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最伟大的画家是天气

　　中国朋友一听说我住在荷兰，十有八九会说，那里风景优美。稍懂艺术的还会脱口而出个“伦勃朗”或“梵高”。起初我没觉得这评论有何英明之处，毕竟我在荷兰呆久了，一来审美疲劳，二来知道荷兰有不少比其风景和画作更引人注目的长处。可当我对荷兰这小国寡民居然孕育了如此之多令世界瞩目的艺术巨匠感到不解时才意识到，中国朋友们无意中“点了穴”。还别说，在荷兰如画的自然风景和云集的绘画大师之间真存在着因果关系。
　　细想起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不是伦勃朗或梵高，而是其多雨的天气。一年四季，除了夏天的数得过来的艳阳月，隔三岔五的，不是刮风就是下雨，要不就是又刮风又下雨，不是瓢泼大雨就是绵绵阴雨。哪天太阳赏光露个面，大家就跟天上出馅饼似的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赶紧享受那白驹过隙的阳光。
　　丰富过头的雨水把天地间万物冲刷得干干净净，显露其万紫千红的本色。绿油油的草地上黑白相间的奶牛们悠闲地吃草;贯穿南北的花田里郁金香含苞欲放;绿水浮着洁白的天鹅曲项朝天歌;北海的滔天骇浪将一队队商船送至地球东西南北的每个犄角旮旯，圆着他们的发家致富梦;漆黑的夜晚被忽明忽暗的微光所点缀，神秘又祥和，那是海上灯塔的火焰，点燃着漂泊于浪尖峰谷之间的水手及其留守岸边的妻儿对渔船满载而归的希望之火。
　　无休无止的雨水冲刷着荷兰，使各式美景映入人们的眼帘，培育他们的美感。从天而降的水使荷兰人祖祖辈辈、年复一年地观察和发现着陆地、海洋、天上、地下的缤纷色彩，孕育着他们对光与色的敏感和热爱。
　　所见即所得。荷兰人将姹紫嫣红镶嵌于其脑中之时，即他们渴望将之付诸画布之日。

钟情绘画自有其隐情

　　历史上荷兰和中国都有过黄金时代，比如荷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又比如中国的唐朝。但与尤其以诗歌见长的唐朝不同，将黄金时代的荷兰纳入世界艺术版图是绘画。伦勃朗、维米尔、斯蒂恩的名字对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来说都如雷贯耳。命运似乎选择了绘画而不是文学，来与荷兰黄金时代的经济媲美。在这一点上，荷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看，意大利的黄金时代之一——文艺复兴，也催生了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和彼特拉克的《歌本》等，是任何一本文学史上都少不了的一笔。同样，英国、法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之一——启蒙运动，也孕育了举世瞩目的诗人和作家。荷兰的土地，从海里捞出来的也好，原生态的也罢，均适于种花。同理，荷兰黄金时代的环境，形成了适于绘画的土壤。
　　要想撰写和阅读诗歌或小说，得有语言，而荷兰的问题就出在这儿。直到18世纪都没有标准统一的荷兰语。没人知道一个字到底该怎么写。直到1796年，荷兰的莱顿大学才有了第一位荷兰语教授。法国则早在1635年就建立了法兰西学院，规范了法语。当然，法国和公元前200多年就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中国又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当时荷兰商人做生意用法语、英语和德语。学校授课用拉丁语和法语。南方人说法语，北方人说荷兰语，而这个荷兰语又像是后娘养的，颇受官方语言法语的排挤。
　　在荷兰，黄金时代是许多“普通”市民或称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人不用有高学历就能赚大钱和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旦腰包鼓了，他们就想显摆一下。显摆方式之首选就是家中墙上挂张油画。不管这些人会不会说法语和拉丁语，甚至上没上过学，不管他们来自法语区南方还是荷兰语区北方，只要长着眼睛，就能欣赏油画。
　　当时只有权贵才能送孩子上学，这些孩子长大了才能读诗书，所以文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少数的上层社会精英，而绘画则能给更多人带来享受。那时荷兰是欧洲率先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而绘画则比特权阶层的文学更亲民一些。在这一点上，荷兰也是独一份。
　　中国、法国和英国，在鼎盛时期能见证文学之姹紫嫣红，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大家都会说都会用的统一标准语言。在荷兰的黄金时代，经济发展超前于语言规范和教育，所以先富裕起来的商人市民相比于诗词歌赋，更能从绘画中得到愉悦。由此看来，那个时代选择了绘画来表达普通市民的获得感和汗水换来的幸福之情，就顺理成章了。

买画是享受经商成果的首选

　　埃及人建了金字塔，希腊人盖了众多神庙，罗马人立了万神殿等，法国人有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等，英国人有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等。虽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大坝上的宫殿是一颗建筑学瑰宝，但外国人一提起荷兰黄金时代的文化遗产，可能第一并惟一想到的就是绘画。荷兰建筑正如荷兰文学，在其绘画面前小巫见大巫。
　　使一个时代的建筑驰名世界的不光是其高超的工艺，更是其庞大的规模，而荷兰建筑之短板就在于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荷兰黄金时代建筑师为后人留下的瑰宝都和上述外国不在一个维度上。
　　人们通常用“壮观”来赞美一座建筑，指的就是其规模。有点意思。以上列举的外国建筑虽然风格各异，可有一共同特征，那就是庞大。盖这样的建筑所需的资金和时间可比画一幅或几幅画多了去了。教堂一建就八百年完不了工，古堡一盖就两百年齐不了活，这种情况司空见惯。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是玩不转这类工程的。举目望去，能担负此重任的，不是教会就是皇家。
　　而荷兰黄金时代的主力军是崛起的市民商贾。他们有各自的利益和诉求，虽然能集资造船，派往亚洲去搞香料生意，但他们都以股票的形式把自己的投入和产出界定得一清二楚，泾渭分明。这样的商人，无论如何富可敌国，也缺少财力和能力来组织建造像罗马的万神殿或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宫那样的雄伟建筑。商人可以筹资在阿姆斯特丹盖一座大坝上的宫殿，但不能像希腊和罗马人那样用浩如繁星的类似建筑来美化整个国家。当然了，荷兰人也不想这么做。
　　宏伟壮观的建筑不外乎两个功能。一是敬神，比如宙斯神殿和巴黎圣母院;二是尽显权力的至高无上，比如凡尔赛宫和威斯敏斯特宫。黄金时代的清教徒市民商人对这两个功能都兴趣索然。新教徒的捣毁圣像运动把现有天主教堂富丽堂皇的装饰都给砸了个稀巴烂，更不会再花钱盖新的金碧辉煌的建筑了。另外，荷兰是共和国（直到19世纪才成为王国），指望不上皇家给他们出资建宫殿。
　　简而言之，黄金时代的荷兰人不能也不想盖许多雄伟壮观的建筑。这些市民商人就想有一所自己住的房子。它可以宽敞，可以装潢精美，但是，它没必要跟凡尔赛城堡那样有七百个房间。掂量来掂量去，购置油画是荷兰人享受经商成果的首选。有需求就有供应。在市场机制的刺激下，黄金时代的绘画卯足了劲直冲云霄，水平登峰造极;数百年后，随着梵高和蒙德里安的出现，后继有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