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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伤文学是一种来自于作家切身体验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后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美国的创伤文学作品在其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再现了战争创伤社会现状和人们的心理状况，而中国璀璨的文化中，创伤题材的作品也数不胜数，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视野下研究中国创伤文学，通过分析创伤主体的经验，着重从其主要来源，创作主题，写作手法几个方面进行解剖，结合了华夏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来说明，并与美国创伤文学主题进行对比，突出中国创伤文学的特点和社会意义，寻找创伤体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 创伤文学 中国文化 儒道思想 政治伦理结构
一、创伤文学中作者创伤的来源——政治失意，仕途不顺
中国古代创伤文学中刺激文人创作的原因有王朝更替，社会的动荡， 个人政治失意等等，其中大多数创伤之作的来源都是政治失意，文人怀才不遇。而与之相比较，西方创伤文学，尤其是美国创伤文学的主要来源则是战乱。这种差异都与文化休戚相关。
美国创伤文学的创伤大多来自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参战士兵和退伍老兵的战争创伤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一战期间纳粹大屠杀对犹太人造成的创伤成为社会公共话语和大学人文研究的焦点。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文人政治失意下的创伤之作。中国古代历来诗词歌赋均有创伤之作。从早期的先秦文学开始，楚辞中屈原的《离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两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多是文人士子，先后受儒释道思想影响。文人士子是社会政治的中心，儒家讲积极入世，讲“有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当这批人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一生颠沛流离坎坷不安时，定会激发他们创作的热情与灵感，但是，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造就的创伤文学，倾向于温婉中庸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和伤心绝望，而不是陡峭凌冽的表达，文人善于内在的转化和消化，外在的避世以求修身养性，以求天人合一。所以作品中虽然也纪实宣泄，也讽刺醒世，但缺少西方文学作品中彻底的悲剧，缺少对于真善美的颠覆与粉碎， 而多是悲怨的情怀，一种有节制的宣泄。
追其原因，与中国的农耕文明息息相关。胡适先生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华夏子孙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农耕文明下的安贫乐道和以安息为本位的文化形态，农业社会以土地和天气为绝对依赖，天灾人祸使得人们建立起一套以天地为基础的和谐宇宙自然观，这就决定一种“求和心态”。而帝王在制定“礼数”时常拉“天”来作保护伞，为礼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这就有了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求和”的影响，使得文人在性格上柔顺灵活，缺乏对个性独立的执着追求，不善走极端，单纯希望通过口头的怨与对象交流，引发注意与回应，来改变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最终消除心中的怨，获得心理平衡。导致创伤文学作品多悲悯伤怀，来发泄怨气。
冯友兰先生曾经概括中国哲学为“既入世而又出世”，这其实是种儒道思想的结合，这两大中国思想瑰宝以不同的方式对文人的心理结构产生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深远影响。作品中也多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中庸之道也与老子的祸兮福兮之说一脉相承，这在中国人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
政治失意后的中国文人，因其所奉行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使他们很容易在政治上不得志时趋向于佛教和道教。道家思想中有一种隐逸文化，这也是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不去主动突破，面对残酷的现实，主张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此时文人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所以创伤之作多入世受阻则选择出世，寄情于山水，诗词婉转，意象遥远，低回要眇。
二、创伤文学的主题——革命写作，为政治服务
与美国创伤作品多产的时期相对应，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深受战争的影响，二者相似之处都是表达战争带给人的创伤主题，包括战争本身造成的肉体伤亡和还有非硝烟所造成的伤害——心理创伤。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中，中国又因为整个国际冷战背景的关系，被纳入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制中，作家创作备受限制，文学多为政治服务，充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写作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能找到例子。
