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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爱读史,也最善于读史。他和许多著名历史学家往来密切,注重帮助指导历史学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史学家们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历史知识和渊博的学问,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史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毛泽东。范文澜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委范文澜以重任,听范文澜演讲
范文澜和毛泽东同岁,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他从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1926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他来到河南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范文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编辑《风雨》周刊,主编《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持下,范文澜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组织青年学习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范文澜还编辑出版了《游击战术》一书,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还因此被人误认为是“游击专家”。1938年6月,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师生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他辞去了河南大学教授之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在信阳一带随部队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在桐柏山中,曾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范文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去延安。1940年初,范文澜历经艰险到达延安。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范文澜来到延安很重视,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范文澜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2年1月,在院长张闻天赴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时,范文澜主持中央研究院日常工作。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全部撤销,原址改办集中整风审干的中央党校三部。范文澜挂靠中宣部,继续其《中国通史》下册,即中国近代史部分的著述工作。
范文澜来到延安,得以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的学术友谊。在延安时,毛泽东及一些有文化的高层领导几乎都酷爱读书。由于延安的图书资料有限,毛泽东与其他人有时互相借阅。范文澜那时在延安以藏书著名,因他研究历史,因而历史书很多。毛泽东和范文澜常相互交换读。范文澜送给毛泽东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
毛泽东还常把范文澜介绍给其他借书人。1944年7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要向毛泽东借阅清初学者计六奇撰写的《明季南北略》等书时,毛泽东便回信,介绍他到范文澜处借。毛泽东在7月28日的回信中说:“觉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在延安,范文澜接受毛泽东的教益良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范文澜学识渊博,勤于思考,又有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因此能很快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1940年5月,范文澜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他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9月,范文澜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曾去听课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便亲自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提纲整理出来,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二、三期上(1941年),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指导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
对范文澜来说,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使他的思想认识和理论知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研究领域来说,在此之前,范文澜在大学开设的仅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尚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他适时地转向了中国通史的研究。这一转折,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0~1941年,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践和革命实践。范文澜来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到延安的30多箱书籍。据当时参加编写的同志后来回忆:“范老主持工作后,毛泽东就直接向范老交代了一项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把几千年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加以分析、整理、归纳在十几万字的小册子里,做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范老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全室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工作。”
随后,范文澜拟定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向毛泽东说要增加到25万字。后来他发现,25万字没有办法写清楚中国通史,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毛泽东果断地对他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在范文澜的主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正式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标明上册,内容时限为远古至五代十国,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主编范文澜”。1942年,《中国通史简编》中册也在延安出版。该书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中国通史简编》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青睐,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广受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通史简编》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和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书里留下了他多次读后所作的各种标记。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屡次称赞该书资料丰富。他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1952年,范文澜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第一、二、三卷分别于1953、1957和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也明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范文澜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范文澜遵照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
不仅如此,范文澜还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开始了近代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些滞后。当时出版的著作有70多种,发表的文章有200余篇。虽各有其所长,但由于著者的阶级局限性,大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史以科学的说明。1940年9月,毛泽东致函范文澜,鼓励他在研究经学史的同时,将历史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范文澜说,他在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便下定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
1939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时,提出“两个过程”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法,阐释了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自觉把近代史研究提高到崭新水平。到1945年冬离开延安时,范文澜已完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的编写。1946年,《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以后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范文澜的又一代表性著作,学术界评价这部名著造端宏大,材料新颖,前驱先路,它的出版影响了近代史研究长达几十年。
毛泽东委托范文澜编写国文课本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委托范文澜编写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素质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据参加编写任务的叶蠖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
1942年,范文澜等选编的《中国国文选》出版,毛泽东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伤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
1943年,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 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两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
1945年底,范文澜离开延安,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出任北方大学校长。在北方大学教职学员全体大会上,范文澜提出:北方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校风为“实事求是”。
在离开延安后,范文澜读到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被传抄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为这首雄奇瑰丽的词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折服。范文澜凭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这首词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的显著位置上。题目为《沁园春译文》。《沁园春译文》正文:
这是北方的风景啊!千里万里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飘飘的落着。老远望去,长城里边和外边,只是一片空旷;黄河高高低低,波浪滚滚的河水,一下子冻结不流了。一条一条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块一块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大山高原,都在跳动,要和老天比一比谁高。等到晴天,看鲜红的太阳照起来,像个美女抹着胭脂,披着白衣,格外的美妙。
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
毛泽东很欣赏范文澜的“厚今薄古”历史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范文澜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负责日常事务。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交谈,希望能出版《资治通鉴》的新标点本与《历代舆地图》。吴晗接了任务以后,立刻邀集范文澜等史学界名流,共同研讨这方面的工作。范文澜得知是毛泽东的想法,便很认真地参与了。
1956年,毛泽东提出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实际上早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在史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看到了范文澜这篇文章,感到很满意。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上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正当不少地方在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修改《中国通史简编》时,写隋炀帝,提到了“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去看望范文澜时,觉得很刺眼,便对范文澜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文澜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的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
“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不久,在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由于毛泽东的关心,范文澜仍然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这在建国后极为罕见。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据曹靖华《往事漫忆》一文中说,毛泽东要范文澜写《中国通史》,大意是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失眠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由于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
