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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危托孤，江姐想到了丈夫的结发妻
提起江姐，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气壮山河、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但人们对江姐真实的情感生活，却知之甚少。
大家通过《红岩》可以知道，江姐的丈夫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彭松涛），其实，彭咏梧在与江姐结合之前，已在老家云阳有个结发妻子，名叫谭政烈，人称幺姐，两人育有一子，名叫彭炳忠。
彭咏梧长期在外求学和参加革命活动，夫妻聚少离多，家里的一切都靠幺姐一人支撑。幺姐种地喂猪、洗衣卖谷、拉扯孩子，还要为丈夫筹措费用，可谓辛苦异常。
1941年秋天，彭咏梧奉命去重庆担任市委领导职务，党组织鉴于重庆的危局和地下党的安全，要求他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系，从此，这对患难夫妻音讯杳然。
1943年，出于安全考虑，上级认为彭咏梧需要一个良好的掩护环境，要他在重庆安一个家。然而时局动荡，他一时无法与幺姐取得联系，组织上便把地下党新区区委委员江竹筠（江姐）调到彭咏梧身边，让他们假扮夫妻，掩人耳目。
从此，两人朝夕相处，在共同的生活和战斗中，彼此关心照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互生爱慕，但却克制情感，恪守传统道义，未越雷池半步。
1945年春，形势严峻、恶劣，不断有革命同志被捕人狱。为了彭咏梧和江姐的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正式结婚。结婚那天，江姐感到既幸福又愧疚：能与志同道合、彼此相爱的人结合当然幸福，但毕竟老家还有他的发妻。彭咏梧看出了她的顾虑，劝慰道：“这也是工作需要，等革命胜利后，我再跟她解释。”江姐说：“幺姐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忘了她。”
1946年4月，江姐在成都生下儿子彭云。不久，彭咏梧与江姐受命重返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即将赴汤蹈火，江姐将才一岁多的儿子托付给了在北碚天府小学任教的好友王珍如。
1947年春节前夕，江姐找到王珍如说：“敌人已经知道地下党的子女大都在城里，可能要下毒手，我想把云儿寄养到别处去。”
接回儿子，江姐又犯了难：在这种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她和丈夫每天都危在旦夕，孩子带在身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将孩子托付给谁好呢？身边的同志和朋友，江姐都一一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不方便，另外，万一被敌人搜查出来，会给抚养人带来麻烦和危险。
一天深夜，江姐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对丈夫说：“思来想去，我觉得托付给一个人最合适、最可靠。”彭咏梧问：“谁？”江姐说：“幺姐。”彭咏梧沉吟一下：“你虽然还没与幺姐见过面，但她心地善良，这个忙不会不帮的，我看只能这样了。”
二、幺姐带大江姐之子，胜利之日，才知江姐和自己的丈夫已被杀害
就这样，彭咏梧与江姐带着小彭云，找到幺姐的弟弟、地下党员谭竹安。谭竹安说：“你们放心吧，我相信姐姐会来重庆抚养小彭云的！”谭竹安立即给姐姐写了封长信，嘱她尽快来渝。
幺姐与彭咏梧离散已达七年之久，以为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接到弟弟的来信，她一下子懵了——丈夫不但活着，还跟别的女人结了婚，有了孩子！
一时间，幺姐心乱如麻。泪水流了又流，牙关咬了又咬，最后，她冷静下来，丈夫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只要他能平安活着就好，其他都不重要。想到这儿，她决定去一趟重庆。
1948年2月，胸襟豁达的幺姐变卖家产，还完丈夫所欠外债，带着儿子阿忠来到重庆，在创办《挺进报》的共产党人蒋一苇家里，接过年幼的彭云。
蒋一苇将彭咏梧和江姐从假夫妻到真夫妻的经过讲了一遍，幺姐这才知道丈夫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才与江姐走到一起的。她内心疑虑顿消，对蒋一苇表示：“我能理解老彭、理解江竹筠，作为党员家属，我一定会将彭云照顾好的！”
当时，由于斗争残酷，身处川东险境的江姐已与彭咏梧失去联系。1948年6月，江姐在万县开展工作时，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共产党川东游击武装的情况，但酷刑用尽，江姐仍坚贞不屈。无奈，敌人又心生一计，派特务四处抓捕小彭云，妄图以此逼其就范。
幺姐得知江竹筠被捕入狱，深知保护好彭云对党的事业有多么重要，她改名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背井离乡，四处躲避特务的搜捕，过着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日子。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了，幺姐兴奋地领着虎口余生的小彭云去找妈妈。他们来到红岩村磁器口，一连找了几处“脱险同志登记处”，都没找到江姐的名字。