这个时期的中国创伤文学的创作基本屈从于主流文化，题材，人物形象均存在“革命”的影子，作家多多少少都带有革命英雄的情节。这又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文化当中去。
中国的政治伦理结构是一个君臣父子的“十字架”结构。两大母亲河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人们选择依水而居，以村落形式进行管理，后来发展为了姓氏管理的村落文明，最后衍化为后来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和一种“血亲文化”。在这两种制度的交织影响下，父权文化以及一种文化恋父情结就滋生繁衍开来。而一直熏陶中国人的“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纲常教义的核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使得这种父权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所以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父权和君权的崇拜。革命战争的背景下，革命英雄情结便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使得作家们纷纷塑造了一批父权色彩的“伟大领袖，革命导师，革命英雄”等等光辉形象，来作为整个中国人民的“精神父亲”。
而美国创伤文学，以“迷惘一代”为例，作品中多以青年为主人公，以青年人生活为题材，通过青年人易塑的性格和活跃的行动来传达作者的认识经验和感情。此外美国创伤作品则出现一批“硬汉形象”。战乱后人民心理上遭遇重创，人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批判黑暗面的同时，很多人开始质疑信仰，缺乏个人归属感，而西方国家很多受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对于个人英雄很是崇拜，在加上《圣经》中耶稣代众人受苦，受难后又能以超人毅力不惜千辛万苦实现追求的描述，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这种英雄崇拜情结。于是文学作品中就出现很多敢于斗争，敢于突破的，“在重压之下保持优雅风度“的英雄式人物，歌颂英雄，借以探索人与宇宙的关系，探讨人是否能够把握自我命运的问题。英雄的幻想是作家在创伤后的一种自我满足，也是振奋整个民族心，摆脱苦恼的方式。 当然，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有英雄人物的塑造，但是略有不同。比如说有些拯救苦难，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往往是兼有文人的身份。这又回到了我们文化中儒家倡导的“入世”思想。传统官员选拔制度下导致文人在统治政权中占有很大位置，为君主出谋划策，提供政治纲领，这是宦途得意，发家耀门，在整个民族或许话语权的途径。其次，华夏文化是一种主静不主动，尚守成而乏进取的农耕民族，在抒发压抑，与世抗争中，往往会受到儒家，法家思想中“杀身成仁”，“以身取义”的牺牲观念，人物抱以“正义必胜”的心理，往往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将愤怒喷发，例如很多“杀仇人而后自尽”的情节，借以牵动全局的社会效应。
三、写作手法——山水言志，意约委婉
遭遇创伤后，中国文化下的古代文人志士由对现实世界的执着到极度失望，然后选择自我排解，自我审视与再认识，选择寄情山水，上升至道家的“出世”情怀，求隐逸修身，如按照陆王心学的说法，养心怡德。也有的转向神灵世界，探索玄之又玄的宗教。于是乎有了很多以山水为载体言志表情，传达“诗心”“文心”的诗词，和从宗教理念出发探索人与自然的文化典籍。意境深远或出其不意，取情取景打造立体感，新奇的比喻、象征和联想，丰茂的辞藻等都是诗词歌赋中常用的手法。整体可概括为“意约辞婉，居约致弘，文质并重，情景交融，重气势，重兴会，重神韵”的特点。
再看现当代创伤文学作品，比如说文革小说，文革的摧残有如作家的切肤之痛，文革后作品依然可见浓重的传统文学叙事色彩，结构单一，结局总比开端好，因祸得福的大团圆机构，批判现实的同时并没有深入思考文革悲剧形成的原因。这与一直贯穿中国文化的农耕文明，政治结构，“和”的观念息息相关。文革这些作品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作品对五四传统的继承，而在于它们对中国传统的回归。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宣泄了感情，更给了文革一种在传统框架内可以接受的阐释。文革“有了一个说法”，人们的心灵才能稍稍平静一点。换句话说，内嵌于文学叙事中的“传统结构”，正是急于医治文革造成的精神创伤的人们所需要的。
西方创伤作品中我们常常发现怀疑、背叛和痛苦，但最后却总能在回归传统中，通过将传统的信念编织进文学叙述，让读者感受到宗教教义所提供的温暖、安全和慈爱。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辛格告诉我们，即使处在一个充满魔鬼的世界中，仍然不要忘记信仰上帝；也只有像吉姆佩尔那样，犹太人才能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中勇敢的生活下去。
而美国20世纪的文学，很多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整体是一部悲剧史。自我、本我、超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本我位于心理的底层，是永远无法认识，毫无理性的，无法控制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盲目地追求满足。所以创伤作品整体弥漫着一种无助和迷茫。这种影响下的作者认为人无法认识自我，或选择直面创伤，或选择以迷惘漫无目的消极方式应对，上升到作品中即出现很多荒诞，夸张和极端的情节。比如说创伤叙事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后现代叙事技术，主要有逻辑方面的黑色幽默，潜文本，元叙事，涂抹，延宕，闪回，时空交错；语言方面的梦语疯语，视角转换，语言游戏等。
参考文献：