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100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自己未留分文。
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委范文澜以重任,听范文澜演讲
范文澜和毛泽东同岁,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他从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1926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他来到河南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范文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编辑《风雨》周刊,主编《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持下,范文澜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组织青年学习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范文澜还编辑出版了《游击战术》一书,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还因此被人误认为是“游击专家”。1938年6月,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师生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他辞去了河南大学教授之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在信阳一带随部队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在桐柏山中,曾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范文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去延安。1940年初,范文澜历经艰险到达延安。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范文澜来到延安很重视,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范文澜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2年1月,在院长张闻天赴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时,范文澜主持中央研究院日常工作。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全部撤销,原址改办集中整风审干的中央党校三部。范文澜挂靠中宣部,继续其《中国通史》下册,即中国近代史部分的著述工作。
范文澜来到延安,得以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的学术友谊。在延安时,毛泽东及一些有文化的高层领导几乎都酷爱读书。由于延安的图书资料有限,毛泽东与其他人有时互相借阅。范文澜那时在延安以藏书著名,因他研究历史,因而历史书很多。毛泽东和范文澜常相互交换读。范文澜送给毛泽东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
毛泽东还常把范文澜介绍给其他借书人。1944年7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要向毛泽东借阅清初学者计六奇撰写的《明季南北略》等书时,毛泽东便回信,介绍他到范文澜处借。毛泽东在7月28日的回信中说:“觉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在延安,范文澜接受毛泽东的教益良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范文澜学识渊博,勤于思考,又有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因此能很快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1940年5月,范文澜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他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9月,范文澜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曾去听课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便亲自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提纲整理出来,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二、三期上(1941年),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指导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
对范文澜来说,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使他的思想认识和理论知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研究领域来说,在此之前,范文澜在大学开设的仅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尚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他适时地转向了中国通史的研究。这一转折,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0~1941年,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践和革命实践。范文澜来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到延安的30多箱书籍。据当时参加编写的同志后来回忆:“范老主持工作后,毛泽东就直接向范老交代了一项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把几千年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加以分析、整理、归纳在十几万字的小册子里,做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范老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全室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工作。”
随后,范文澜拟定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向毛泽东说要增加到25万字。后来他发现,25万字没有办法写清楚中国通史,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毛泽东果断地对他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在范文澜的主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正式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标明上册,内容时限为远古至五代十国,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主编范文澜”。1942年,《中国通史简编》中册也在延安出版。该书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中国通史简编》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青睐,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广受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通史简编》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和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书里留下了他多次读后所作的各种标记。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屡次称赞该书资料丰富。他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1952年,范文澜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第一、二、三卷分别于1953、1957和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也明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范文澜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范文澜遵照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
不仅如此,范文澜还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开始了近代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些滞后。当时出版的著作有70多种,发表的文章有200余篇。虽各有其所长,但由于著者的阶级局限性,大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史以科学的说明。1940年9月,毛泽东致函范文澜,鼓励他在研究经学史的同时,将历史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范文澜说,他在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便下定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
1939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时,提出“两个过程”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法,阐释了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自觉把近代史研究提高到崭新水平。到1945年冬离开延安时,范文澜已完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的编写。1946年,《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以后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范文澜的又一代表性著作,学术界评价这部名著造端宏大,材料新颖,前驱先路,它的出版影响了近代史研究长达几十年。
毛泽东委托范文澜编写国文课本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委托范文澜编写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素质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据参加编写任务的叶蠖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
1942年,范文澜等选编的《中国国文选》出版,毛泽东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伤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
1943年,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 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两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
1945年底,范文澜离开延安,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出任北方大学校长。在北方大学教职学员全体大会上,范文澜提出:北方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校风为“实事求是”。
在离开延安后,范文澜读到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被传抄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为这首雄奇瑰丽的词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折服。范文澜凭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这首词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的显著位置上。题目为《沁园春译文》。《沁园春译文》正文:
这是北方的风景啊!千里万里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飘飘的落着。老远望去,长城里边和外边,只是一片空旷;黄河高高低低,波浪滚滚的河水,一下子冻结不流了。一条一条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块一块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大山高原,都在跳动,要和老天比一比谁高。等到晴天,看鲜红的太阳照起来,像个美女抹着胭脂,披着白衣,格外的美妙。
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
毛泽东很欣赏范文澜的“厚今薄古”历史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范文澜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负责日常事务。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交谈,希望能出版《资治通鉴》的新标点本与《历代舆地图》。吴晗接了任务以后,立刻邀集范文澜等史学界名流,共同研讨这方面的工作。范文澜得知是毛泽东的想法,便很认真地参与了。
1956年,毛泽东提出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实际上早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在史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看到了范文澜这篇文章,感到很满意。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上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正当不少地方在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修改《中国通史简编》时,写隋炀帝,提到了“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去看望范文澜时,觉得很刺眼,便对范文澜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文澜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的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
“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不久,在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由于毛泽东的关心,范文澜仍然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这在建国后极为罕见。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据曹靖华《往事漫忆》一文中说,毛泽东要范文澜写《中国通史》,大意是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失眠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由于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
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100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自己未留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