第三天，他们才得知噩耗，江姐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于歌乐山。后来，幺姐和谭竹安终于在电台岚垭荒草中的死人堆里找到江姐遗体，江姐遗体已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幺姐一下子跪倒在地，大放悲声：“好妹妹，我把云儿带得好好的，就盼着你回来呀！”
不久，幺姐又得知彭咏梧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砍下，悬挂在城门上示众。接踵而至的噩耗，使幺姐悲痛欲绝。但面对两个可怜的孩子，她很快振作起来，暗暗发誓，一定要将他们养大成人，以告慰老彭和江姐的在天之灵。
三、这样的好妈妈哪里去找
解放之初，党组织为烈属们分配工作，本来幺姐可以分配到机关工作，但考虑到彭云年纪小，放在家里没人照料，又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所以她主动提出到重庆市委第一幼儿园当保育员，以便照顾彭云。可这样，自己的孩子阿忠便顾不过来，只好狠心把他送到远离市区的歌乐山孤儿院。
幺姐的好友“双枪老太婆”陈联诗曾劝尚且年轻的她再组个家庭，幺姐说：“我自己带两个孩子过活是挺艰难，但我担心，继父若对彭云不好，我怎能对得起老彭和江姐？我自己苦点累点无所谓，只要两个孩子生活得开心就好。”
彭云小时候身体弱，经常感冒，幺姐就给他单独做“小灶”；有好吃的，舍不得给阿忠吃，都夹到彭云碗里；甚至哥俩打架，幺姐也总是护着彭云。在幺姐的精心呵护下，彭云一天天健康成长起来。
在彭云上小学时，重庆日报便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姐的感人事迹。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他就是彭云。母亲如此激荡壮阔的人生，在彭云幼小的心灵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从小在母亲光环中长大的彭云，谦逊低调、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为了鼓励彭云读书上进，幺姐经常拿出江姐的遗书给他看。遗书是弟弟谭竹安转交给她的，那是江姐就义前，用狱中竹签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和成的“墨水”，写在二张巴掌大的毛草纸上的：“……孩子决不可娇养，粗茶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岁月流逝，纸张发了黄，字也褪了色，但江姐对儿子的一腔牵挂和希望，仍跃然纸上，令彭云刻骨铭心，成为他奋发前进的精神动力。
1965年，19岁的彭云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至沈阳一家工厂工作。不久，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窗易小冶结为伉俪。易小冶也是革命后代，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夫妻结束了两地分居，全家得以团聚。
1975年底，听说孙子壮壮出生了，居住在成都的幺姐非常高兴。1976年春节前夕，就在她动身准备来京看望朝思暮想的儿子一家时，突发脑溢血，溘然辞世。
噩耗传来，彭云悲痛不已。他说：“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想到妈妈会在上火车最后一刻去世了。妈妈早年颠沛流离，辛苦了一辈子，晚年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这是我终生遗憾。”在妈妈灵前，彭云和兄长炳忠抱头痛哭。
四、江姐后代事业有成
1977年，彭云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研究生，随后，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远赴美国深造。
今天，彭云已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妻子易小冶也取得了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尽管彭云现在生活在美国，但是他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尊重。
彭云的儿子彭壮壮从小由外公、外婆抚养，在北京长大，高中时随父母到美国读书，曾获得有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中学生“西屋奖”。中学毕业后，彭壮壮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后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
2000年，彭云又一次带着妻儿回到了重庆。一家人向烈士公墓敬献花篮后，又去奉节祭拜亲人。午间，他们在当地一家小饭店吃饭，饭店老板的母亲是位70多岁的老奶奶，她得知彭云一家是江姐的后人时，非常激动，坚决不收他们的饭钱，临别时还送上家乡特产。那份真挚的乡情，让人震撼不已，就是在这个时候，彭云明确告诉儿子，毕业后一定要回国工作。
博士毕业后，彭壮壮回到了北京，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成员，并负责麦肯锡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政府咨询工作。2011年1月，彭壮壮正式入职微软中国高层，担任微软中国战略政策首席，主要负责微软美国总部和中国地区的沟通和建立微软中国业务战略。
如今，年逾六旬的彭云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回国。彭云说：“退休后，我会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叶落归根嘛。这些年，国家飞速发展，令人感到十分振奋，我将在自己的余生，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
