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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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藏于北大图书馆的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的四通往来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司徒雷登1949年10月访问哈佛,与费正清及其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项目人员的交流情况;二是费正清对司徒雷登向其推荐郑友揆的回复,表示对郑友揆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书稿很感兴趣;三是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问询的答复,说明驻华外交官梅尔比及其与费慰梅的关系均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将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的书信往来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史中来看,可将其视为老一辈与新一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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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亚洲史地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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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藏于北大图书馆的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的四通往来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司徒雷登1949年10月访问哈佛,与费正清及其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项目人员的交流情况;二是费正清对司徒雷登向其推荐郑友揆的回复,表示对郑友揆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书稿很感兴趣;三是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问询的答复,说明驻华外交官梅尔比及其与费慰梅的关系均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将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的书信往来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史中来看,可将其视为老一辈与新一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研究转向之际的交流.司徒雷登为梅尔比所写的证词,揭示了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梅尔比等遭遇的不公正审查,蒙受的歧见和非难.
其他文献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是欧洲人对中国医学进行深入探究的起始阶段.在这一时期,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和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为主的海外医生的报告,构成了德国中医知识的主要来源.其中中药、脉学和针灸是这一时期中医西传,也是德国中医研究的主要方面.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同时受当时德国社会,尤其是医学发展的影响,德国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欧洲医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医.他们对中药和脉学基本上持积极的态度,而对针灸的态度则经历了从好奇推崇到批评拒绝的转变.但是一直到18世纪末,对中医的负面观点在德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一、由“文学史”走向“文化交流史”“汉学史”rn叶其松、程露晨(以下简称“叶、程”):李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俄语系是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重镇,您早年也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请谈谈这其中的背景.
广东人冯亚星与冯亚学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前往德国并习得德语的中国人.本文综合各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梳理了二人的生平事迹,分析与二人相关的各类原始文献,厘清一些相关问题及争议,指出二人文化水平不高,绝非所谓“学者”;亚学的故乡是黄埔,而非黄圃.文章特别指出,这两位先行者对中德交流史以及汉语历史语言学具有尚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特殊意义.
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关注近年来日益升温,包括李欧梵、刘禾、王德威、邓腾克在内的学者从许多不同视角考察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大方面:翻译史的梳理和对翻译家的介绍;探讨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的密切关系;探讨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些研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结合西方最新理论进行探讨;在没有使用理论的情况下,采取独特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进行考察;不是单纯地关注翻译文本,而是关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欧美汉学家们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极具启发性,但是
在近代中西交往史中,中荷关系占据着重要地位.基于交往所涉地域,中荷关系史大致可划分为荷兰与中国台湾、澎湖地区关系史以及荷兰与中国大陆地区关系史.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9年,中国大陆学界中荷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荷兰与中国台湾、澎湖地区关系史研究成果重于荷兰与中国大陆地区关系史研究成果,这不仅反映于成果数量,同时也体现在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中荷关系成为中国大陆学界中西关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主要原因在于对荷文原始档案史料利用的困难.只有打破这一障碍,中荷关系史研究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深化.
通过梳理利玛窦《友论》的版本与流传,本文认为《友论》在明清之际的重要性和流传范围,不亚于被视为天主教文献权威版本的《交友论》.这本书的诞生和流传,是利玛窦对明代较高的友伦地位、南昌兴盛的讲学和结社活动的敏感捕捉,是对晚明重视道德宣讲和以友辅仁的社会文化的主动参与.在《友论》中,利玛窦自署“太西国山人”,反映出其身份从番僧到“山人”再到儒家学者的转变,几经周折,利玛窦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找到明末天主教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方式.
《尔雅》作为现存最早的古汉语训诂辞书和百科典籍,自19世纪以来逐渐受到西方汉学家的关注.高本汉、讷瑟恩、柯蔚南和卡尔四位汉学家是《尔雅》海外研究的主要代表.汉学家们解读《尔雅》文本所体现出的“他者”特点丰富了《尔雅》研究,他们研究的问题与中国的《尔雅》研究形成呼应,其文本解读方法为《尔雅》研究带来学术上的启示,其文本呈现方式为《尔雅》对外译介提供了有益参考.
明清之际,耶稣会凭借文化适应策略,成功融入中国社会,取得了不俗的传教成果.与此同时,自1633年利安当进入中国后,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也一直为在中国立足而努力.传统上,由于利安当率先挑起礼仪之争等诸多因素,在华方济各会常常被划入反对适应、挑起争斗的一派,但仔细梳理他们的在华传教史料,可明显看出,他们在长期的中国观察过程中,也借鉴耶稣会士的经验,结合自身的传教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策略,即学习语言、取汉字名号、易服、学术传教和医疗传教.
学术论著被引用,是评估著者及其著述影响的重要指标.美国汉学家在引用民国史家著述时,不乏将其作为立论之基,并引用民国史家著述之观点或史料为佐证,但有相当部分的引用可称之为“无关引用”,且在引用时不乏微议甚或批评.本文所选取的八部美国汉学著作的作者都曾来华留学,并请益于中国学人.尽管如此,除少数几部民国史家著述为美国汉学家所倚重外,多数并未受重视,甚或有尖锐之批评.与之对照的是,他们对于欧洲汉学家及美国汉学家的著述则甚为推崇.这反映出中国人汉学话语权的日渐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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