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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子傅聪,当今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当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于1959年前后出走英国,这不但让傅雷在政治上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也让这对父子从此天涯远隔。
傅聪出生于1934年,他是个幸运儿,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1954年8月,傅聪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
历史的误会
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傅雷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其挚友周煦良教授却时常来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曾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那次我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最终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出走,不是叛国
傅聪出走之后,本来家书频繁、借笔长谈的父子俩,断绝了消息。后来经过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断了10个月的通信联系终于又恢复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此,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傅聪来到伦敦之后,记者们蜂拥而来,他闭门不见。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开始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亲在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地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6万余字,订成一本”,远渡关山,寄到儿子手中。
然而,1964年傅聪的一封信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他决定加入英国籍,因他是钢琴家,一年到头要“跑码头”,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诸多不便。傅聪把此事告知父亲,傅雷心乱如麻,几个月不给傅聪回信。后来,直到傅聪的长子凌霄出生,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
1965年5月,傅聪路过香港,终于打通了离家后的第一个长途电话。那天,是妈妈接的电话。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双方都激动万分。傅雷在家书中这么写道: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4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离世唯一的表达方式。
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这次回来,傅聪住了10天。这10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20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摘自《解读傅雷一家》金城出版社
傅聪出生于1934年,他是个幸运儿,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1954年8月,傅聪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
历史的误会
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傅雷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其挚友周煦良教授却时常来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曾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那次我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最终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出走,不是叛国
傅聪出走之后,本来家书频繁、借笔长谈的父子俩,断绝了消息。后来经过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断了10个月的通信联系终于又恢复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此,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傅聪来到伦敦之后,记者们蜂拥而来,他闭门不见。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开始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亲在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地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6万余字,订成一本”,远渡关山,寄到儿子手中。
然而,1964年傅聪的一封信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他决定加入英国籍,因他是钢琴家,一年到头要“跑码头”,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诸多不便。傅聪把此事告知父亲,傅雷心乱如麻,几个月不给傅聪回信。后来,直到傅聪的长子凌霄出生,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
1965年5月,傅聪路过香港,终于打通了离家后的第一个长途电话。那天,是妈妈接的电话。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双方都激动万分。傅雷在家书中这么写道: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4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离世唯一的表达方式。
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这次回来,傅聪住了10天。这10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20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摘自《解读傅雷一家》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