提起江姐，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气壮山河、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但人们对江姐真实的情感生活，却知之甚少。
大家通过《红岩》可以知道，江姐的丈夫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彭松涛），其实，彭咏梧在与江姐结合之前，已在老家云阳有个结发妻子，名叫谭政烈，人称幺姐，两人育有一子，名叫彭炳忠。
彭咏梧长期在外求学和参加革命活动，夫妻聚少离多，家里的一切都靠幺姐一人支撑。幺姐种地喂猪、洗衣卖谷、拉扯孩子，还要为丈夫筹措费用，可谓辛苦异常。
1941年秋天，彭咏梧奉命去重庆担任市委领导职务，党组织鉴于重庆的危局和地下党的安全，要求他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系，从此，这对患难夫妻音讯杳然。
1943年，出于安全考虑，上级认为彭咏梧需要一个良好的掩护环境，要他在重庆安一个家。然而时局动荡，他一时无法与幺姐取得联系，组织上便把地下党新区区委委员江竹筠（江姐）调到彭咏梧身边，让他们假扮夫妻，掩人耳目。
从此，两人朝夕相处，在共同的生活和战斗中，彼此关心照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互生爱慕，但却克制情感，恪守传统道义，未越雷池半步。
1945年春，形势严峻、恶劣，不断有革命同志被捕人狱。为了彭咏梧和江姐的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正式结婚。结婚那天，江姐感到既幸福又愧疚：能与志同道合、彼此相爱的人结合当然幸福，但毕竟老家还有他的发妻。彭咏梧看出了她的顾虑，劝慰道：“这也是工作需要，等革命胜利后，我再跟她解释。”江姐说：“幺姐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忘了她。”
1946年4月，江姐在成都生下儿子彭云。不久，彭咏梧与江姐受命重返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即将赴汤蹈火，江姐将才一岁多的儿子托付给了在北碚天府小学任教的好友王珍如。
1947年春节前夕，江姐找到王珍如说：“敌人已经知道地下党的子女大都在城里，可能要下毒手，我想把云儿寄养到别处去。”
接回儿子，江姐又犯了难：在这种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她和丈夫每天都危在旦夕，孩子带在身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将孩子托付给谁好呢？身边的同志和朋友，江姐都一一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不方便，另外，万一被敌人搜查出来，会给抚养人带来麻烦和危险。
一天深夜，江姐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对丈夫说：“思来想去，我觉得托付给一个人最合适、最可靠。”彭咏梧问：“谁？”江姐说：“幺姐。”彭咏梧沉吟一下：“你虽然还没与幺姐见过面，但她心地善良，这个忙不会不帮的，我看只能这样了。”
二、幺姐带大江姐之子，胜利之日，才知江姐和自己的丈夫已被杀害
就这样，彭咏梧与江姐带着小彭云，找到幺姐的弟弟、地下党员谭竹安。谭竹安说：“你们放心吧，我相信姐姐会来重庆抚养小彭云的！”谭竹安立即给姐姐写了封长信，嘱她尽快来渝。
幺姐与彭咏梧离散已达七年之久，以为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接到弟弟的来信，她一下子懵了——丈夫不但活着，还跟别的女人结了婚，有了孩子！
一时间，幺姐心乱如麻。泪水流了又流，牙关咬了又咬，最后，她冷静下来，丈夫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只要他能平安活着就好，其他都不重要。想到这儿，她决定去一趟重庆。
1948年2月，胸襟豁达的幺姐变卖家产，还完丈夫所欠外债，带着儿子阿忠来到重庆，在创办《挺进报》的共产党人蒋一苇家里，接过年幼的彭云。
蒋一苇将彭咏梧和江姐从假夫妻到真夫妻的经过讲了一遍，幺姐这才知道丈夫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才与江姐走到一起的。她内心疑虑顿消，对蒋一苇表示：“我能理解老彭、理解江竹筠，作为党员家属，我一定会将彭云照顾好的！”
当时，由于斗争残酷，身处川东险境的江姐已与彭咏梧失去联系。1948年6月，江姐在万县开展工作时，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共产党川东游击武装的情况，但酷刑用尽，江姐仍坚贞不屈。无奈，敌人又心生一计，派特务四处抓捕小彭云，妄图以此逼其就范。
幺姐得知江竹筠被捕入狱，深知保护好彭云对党的事业有多么重要，她改名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背井离乡，四处躲避特务的搜捕，过着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日子。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了，幺姐兴奋地领着虎口余生的小彭云去找妈妈。他们来到红岩村磁器口，一连找了几处“脱险同志登记处”，都没找到江姐的名字。
第三天，他们才得知噩耗，江姐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于歌乐山。后来，幺姐和谭竹安终于在电台岚垭荒草中的死人堆里找到江姐遗体，江姐遗体已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幺姐一下子跪倒在地，大放悲声：“好妹妹，我把云儿带得好好的，就盼着你回来呀！”