[1]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陶洁.灯下西窗——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李中华.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5]虞建华.美国文学的二次繁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张骏翚.试论隐逸文化对文学之影响[N].乐山师范学院学，2002.12.Vol.17，No.6.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关键词 创伤文学 中国文化 儒道思想 政治伦理结构
一、创伤文学中作者创伤的来源——政治失意，仕途不顺
中国古代创伤文学中刺激文人创作的原因有王朝更替，社会的动荡， 个人政治失意等等，其中大多数创伤之作的来源都是政治失意，文人怀才不遇。而与之相比较，西方创伤文学，尤其是美国创伤文学的主要来源则是战乱。这种差异都与文化休戚相关。
美国创伤文学的创伤大多来自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参战士兵和退伍老兵的战争创伤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一战期间纳粹大屠杀对犹太人造成的创伤成为社会公共话语和大学人文研究的焦点。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文人政治失意下的创伤之作。中国古代历来诗词歌赋均有创伤之作。从早期的先秦文学开始，楚辞中屈原的《离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两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多是文人士子，先后受儒释道思想影响。文人士子是社会政治的中心，儒家讲积极入世，讲“有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当这批人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一生颠沛流离坎坷不安时，定会激发他们创作的热情与灵感，但是，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造就的创伤文学，倾向于温婉中庸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和伤心绝望，而不是陡峭凌冽的表达，文人善于内在的转化和消化，外在的避世以求修身养性，以求天人合一。所以作品中虽然也纪实宣泄，也讽刺醒世，但缺少西方文学作品中彻底的悲剧，缺少对于真善美的颠覆与粉碎， 而多是悲怨的情怀，一种有节制的宣泄。
追其原因，与中国的农耕文明息息相关。胡适先生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华夏子孙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农耕文明下的安贫乐道和以安息为本位的文化形态，农业社会以土地和天气为绝对依赖，天灾人祸使得人们建立起一套以天地为基础的和谐宇宙自然观，这就决定一种“求和心态”。而帝王在制定“礼数”时常拉“天”来作保护伞，为礼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这就有了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求和”的影响，使得文人在性格上柔顺灵活，缺乏对个性独立的执着追求，不善走极端，单纯希望通过口头的怨与对象交流，引发注意与回应，来改变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最终消除心中的怨，获得心理平衡。导致创伤文学作品多悲悯伤怀，来发泄怨气。
冯友兰先生曾经概括中国哲学为“既入世而又出世”，这其实是种儒道思想的结合，这两大中国思想瑰宝以不同的方式对文人的心理结构产生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深远影响。作品中也多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中庸之道也与老子的祸兮福兮之说一脉相承，这在中国人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
政治失意后的中国文人，因其所奉行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使他们很容易在政治上不得志时趋向于佛教和道教。道家思想中有一种隐逸文化，这也是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不去主动突破，面对残酷的现实，主张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此时文人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所以创伤之作多入世受阻则选择出世，寄情于山水，诗词婉转，意象遥远，低回要眇。
二、创伤文学的主题——革命写作，为政治服务
与美国创伤作品多产的时期相对应，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深受战争的影响，二者相似之处都是表达战争带给人的创伤主题，包括战争本身造成的肉体伤亡和还有非硝烟所造成的伤害——心理创伤。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中，中国又因为整个国际冷战背景的关系，被纳入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制中，作家创作备受限制，文学多为政治服务，充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写作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能找到例子。
这个时期的中国创伤文学的创作基本屈从于主流文化，题材，人物形象均存在“革命”的影子，作家多多少少都带有革命英雄的情节。这又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文化当中去。
