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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穆禅寺，黄墙佛殿、磬钹木鱼的庄肃遮蔽着禅门的平静;香烟缭绕，晨钟暮鼓、经诵梵呗的清幽透散出禅悦的魅力。近些年来，我曾为禅寺发出的那股轻柔神秘梵音而倾迷，但参禅阅经翻灯录，不经意间也对禅门一些传说史事心生疑窦。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作为佛法最根本的纲领，本应是禅门弟子受戒守律的最基本信条，但关于禅宗诞生起源的传说，开卷就是达摩初祖“五度中毒、只履西归”的非善故事。西土禅宗二十八代衣钵相传，传至菩提达摩就到了东土。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秉师遗教从南印度渡海至广州登岸，北行到金陵与南朝梁武帝会晤说禅。梁武帝虽信佛却根性不慧，二人话不投机，于是达摩大师恓惶“一苇渡江”，来到北朝辖区的嵩山少林寺，找个山洞跏趺而坐、“面壁九年”。他原本是个异国和尚，语言交流有碍，只好整天默然不语，加之那时除了讲论佛学经典的义理外，只有极少的人学习小乘禅定法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禅宗。因此一般人对于达摩的“终日默然，面壁而坐”只能莫名其妙。但就是对这样一个打坐九年、与世无争的禅僧，有人还要设法毒杀。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坐禅九年，成为开创中土禅宗的初祖，回国前传授“衣法”与二祖慧可时说：“……《楞伽经》便是直指众生心地法门的要典，开示一切众生由此悟人。我到中国以后，有人在暗中谋害我，曾经五次用毒。我也曾经亲自排吐出毒药来试验，把它放在石头上，石头就裂了。其实我离开南印度，东渡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有大乘的气象，所以才跨海而来，以求得继承心法的人。到了中国以后，因为机缘际遇还没到，只好装聋作哑、如愚若讷地等待时机。现在得到你，传授了心法，我此行的本意总算有了结果了。”是谁如此五次三番、居心叵测地要毒杀达摩初祖？动机、目的何在？禅宗史料少解，留下疑案给后人猜测揣度。
而另一则六祖慧能被同门师兄千里追杀的故事却是动因昭然。关于六祖慧能的身世，后世传说很多。《坛经》介绍了慧能大师的得道经过及他对佛法的思想认识，其“行由品第一”记述：“慧能三更领得衣钵”后，五祖弘忍连夜亲送其过江，嘱咐“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慧能。”众僧千里迢迢追踪慧能不舍，仅为禅宗历代祖师一脉相传的木绵袈裟一件。史载，此次追杀被慧能以智善化解后，时过几十年，恶僧又收买一侠客往韶州曹溪宝林寺行刺，但未果。数番谋害恶行，致使慧能大师生前留下“取头”咐嘱——“……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日：‘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寂灭后，“门人怀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禅门佛僧本是讲四大皆空，缘何为了传法衣钵追杀不休，难道禅门亦如尘世争名夺利、利欲熏心？
又一疑惑是阅读禅宗经史，尤其是宋代以来的“灯录”、“语录”类，神异传说虚妄始终、古德降生寂灭皆异，逆科学常识，今人不信，何言发扬光大，其衰必也，令人扼腕。慧能南宗禅兴起的禅宗革命，宣布净土无理、佛也是人，创立“人间佛法”，且主张读经无用、坐禅无功，创立“简易佛法”;自性清净，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呵佛骂祖，自由無碍，本已创出了明自性、求解脱不倚神异、不靠外力的科学之法，基本摆脱了传统佛法的宗教束缚。但南宗禅的革命没有彻底，留下了迷信神异、顺应世俗的赘疣。史书造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糟粕。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部“钦定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家谱，通篇无非是“瞒”、“骗”二字。远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文载史传的真实程度存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记事失实，有的是记忆不确，有的是道听途说不加甄别，有的是出于偏信偏见，有的更是出于某种需要必须不实，诸如帝王降生则祥云照户、逐鹿失利则蜂目豺声等美言浊语均属此类。成者王侯败者寇，这还是就一般史实而言：至于佛教更甚，既然君权可神授，那么佛威为何不能神异？宗教欲解决的是有关灵魂、永生之类的问题，而灵魂、永生由常人看来是非人力所能及的，于是创宗立教就必须证明难及为易及。不能及为能及，因此就不能不去寻求外力如乞援于神异助之。佛教发源地古印度是最喜欢并最善于编撰神话的，于是近朱者赤，由释迦牟尼创教开始，或有意或无意，连篇累牍地讲神异。