不久，幺姐又得知彭咏梧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砍下，悬挂在城门上示众。接踵而至的噩耗，使幺姐悲痛欲绝。但面对两个可怜的孩子，她很快振作起来，暗暗发誓，一定要将他们养大成人，以告慰老彭和江姐的在天之灵。
三、这样的好妈妈哪里去找
解放之初，党组织为烈属们分配工作，本来幺姐可以分配到机关工作，但考虑到彭云年纪小，放在家里没人照料，又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所以她主动提出到重庆市委第一幼儿园当保育员，以便照顾彭云。可这样，自己的孩子阿忠便顾不过来，只好狠心把他送到远离市区的歌乐山孤儿院。
幺姐的好友“双枪老太婆”陈联诗曾劝尚且年轻的她再组个家庭，幺姐说：“我自己带两个孩子过活是挺艰难，但我担心，继父若对彭云不好，我怎能对得起老彭和江姐？我自己苦点累点无所谓，只要两个孩子生活得开心就好。”
彭云小时候身体弱，经常感冒，幺姐就给他单独做“小灶”；有好吃的，舍不得给阿忠吃，都夹到彭云碗里；甚至哥俩打架，幺姐也总是护着彭云。在幺姐的精心呵护下，彭云一天天健康成长起来。
在彭云上小学时，重庆日报便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姐的感人事迹。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他就是彭云。母亲如此激荡壮阔的人生，在彭云幼小的心灵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从小在母亲光环中长大的彭云，谦逊低调、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为了鼓励彭云读书上进，幺姐经常拿出江姐的遗书给他看。遗书是弟弟谭竹安转交给她的，那是江姐就义前，用狱中竹签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和成的“墨水”，写在二张巴掌大的毛草纸上的：“……孩子决不可娇养，粗茶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岁月流逝，纸张发了黄，字也褪了色，但江姐对儿子的一腔牵挂和希望，仍跃然纸上，令彭云刻骨铭心，成为他奋发前进的精神动力。
1965年，19岁的彭云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至沈阳一家工厂工作。不久，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窗易小冶结为伉俪。易小冶也是革命后代，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夫妻结束了两地分居，全家得以团聚。
1975年底，听说孙子壮壮出生了，居住在成都的幺姐非常高兴。1976年春节前夕，就在她动身准备来京看望朝思暮想的儿子一家时，突发脑溢血，溘然辞世。
噩耗传来，彭云悲痛不已。他说：“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想到妈妈会在上火车最后一刻去世了。妈妈早年颠沛流离，辛苦了一辈子，晚年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这是我终生遗憾。”在妈妈灵前，彭云和兄长炳忠抱头痛哭。
四、江姐后代事业有成
1977年，彭云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研究生，随后，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远赴美国深造。
今天，彭云已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妻子易小冶也取得了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尽管彭云现在生活在美国，但是他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尊重。
彭云的儿子彭壮壮从小由外公、外婆抚养，在北京长大，高中时随父母到美国读书，曾获得有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中学生“西屋奖”。中学毕业后，彭壮壮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后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
2000年，彭云又一次带着妻儿回到了重庆。一家人向烈士公墓敬献花篮后，又去奉节祭拜亲人。午间，他们在当地一家小饭店吃饭，饭店老板的母亲是位70多岁的老奶奶，她得知彭云一家是江姐的后人时，非常激动，坚决不收他们的饭钱，临别时还送上家乡特产。那份真挚的乡情，让人震撼不已，就是在这个时候，彭云明确告诉儿子，毕业后一定要回国工作。
博士毕业后，彭壮壮回到了北京，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成员，并负责麦肯锡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政府咨询工作。2011年1月，彭壮壮正式入职微软中国高层，担任微软中国战略政策首席，主要负责微软美国总部和中国地区的沟通和建立微软中国业务战略。
如今，年逾六旬的彭云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回国。彭云说：“退休后，我会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叶落归根嘛。这些年，国家飞速发展，令人感到十分振奋，我将在自己的余生，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