怖主义与国际冲突背景下，西方公众通过某种身份认同动员，使自身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对西方媒体“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事实建构视角进行了消解与抵抗。在此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清晰地确立立场、建构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这种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积极的社会景观，点明了公众作为意义接收者和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4]。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公众转向为西方集体自我理解提供了后世俗的第一手经验证据，使人们意识到公众动员的持久生命力。”
三、结论
以上是对国际冲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简要分类，下面根据文献综述情况，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归纳。
（一）国际冲突报道中的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ical square）策略
国际冲突报道时常涉及对冲突主体及其行为的描述，尤其当冲突一方通过媒体描述其敌人时，新闻报道中存在大量话语偏见。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冲突报道时，媒体频繁使用意识形态方阵策略，建构敌人负面形象，将责任归咎于敌人一方。意识形态方阵是梵·迪克提出的一种话语策略，他指出，群体成员倾向于正面谈论或描写他们自己的群体，而对反对者、竞争者或敌对群体的建构则是负面的。梵·迪克将意识形态定义为社会群体共享的心理表征，用于服务特定群体利益。意识形态捍卫群体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话语实践，群体会利用话语系统地阐述本群体与其他群体（如统治群体、被统治群体或竞争性群体）的关系，强调“积极的我们”、淡化“消极的我们”，强调“消极的他们”、淡化“积极的他们”，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阵——一种基于群体关系认知偏差的话语表达策略。其中，“我们”“他们”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表征的语词。 （二）国际冲突报道的影响因素
有研究认为，在冲突报道议题上，媒体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一种政治控制竞赛，这表明了影响国际冲突报道的众多因素中，政治控制是處于主导地位的。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将国际冲突报道的影响因素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上，影响媒体国际冲突报道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控制、国家利益、社会与文化环境等。其中，政治控制的施控主体是国家政权或党派，政治控制是指国家内部几个权力集团对媒体报道的把控。在冲突报道中，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倾向于采用来自拥有强大权力消息源的信息，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对冲突报道的影响较大。中观上的影响因素有媒体所有权和商业利益。源于媒体所有权的控制会加剧内容同质化效应，源自商业利益驱动的市场竞争压力则可以减轻该效应。微观上，冲突报道内容可能会受到来自受众的影响，媒体会预设并迎合受众的喜好；冲突传播的形态与方式受传播技术制约；冲突报道的具体架构方式受消息来源、记者个体价值观的影响较大。
（三）国际冲突报道的意识形态化倾向
冲突报道受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显著。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GUMG）的菲洛和巴瑞（Philo & Berry）认为，一旦观点与利益相联系，那么观点即代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在国际冲突报道中，政治意识形态对美国媒体报道起支配作用。乔姆斯基指出，“这些意识形态概念作为事实的分析框架或解释范式，框定（frame）、规范了新闻的价值标准（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新闻的事件选择（说什么事件、不说什么事件）及新闻叙述的先后顺序（先说什么内容、后说什么内容）”，从多方面影响新闻报道。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冲突报道的影响之外，国际冲突报道还显现出了文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媒体报道通常给国际冲突赋予浓厚的文化价值色彩，冲突事件的定性是冲突双方媒体根据各自的价值尺度规定的，目的是为本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及行动制造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界说，从而使旨在追求利益与权力的国际政治军事之争转化为神圣的文化诉求。”
四、结语
国际冲突报道中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对国际冲突本身的剧烈程度形成反哺作用，“强调我们好的地方”“强调他们坏的地方”无疑加剧了冲突双方国家受众对于对方的恶意和仇视。可见，国际冲突报道对于主体间性的关注基本是缺失的，相比之下，本文中的批判研究路径和受众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能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冲突本身转移到对个体的人文关怀上来，也可算作新闻传播学研究对于国际冲突的缓解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一淇.话语策略与国家认同[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2] 连彦乐.英美主流媒体如何在国际冲突中谋求“重叠共识”[D].杭州：浙江大学，2013.
[3] 李希光.谁在设置我们的国际冲突报道框架——一些媒体国际冲突报道议题设计与框架选择分析[J].中国记者，2002（09）：16-18.
[4] 罗以澄，司景新.制造认同：大众传媒对国际冲突的再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01）：58-63，95.
作者简介：李青昱（1992—），女，吉林长春人，博士，三级文学编辑，研究方向：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