如佛祖降生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花，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其后，由成道、转法轮（传道）一直到入涅槃（寂灭），处处充满神异。这神异还从教主往下扩伸蔓延，三世诸佛、四大菩萨、五百罗汉皆神通广大。及至中土佛教，再及至一部分禅宗，也是如此，禅门史事传说因夸饰而失实，再因失实而失信。这个神异传统，强调自性清净的南宗禅本来是可以用呵佛骂祖的革命精神轻视并抛弃之的，但事实上到后来不仅承传了，至宋代后甚而愈演愈烈。宋代禅宗编纂的灯录、语录中，大到道统的传授，小到禅师的生寂，说的是天花乱坠，让人难以置信，编的是异禀异相，使人神秘莫测。如此虚妄做作，哪能不给具有科学常识的今人阅读添堵。除乞援神异这一外力之外，翻阅禅宗典籍，发现禅门佛僧中竞有许多巴结权贵的媚官之徒，一些禅师号称“山中宰相”、“帝师”或遵官命住持名山名寺成“官僧”，并每每以此因缘为荣。目的无非是想借助政治势力获得财施抑或牟取名利，这与佛家的出世理想不仅背道而驰，而且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虽说出家人离不开世俗布施，但出家人本早已悟破红尘，视名利如浮云，弃之如敝屣，与政治势力、荣华富贵走得太近，无论从万法皆空的角度看，还是从即心是佛的角度看，都是禅门的不幸。可叹可悲的是，演变至今日，佛门禅寺内早已被铜臭熏得世俗味酸浓。著名学者张中行在《禅外说禅》中评述道：“宋以后，禅宗更成为强弩之末。这并不是因为徒众少，而是因为生活越来越世俗化。佛教的本旨是出世法，生活离世俗近，当然就离教义远了。一种宗教，因信受奉行难而降低要求，甚至改变旨趣，不管怎样用巧妙的言辞回护，衰微以至消亡的危险总是难免的。”
神异虚妄充斥禅门为禅宗衰微的原因之一，而假悟、诈悟、邪悟等“狂禅”的肆虐，最终使禅宗走向了自毁自灭的衰败之路。“悟”，是佛经中用得最多的语汇之一。禅宗将禅修有省或明心见性谓之“开悟”。开悟乃“开智悟理”之谓，或云“开”指破无明，“悟”指见实相。受禅宗的影响，社会上也用得广泛起来。开悟是禅僧一生追求的目标，俨然一开悟就成就一生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悟有感悟、解悟、邪悟、小悟、大悟等种种不同;悟的因缘、契机也有千差万别，欲寻一定的规律殊为不易。各人悟的境界和内容也可以有很大差别，悟本身属于个体性的直觉经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虽然从《灯录》上看，明师能识别弟子是否真实开悟，但对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共许的可供检验的衡量标准。开悟后还可能因烦恼业识的作用再迷，尤其是轮回转世后的隔阴之迷更不可避免。在追求悟的过程中，禅者经常会遇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乃至“走火入魔”的情况，出现假悟、诈悟、邪悟的可能性相当大。所以，禅宗过分强调开悟，将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赶到“顿悟”这一独木桥上，风险和弊端就难以避免。为此有古德常感叹言：“学道之人多如牛毛，得道之人稀如麟角！” 禅门史实却是不客气的。自慧能以后，由于片面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将顿悟见性作为成佛的唯一途径，以致佛教思想与修行日趋简单化。僧人不学无术，素质急剧下降，由历代高僧西行求法、或译或著凝结而成的万卷佛典，多束之高阁（藏经阁），几成摆设;僧人放浪形骸、游走市井、喝酒啖肉、破戒犯法等记载，充斥于社会各种文献、小说中，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界的形象。再者，南宗禅后期过于轻视戒、忽视教、偏重慧，强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强调不历阶次的顿悟，其重自性、重现实、重圆融、重简易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佛教徒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对人生的态度。教界中上层长期弥漫着一种谈玄说妙、不务实修的虚浮之风，以及游戏世间、左右逢源的人生态度。基层信众由于缺乏教理的指导，不是盲目追求“至简”（至易）、“至顿”的了生死，就是沉湎于儒、释、道三教不分、神佛不分的民俗信仰活动之中。这从一个侧面成全了主张他力横超、简便易行的净土宗的发展，以及经忏佛事的盛行。吴立民先生在《论祖师禅》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骛空谈立办，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没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禅的流弊。”真可谓“狂禅误教”。学界对这一问题有过许多精辟分析。