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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中断教学10年之后重新招生的那一天，被世界权威的《电影手册》评为二十世纪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因为这一天对中国电影来说意义重大，而在这一天跨进校门的人对于今后的世界电影同样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们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主力，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浪潮。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在经历了社会动荡和风雨洗礼之后重新面向社会招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一群风华正茂但又历经坎坷的年轻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带着各自的故事踌躇满志地迈进了这座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府。原定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招收100多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20人，但考生太多，不得不扩大招生名额，仅仅是表演戏的报名者就有近万人，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在全国设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由于考生太多，北京考区每个专业都设立几个考场，每个系科都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两道关口，进行大面积的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再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录取。
当时导演系的影片分析考试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影片放映完之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进行紧张的写作。30分钟之后，有个考生迅速地交了卷，导演系的一位教师很奇怪地问他：“你答完了吗？”
“我答完了。”
“你不要再检查一遍？”
“不用了。”
他一个人走出来，在校园里的小售货亭边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 走到大树下乘凉。有一位年老的教师慢慢地走过来关切地问这位考生：
“你怎么啦？考得还好吗？一个人坐在这儿，有什么不舒服吗？”
“不，不，我在等我的同伴陈凯歌，他还没写完！”
“你……不会因为看了《英雄儿女》，心里太难过吧？”
“噢，不会的，谢谢您，老师！”
这位学生的名字叫田壮壮。
当导演系、表演系、录音系和美术系的考试都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摄影系主任和几位教授对着一本照片影集，仔细端详，再三斟酌。影集上贴着四五十张照片，风景、人像、静物和生活场景抓拍样样都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才华卓越、勤奋细致的摄影能手，这是一个少有的前途无量的艺术苗子。
“可惜，他的年龄超过规定了。”系主任说。
“超过了多少？不能破格吗？”一位爱才如命的教授力争。
“他28岁了，整整超过了6岁。我们规定是22岁以下。”
“可是，这样的人放过去了，以后我们会永远后悔的。”
“你敢放宽年龄吗？放宽二个月，就增加考生200人，放宽半年，增加500人，你要是放宽一年，就可以马上增加1000人，要增加多少人才能合法地使他得到考试资格？”
“他是什么地方的，叫什么？”
“陕西人，叫张艺谋。”
但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对电影学院的招生下达了两个指示，其中一个指示就是：发现特殊的摄影人才张艺谋，因已超龄，不能参加考试，希望破格录取，学习两年，以图片摄影为主，学习期满后可考虑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或图片摄影工作。
对于这条指示，学院领导为难了，北京电影学院此前和此后，都从未有过不经考试收取学生的事例。历史将怎样评价这次破格录取的功过利弊？
但是，张艺谋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地结束了在校四年的功课，不但毕业成绩优异，后来还以轰动世界影坛的成就证明了自己无愧于这次破格录取，无愧于北京电影学院，也无愧于中国电影史。
电影学院：我们来了。
1978年9月，朱辛庄。
全国各地被录取的考生，告别亲人，打起背包，沿着陆路水路，穿越北国和江南的大地，向着北京电影学院走来；向这座远离城市，农田环抱的学院走来。
希望、抱负、幻想、拼搏，为中国电影的复兴而奉献青春的梦想，跃动在每个被录取者的胸中。
校门口的水泥柱上虽然挂着北京电影学院的牌子，但实际上这儿却是昔日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因为是农业大学，不但校园宽大，农田环绕，占地500多亩，而且还有实验果园90多亩，加上校园对面的600亩奶牛场饲料地，环顾四周，一片广袤，极目楚天，心胸开宽。
荒凉不毛之地的朱辛庄，成了中国新潮电影的摇篮。世事往往以这种出人意料的跌宕，给人以绝处缝生的惊喜。
生活何尝不是如此。
1978-1982年，电影学院78级学生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不平常的时期中度过的。这四年，正是思想解放运动最活跃的开端。
时任导演系78班主任教员的是汪岁寒和司徒兆敦两位老师。
在第一堂课上，汪岁寒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文化革命十年，我们被迫停止了教学，现在从你们这班开始，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停顿了这么久，应该怎么教，我们也不大清楚。但我们一定尽心尽力，也希望你们人人努力。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你们说：做一个导演，肩上的责任重大。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啊，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你拍一次电影，成功还是失败，事关重大！期望各位牢记。”