中国的政治伦理结构是一个君臣父子的“十字架”结构。两大母亲河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人们选择依水而居，以村落形式进行管理，后来发展为了姓氏管理的村落文明，最后衍化为后来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和一种“血亲文化”。在这两种制度的交织影响下，父权文化以及一种文化恋父情结就滋生繁衍开来。而一直熏陶中国人的“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纲常教义的核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使得这种父权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所以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父权和君权的崇拜。革命战争的背景下，革命英雄情结便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使得作家们纷纷塑造了一批父权色彩的“伟大领袖，革命导师，革命英雄”等等光辉形象，来作为整个中国人民的“精神父亲”。
而美国创伤文学，以“迷惘一代”为例，作品中多以青年为主人公，以青年人生活为题材，通过青年人易塑的性格和活跃的行动来传达作者的认识经验和感情。此外美国创伤作品则出现一批“硬汉形象”。战乱后人民心理上遭遇重创，人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批判黑暗面的同时，很多人开始质疑信仰，缺乏个人归属感，而西方国家很多受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对于个人英雄很是崇拜，在加上《圣经》中耶稣代众人受苦，受难后又能以超人毅力不惜千辛万苦实现追求的描述，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这种英雄崇拜情结。于是文学作品中就出现很多敢于斗争，敢于突破的，“在重压之下保持优雅风度“的英雄式人物，歌颂英雄，借以探索人与宇宙的关系，探讨人是否能够把握自我命运的问题。英雄的幻想是作家在创伤后的一种自我满足，也是振奋整个民族心，摆脱苦恼的方式。 当然，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有英雄人物的塑造，但是略有不同。比如说有些拯救苦难，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往往是兼有文人的身份。这又回到了我们文化中儒家倡导的“入世”思想。传统官员选拔制度下导致文人在统治政权中占有很大位置，为君主出谋划策，提供政治纲领，这是宦途得意，发家耀门，在整个民族或许话语权的途径。其次，华夏文化是一种主静不主动，尚守成而乏进取的农耕民族，在抒发压抑，与世抗争中，往往会受到儒家，法家思想中“杀身成仁”，“以身取义”的牺牲观念，人物抱以“正义必胜”的心理，往往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将愤怒喷发，例如很多“杀仇人而后自尽”的情节，借以牵动全局的社会效应。
三、写作手法——山水言志，意约委婉
遭遇创伤后，中国文化下的古代文人志士由对现实世界的执着到极度失望，然后选择自我排解，自我审视与再认识，选择寄情山水，上升至道家的“出世”情怀，求隐逸修身，如按照陆王心学的说法，养心怡德。也有的转向神灵世界，探索玄之又玄的宗教。于是乎有了很多以山水为载体言志表情，传达“诗心”“文心”的诗词，和从宗教理念出发探索人与自然的文化典籍。意境深远或出其不意，取情取景打造立体感，新奇的比喻、象征和联想，丰茂的辞藻等都是诗词歌赋中常用的手法。整体可概括为“意约辞婉，居约致弘，文质并重，情景交融，重气势，重兴会，重神韵”的特点。
再看现当代创伤文学作品，比如说文革小说，文革的摧残有如作家的切肤之痛，文革后作品依然可见浓重的传统文学叙事色彩，结构单一，结局总比开端好，因祸得福的大团圆机构，批判现实的同时并没有深入思考文革悲剧形成的原因。这与一直贯穿中国文化的农耕文明，政治结构，“和”的观念息息相关。文革这些作品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作品对五四传统的继承，而在于它们对中国传统的回归。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宣泄了感情，更给了文革一种在传统框架内可以接受的阐释。文革“有了一个说法”，人们的心灵才能稍稍平静一点。换句话说，内嵌于文学叙事中的“传统结构”，正是急于医治文革造成的精神创伤的人们所需要的。
西方创伤作品中我们常常发现怀疑、背叛和痛苦，但最后却总能在回归传统中，通过将传统的信念编织进文学叙述，让读者感受到宗教教义所提供的温暖、安全和慈爱。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辛格告诉我们，即使处在一个充满魔鬼的世界中，仍然不要忘记信仰上帝；也只有像吉姆佩尔那样，犹太人才能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中勇敢的生活下去。
而美国20世纪的文学，很多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整体是一部悲剧史。自我、本我、超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本我位于心理的底层，是永远无法认识，毫无理性的，无法控制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盲目地追求满足。所以创伤作品整体弥漫着一种无助和迷茫。这种影响下的作者认为人无法认识自我，或选择直面创伤，或选择以迷惘漫无目的消极方式应对，上升到作品中即出现很多荒诞，夸张和极端的情节。比如说创伤叙事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后现代叙事技术，主要有逻辑方面的黑色幽默，潜文本，元叙事，涂抹，延宕，闪回，时空交错；语言方面的梦语疯语，视角转换，语言游戏等。
参考文献：
[1]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陶洁.灯下西窗——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李中华.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5]虞建华.美国文学的二次繁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张骏翚.试论隐逸文化对文学之影响[N].乐山师范学院学，2002.12.Vol.17，No.6.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