葛兆光在《中国禅思想史》中阐述：在信仰中没有了崇拜与模仿对象，信仰的情感就会无所依附而缺乏方向：在宗教中没有了义理与信条，宗教的思想就不会清晰而有条理：在修行中没有了规矩与纪律，宗教的生活就会无法维持而导致自由放纵。宗教收拾的是散乱的人心，它仿佛木桶需要一道道桶箍才能把片片木头会聚起来，盛起那一桶很容易四溢的水，可是“佛、法、僧”三宝都被当作无须崇敬的“干屎橛”、“拭疣纸”，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凝聚信仰者的人心？一旦“非心非佛”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连“心”也不须维系的地步，那么，“信”也就随之而去，禅宗最终走上这种宗教性自我瓦解的历程，是其理路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信仰无处附着而成了来自个人的随意感受，就形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这种感受破坏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权威与“宗教中心主义”的权威，因人而异的感受和体验树立了个人的自主性，使人有可能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感受与体验瓦解了理智与道德的规范，随心所欲的感受一旦冲破规范的界限，自然适意就有可能变成自由放纵，从而导致“狂禅”之风的泛滥。禅宗的盛行不仅在宗门内滋生了许多的狂禅、“野狐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外民间宗教的滋生。由于宋代以后三教一致、三教合一之说盛行，佛教丧失了宗教竞争意识，暮气沉沉：禅宗理论上的过于玄，修行方法上的过于简，衰微之后的过于俗，僧人素質低下，教法不昌，戒规松弛，使佛教化世导俗的功能严重下降。佛教教团组织涣散，许多名山古刹沦为子孙庙、香火庙，往往内部争名夺利，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各种佛教结社组织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便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这些都是滋生各种民间宗教、会道门乃至邪教的温床，是促成民众归依或误投于这些教门的重要因素。翻开我国民间宗教史就不难发现，正是宋代以后，我国各种会道门层出不穷，当国衰或逢大的天灾人祸之际，这种情况尤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会道门传法的秘诀恰恰是颇有禅味的八个字“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值得我们深思！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作为佛法最根本的纲领，本应是禅门弟子受戒守律的最基本信条，但关于禅宗诞生起源的传说，开卷就是达摩初祖“五度中毒、只履西归”的非善故事。西土禅宗二十八代衣钵相传，传至菩提达摩就到了东土。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秉师遗教从南印度渡海至广州登岸，北行到金陵与南朝梁武帝会晤说禅。梁武帝虽信佛却根性不慧，二人话不投机，于是达摩大师恓惶“一苇渡江”，来到北朝辖区的嵩山少林寺，找个山洞跏趺而坐、“面壁九年”。他原本是个异国和尚，语言交流有碍，只好整天默然不语，加之那时除了讲论佛学经典的义理外，只有极少的人学习小乘禅定法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禅宗。因此一般人对于达摩的“终日默然，面壁而坐”只能莫名其妙。但就是对这样一个打坐九年、与世无争的禅僧，有人还要设法毒杀。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坐禅九年，成为开创中土禅宗的初祖，回国前传授“衣法”与二祖慧可时说：“……《楞伽经》便是直指众生心地法门的要典，开示一切众生由此悟人。我到中国以后，有人在暗中谋害我，曾经五次用毒。我也曾经亲自排吐出毒药来试验，把它放在石头上，石头就裂了。其实我离开南印度，东渡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有大乘的气象，所以才跨海而来，以求得继承心法的人。到了中国以后，因为机缘际遇还没到，只好装聋作哑、如愚若讷地等待时机。现在得到你，传授了心法，我此行的本意总算有了结果了。”是谁如此五次三番、居心叵测地要毒杀达摩初祖？动机、目的何在？禅宗史料少解，留下疑案给后人猜测揣度。