司徒老师说：“你们28个人，都要立志创新。不要重复前人。如果将来毕业以后，出现28个小司徒，就太没出息了。相信不会是这样。”
随后，导演系组成了由陈文静、田金夫、许同均等五位表演教师组成的教研组，进行系统的表演教学。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田汉的《名优之死》等等都是系统的教学剧目。也有外国的剧目，如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也被用来作为训练的范本。
而当摄影系78班学生进校学习时，由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门生和助手张益福教授担任一、二年级的照片摄影课的指导任务。
由于1978年招生时只有这一班学生，28个学生可以使用系里所有的照相器材设备。照相机和放大机不算新式，但数量上很充裕，每人可以有一架照相机，每两个人用一台放大机，印相机，测光表……等设备，胶片也由学院发给。虽然免费，谁也没有浪费一尺胶片，都把它当作来之不易的珍贵资材。
张会军，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当年也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学生。张会军回忆道：当初大家都特别单纯，一门心思要好好学习。班上张艺谋是年龄比较大的，记得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有一个物理测验，我和张艺谋不及格，我们俩压力挺大的，我看张艺谋好几天晚上都不说话。
印象最深的是为了看电影造假电影票。和真票一模一样的工艺精细的电影票，被美术系和摄影系的创作小组用巧手绘制出来，还盖上当天日期和场次的印章。巧夺天工，叹为观止。造假票成了电影学院学生明知故犯的越规行动。但是他们造假票不是为了贪小便宜，而是为了能顺利地混进电影资料馆的小放映室，尽早认识法斯宾德、施隆多夫、科波拉、大岛渚和马丁·斯科西斯。
但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东窗事发。
问题出在颜料的选择上，当时我们使用的是广告画颜料。夏天天热，收票员手上有汗。突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怎么手上染得都是颜色？票面却被抹得一片糊涂。全部观众退场，重新验票。发现有许多青年学生，不是这场发票的对象。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造假票！”消息传开，真是令人难堪。学院领导严厉地批评：以后绝不准有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可是，更精致的方法被发明出来了。绘制完毕以后，在票面上打一层薄薄的蜡，摸上去又光滑又爽快，手感很好，即使放在水里也不湿，更不要说夏天有汗的手了。
结果是扩大看片的范围和增添观摩的场次。代表当前创作潮流的新片子让学生们观摩。
四年艰苦而又快乐的大学生活转眼之间就成为了过去，当年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又再一次被投放到祖国广阔的天地中。张艺谋、张军钊和萧风等人被分配到了远在祖国之南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顾长卫、赵非则被分配到黄土高原的陕西电影制片厂……
世纪之初，张艺谋拍摄了古装动作片《英雄》。也许从毕业跨出电影学院大门的那一刻起，想做英雄的绝非他一人。
事实证明，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电影学院的学生，几乎成了当今中国电影的脊梁。
我们期待电影学院的摇篮，能够培育出更多的“英雄”。
【责编/九月】
（请作者见刊后与本刊联系）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在经历了社会动荡和风雨洗礼之后重新面向社会招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一群风华正茂但又历经坎坷的年轻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带着各自的故事踌躇满志地迈进了这座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府。原定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招收100多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20人，但考生太多，不得不扩大招生名额，仅仅是表演戏的报名者就有近万人，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在全国设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由于考生太多，北京考区每个专业都设立几个考场，每个系科都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两道关口，进行大面积的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再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录取。
当时导演系的影片分析考试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影片放映完之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进行紧张的写作。30分钟之后，有个考生迅速地交了卷，导演系的一位教师很奇怪地问他：“你答完了吗？”
“我答完了。”
“你不要再检查一遍？”
“不用了。”
他一个人走出来，在校园里的小售货亭边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 走到大树下乘凉。有一位年老的教师慢慢地走过来关切地问这位考生：
“你怎么啦？考得还好吗？一个人坐在这儿，有什么不舒服吗？”
“不，不，我在等我的同伴陈凯歌，他还没写完！”
“你……不会因为看了《英雄儿女》，心里太难过吧？”
“噢，不会的，谢谢您，老师！”
这位学生的名字叫田壮壮。
当导演系、表演系、录音系和美术系的考试都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摄影系主任和几位教授对着一本照片影集，仔细端详，再三斟酌。影集上贴着四五十张照片，风景、人像、静物和生活场景抓拍样样都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才华卓越、勤奋细致的摄影能手，这是一个少有的前途无量的艺术苗子。
“可惜，他的年龄超过规定了。”系主任说。
“超过了多少？不能破格吗？”一位爱才如命的教授力争。
“他28岁了，整整超过了6岁。我们规定是22岁以下。”
