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中庸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杨中芳教授认为，中庸思维的特点是重视整体联系、具有动态性，能够“兼容矛盾”，遵循不对立的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韦庆旺说，中庸强调的“融合性”具有中国特色，尽管西方辩证思维也有“现实是不断变化的”“任何事都有两面性”“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观点，但辩证思维希望通过斗争消灭矛盾，达到统一；而中庸是以阴阳协调与整合的方式，达到双方相辅相成。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骨子里就有中庸的“种子”。比如，与无限追求个人主义的西方相比，国人能更好地融合自我和集体。像疫情期间，对于冲在一线的抗疫英雄们，社会舆论上既褒奖了这种“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也支持在“成就大我”的过程中，关注个人权利，增加人文关怀。往小了说，在平时沟通中，西方人可能會为了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吵得面红耳赤，而中国人在平衡各种观点和说辞时很灵活，不会把话说死，但又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再比如，互相切磋时，我们讲究“点到为止”，有利好的时候我们说“见好就收”，不像西方格斗式的赶尽杀绝。韦庆旺认为，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并无好坏差别，只是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中庸思想更易适应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
　　这种不对立、讲究和谐的思维深刻反映在国人的为人处世中，且对幸福感有巨大影响。韦庆旺及其学生韩悦对中庸思维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庸思维水平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强，焦虑抑郁越少。主要是以下3点发挥作用：
　　适度调整情绪 杨中芳认为，中庸思维要求人们对诱发情绪的事件进行全面评估，将情绪控制在未发状态，避免走极端；事态缓和后，中庸思维又要求人们在维护整体和谐的前提下，将情绪适度地表达出来，做到不暴怒也不压抑。
　　辩证认识幸福 西方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一种积极情绪很多、消极情绪很少的状态，似乎是“非此即彼”的。而一项针对中国台湾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国人的中庸之道，使得人们对幸福感的认识包含幸与不幸的辩证关系，认为幸福是相对于不幸福而存在的，没有不幸福，一个人也体会不到幸福；而且，幸与不幸是相互包含、可以彼此转化的，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让人面对不幸时不至于悲痛欲绝，处于幸福中也不会得意忘形。
　　灵活的自我边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王轶楠等人基于中庸智慧提出了“适恰自尊”的概念，表现为：不过分追求“小我”获得独特性，也不过分妥协、成就“大我”获得归属感，而是达成两者价值的统一。比如在组织生活中，会维护集体利益的同时，尽量表达自己的需求，不把场面搞得太难堪但也不会一味委屈自己。研究发现，这种处于自我提升和自我牺牲之间的“中庸式”自尊，能让人灵活地调整人际边界，在保持真我的同时，维护人际和谐，更易在环境中受益。
　　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在一事两面中，找到平衡点，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和修正的过程。具体到实践中，首先是尽可能“去私化”，不要把自我放得太大，觉得自己很重要，自私会让人忽视大局。其次是多反省，跳出自我视角去看人论事，少走极端。最后是客观认识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在优缺点中找到平衡，真诚接纳，然后推己及人、及事，在各个层面做到兼容、和谐。
　　（摘自《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