而另一则六祖慧能被同门师兄千里追杀的故事却是动因昭然。关于六祖慧能的身世，后世传说很多。《坛经》介绍了慧能大师的得道经过及他对佛法的思想认识，其“行由品第一”记述：“慧能三更领得衣钵”后，五祖弘忍连夜亲送其过江，嘱咐“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慧能。”众僧千里迢迢追踪慧能不舍，仅为禅宗历代祖师一脉相传的木绵袈裟一件。史载，此次追杀被慧能以智善化解后，时过几十年，恶僧又收买一侠客往韶州曹溪宝林寺行刺，但未果。数番谋害恶行，致使慧能大师生前留下“取头”咐嘱——“……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日：‘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寂灭后，“门人怀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禅门佛僧本是讲四大皆空，缘何为了传法衣钵追杀不休，难道禅门亦如尘世争名夺利、利欲熏心？
又一疑惑是阅读禅宗经史，尤其是宋代以来的“灯录”、“语录”类，神异传说虚妄始终、古德降生寂灭皆异，逆科学常识，今人不信，何言发扬光大，其衰必也，令人扼腕。慧能南宗禅兴起的禅宗革命，宣布净土无理、佛也是人，创立“人间佛法”，且主张读经无用、坐禅无功，创立“简易佛法”;自性清净，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呵佛骂祖，自由無碍，本已创出了明自性、求解脱不倚神异、不靠外力的科学之法，基本摆脱了传统佛法的宗教束缚。但南宗禅的革命没有彻底，留下了迷信神异、顺应世俗的赘疣。史书造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糟粕。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部“钦定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家谱，通篇无非是“瞒”、“骗”二字。远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文载史传的真实程度存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记事失实，有的是记忆不确，有的是道听途说不加甄别，有的是出于偏信偏见，有的更是出于某种需要必须不实，诸如帝王降生则祥云照户、逐鹿失利则蜂目豺声等美言浊语均属此类。成者王侯败者寇，这还是就一般史实而言：至于佛教更甚，既然君权可神授，那么佛威为何不能神异？宗教欲解决的是有关灵魂、永生之类的问题，而灵魂、永生由常人看来是非人力所能及的，于是创宗立教就必须证明难及为易及。不能及为能及，因此就不能不去寻求外力如乞援于神异助之。佛教发源地古印度是最喜欢并最善于编撰神话的，于是近朱者赤，由释迦牟尼创教开始，或有意或无意，连篇累牍地讲神异。如佛祖降生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花，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其后，由成道、转法轮（传道）一直到入涅槃（寂灭），处处充满神异。这神异还从教主往下扩伸蔓延，三世诸佛、四大菩萨、五百罗汉皆神通广大。及至中土佛教，再及至一部分禅宗，也是如此，禅门史事传说因夸饰而失实，再因失实而失信。这个神异传统，强调自性清净的南宗禅本来是可以用呵佛骂祖的革命精神轻视并抛弃之的，但事实上到后来不仅承传了，至宋代后甚而愈演愈烈。宋代禅宗编纂的灯录、语录中，大到道统的传授，小到禅师的生寂，说的是天花乱坠，让人难以置信，编的是异禀异相，使人神秘莫测。如此虚妄做作，哪能不给具有科学常识的今人阅读添堵。除乞援神异这一外力之外，翻阅禅宗典籍，发现禅门佛僧中竞有许多巴结权贵的媚官之徒，一些禅师号称“山中宰相”、“帝师”或遵官命住持名山名寺成“官僧”，并每每以此因缘为荣。目的无非是想借助政治势力获得财施抑或牟取名利，这与佛家的出世理想不仅背道而驰，而且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虽说出家人离不开世俗布施，但出家人本早已悟破红尘，视名利如浮云，弃之如敝屣，与政治势力、荣华富贵走得太近，无论从万法皆空的角度看，还是从即心是佛的角度看，都是禅门的不幸。可叹可悲的是，演变至今日，佛门禅寺内早已被铜臭熏得世俗味酸浓。著名学者张中行在《禅外说禅》中评述道：“宋以后，禅宗更成为强弩之末。这并不是因为徒众少，而是因为生活越来越世俗化。佛教的本旨是出世法，生活离世俗近，当然就离教义远了。一种宗教，因信受奉行难而降低要求，甚至改变旨趣，不管怎样用巧妙的言辞回护，衰微以至消亡的危险总是难免的。”
神异虚妄充斥禅门为禅宗衰微的原因之一，而假悟、诈悟、邪悟等“狂禅”的肆虐，最终使禅宗走向了自毁自灭的衰败之路。“悟”，是佛经中用得最多的语汇之一。禅宗将禅修有省或明心见性谓之“开悟”。开悟乃“开智悟理”之谓，或云“开”指破无明，“悟”指见实相。受禅宗的影响，社会上也用得广泛起来。开悟是禅僧一生追求的目标，俨然一开悟就成就一生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悟有感悟、解悟、邪悟、小悟、大悟等种种不同;悟的因缘、契机也有千差万别，欲寻一定的规律殊为不易。各人悟的境界和内容也可以有很大差别，悟本身属于个体性的直觉经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虽然从《灯录》上看，明师能识别弟子是否真实开悟，但对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共许的可供检验的衡量标准。开悟后还可能因烦恼业识的作用再迷，尤其是轮回转世后的隔阴之迷更不可避免。