“可是，这样的人放过去了，以后我们会永远后悔的。”
“你敢放宽年龄吗？放宽二个月，就增加考生200人，放宽半年，增加500人，你要是放宽一年，就可以马上增加1000人，要增加多少人才能合法地使他得到考试资格？”
“他是什么地方的，叫什么？”
“陕西人，叫张艺谋。”
但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对电影学院的招生下达了两个指示，其中一个指示就是：发现特殊的摄影人才张艺谋，因已超龄，不能参加考试，希望破格录取，学习两年，以图片摄影为主，学习期满后可考虑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或图片摄影工作。
对于这条指示，学院领导为难了，北京电影学院此前和此后，都从未有过不经考试收取学生的事例。历史将怎样评价这次破格录取的功过利弊？
但是，张艺谋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地结束了在校四年的功课，不但毕业成绩优异，后来还以轰动世界影坛的成就证明了自己无愧于这次破格录取，无愧于北京电影学院，也无愧于中国电影史。
电影学院：我们来了。
1978年9月，朱辛庄。
全国各地被录取的考生，告别亲人，打起背包，沿着陆路水路，穿越北国和江南的大地，向着北京电影学院走来；向这座远离城市，农田环抱的学院走来。
希望、抱负、幻想、拼搏，为中国电影的复兴而奉献青春的梦想，跃动在每个被录取者的胸中。
校门口的水泥柱上虽然挂着北京电影学院的牌子，但实际上这儿却是昔日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因为是农业大学，不但校园宽大，农田环绕，占地500多亩，而且还有实验果园90多亩，加上校园对面的600亩奶牛场饲料地，环顾四周，一片广袤，极目楚天，心胸开宽。
荒凉不毛之地的朱辛庄，成了中国新潮电影的摇篮。世事往往以这种出人意料的跌宕，给人以绝处缝生的惊喜。
生活何尝不是如此。
1978-1982年，电影学院78级学生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不平常的时期中度过的。这四年，正是思想解放运动最活跃的开端。
时任导演系78班主任教员的是汪岁寒和司徒兆敦两位老师。
在第一堂课上，汪岁寒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文化革命十年，我们被迫停止了教学，现在从你们这班开始，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停顿了这么久，应该怎么教，我们也不大清楚。但我们一定尽心尽力，也希望你们人人努力。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你们说：做一个导演，肩上的责任重大。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啊，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你拍一次电影，成功还是失败，事关重大！期望各位牢记。”
司徒老师说：“你们28个人，都要立志创新。不要重复前人。如果将来毕业以后，出现28个小司徒，就太没出息了。相信不会是这样。”
随后，导演系组成了由陈文静、田金夫、许同均等五位表演教师组成的教研组，进行系统的表演教学。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田汉的《名优之死》等等都是系统的教学剧目。也有外国的剧目，如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也被用来作为训练的范本。
而当摄影系78班学生进校学习时，由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门生和助手张益福教授担任一、二年级的照片摄影课的指导任务。
由于1978年招生时只有这一班学生，28个学生可以使用系里所有的照相器材设备。照相机和放大机不算新式，但数量上很充裕，每人可以有一架照相机，每两个人用一台放大机，印相机，测光表……等设备，胶片也由学院发给。虽然免费，谁也没有浪费一尺胶片，都把它当作来之不易的珍贵资材。
张会军，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当年也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学生。张会军回忆道：当初大家都特别单纯，一门心思要好好学习。班上张艺谋是年龄比较大的，记得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有一个物理测验，我和张艺谋不及格，我们俩压力挺大的，我看张艺谋好几天晚上都不说话。
印象最深的是为了看电影造假电影票。和真票一模一样的工艺精细的电影票，被美术系和摄影系的创作小组用巧手绘制出来，还盖上当天日期和场次的印章。巧夺天工，叹为观止。造假票成了电影学院学生明知故犯的越规行动。但是他们造假票不是为了贪小便宜，而是为了能顺利地混进电影资料馆的小放映室，尽早认识法斯宾德、施隆多夫、科波拉、大岛渚和马丁·斯科西斯。
但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东窗事发。
问题出在颜料的选择上，当时我们使用的是广告画颜料。夏天天热，收票员手上有汗。突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怎么手上染得都是颜色？票面却被抹得一片糊涂。全部观众退场，重新验票。发现有许多青年学生，不是这场发票的对象。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造假票！”消息传开，真是令人难堪。学院领导严厉地批评：以后绝不准有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可是，更精致的方法被发明出来了。绘制完毕以后，在票面上打一层薄薄的蜡，摸上去又光滑又爽快，手感很好，即使放在水里也不湿，更不要说夏天有汗的手了。
结果是扩大看片的范围和增添观摩的场次。代表当前创作潮流的新片子让学生们观摩。
四年艰苦而又快乐的大学生活转眼之间就成为了过去，当年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又再一次被投放到祖国广阔的天地中。张艺谋、张军钊和萧风等人被分配到了远在祖国之南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顾长卫、赵非则被分配到黄土高原的陕西电影制片厂……
世纪之初，张艺谋拍摄了古装动作片《英雄》。也许从毕业跨出电影学院大门的那一刻起，想做英雄的绝非他一人。
事实证明，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电影学院的学生，几乎成了当今中国电影的脊梁。
我们期待电影学院的摇篮，能够培育出更多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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