在追求悟的过程中，禅者经常会遇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乃至“走火入魔”的情况，出现假悟、诈悟、邪悟的可能性相当大。所以，禅宗过分强调开悟，将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赶到“顿悟”这一独木桥上，风险和弊端就难以避免。为此有古德常感叹言：“学道之人多如牛毛，得道之人稀如麟角！” 禅门史实却是不客气的。自慧能以后，由于片面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将顿悟见性作为成佛的唯一途径，以致佛教思想与修行日趋简单化。僧人不学无术，素质急剧下降，由历代高僧西行求法、或译或著凝结而成的万卷佛典，多束之高阁（藏经阁），几成摆设;僧人放浪形骸、游走市井、喝酒啖肉、破戒犯法等记载，充斥于社会各种文献、小说中，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界的形象。再者，南宗禅后期过于轻视戒、忽视教、偏重慧，强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强调不历阶次的顿悟，其重自性、重现实、重圆融、重简易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佛教徒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对人生的态度。教界中上层长期弥漫着一种谈玄说妙、不务实修的虚浮之风，以及游戏世间、左右逢源的人生态度。基层信众由于缺乏教理的指导，不是盲目追求“至简”（至易）、“至顿”的了生死，就是沉湎于儒、释、道三教不分、神佛不分的民俗信仰活动之中。这从一个侧面成全了主张他力横超、简便易行的净土宗的发展，以及经忏佛事的盛行。吴立民先生在《论祖师禅》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骛空谈立办，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没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禅的流弊。”真可谓“狂禅误教”。学界对这一问题有过许多精辟分析。葛兆光在《中国禅思想史》中阐述：在信仰中没有了崇拜与模仿对象，信仰的情感就会无所依附而缺乏方向：在宗教中没有了义理与信条，宗教的思想就不会清晰而有条理：在修行中没有了规矩与纪律，宗教的生活就会无法维持而导致自由放纵。宗教收拾的是散乱的人心，它仿佛木桶需要一道道桶箍才能把片片木头会聚起来，盛起那一桶很容易四溢的水，可是“佛、法、僧”三宝都被当作无须崇敬的“干屎橛”、“拭疣纸”，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凝聚信仰者的人心？一旦“非心非佛”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连“心”也不须维系的地步，那么，“信”也就随之而去，禅宗最终走上这种宗教性自我瓦解的历程，是其理路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信仰无处附着而成了来自个人的随意感受，就形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这种感受破坏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权威与“宗教中心主义”的权威，因人而异的感受和体验树立了个人的自主性，使人有可能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感受与体验瓦解了理智与道德的规范，随心所欲的感受一旦冲破规范的界限，自然适意就有可能变成自由放纵，从而导致“狂禅”之风的泛滥。禅宗的盛行不仅在宗门内滋生了许多的狂禅、“野狐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外民间宗教的滋生。由于宋代以后三教一致、三教合一之说盛行，佛教丧失了宗教竞争意识，暮气沉沉：禅宗理论上的过于玄，修行方法上的过于简，衰微之后的过于俗，僧人素質低下，教法不昌，戒规松弛，使佛教化世导俗的功能严重下降。佛教教团组织涣散，许多名山古刹沦为子孙庙、香火庙，往往内部争名夺利，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各种佛教结社组织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便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这些都是滋生各种民间宗教、会道门乃至邪教的温床，是促成民众归依或误投于这些教门的重要因素。翻开我国民间宗教史就不难发现，正是宋代以后，我国各种会道门层出不穷，当国衰或逢大的天灾人祸之际，这种情况尤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会道门传法的秘诀恰恰是颇有禅味的八个字“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