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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资银行在次贷中已披露的实际损失并不算大，但已暴露出信息披露、风险控制、问责制度等诸多问题
本刊记者 于宁 温秀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 徐可 发自香港
1月22日，中国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码：3988，下称中行）临时停牌，原因是市场传言持有74亿美元次贷产品的中国银行损失惨重。中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持有最多的次贷相关资产，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广受关注。
中行停牌当晚公告称，根据该行管理层初步掌握的未经审计的2007年经营状况，并考虑次贷债券减值准备和处置损失，2007年税后利润较上年仍将继续保持增长。中行没有披露次贷资产拨备比例。此后，又相继发布三大评级公司维持中行评级的新闻。
由于次贷危机一日深似一日，这些信息并不足以化解市场的担忧。
中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持有的次贷规模比较大，会计师要对每张债券逐笔进行估值，同时减值准备也要反映年报发布前的最新市场情况，所以目前还未能确定拨备比例。
此前数日，1月18日，工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码：1398）和建设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39，香港交易所代码：0939）公告了扣除次贷拨备后的业绩预增情况。据《财经》记者了解，到2007年末，工行提取的次贷拨备比例将提高到约30％，建行约为40％，即分别计提近30亿元。
事实表明，整个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完善内控体系、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也再次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们确实经验不足，有很多方面待改进，最迫切的是人才。在海外投资方面，现在中资银行既缺乏可信赖的专业人才，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
次贷资产持续恶化
2007年中三大上市银行发布中报时，对次贷损失估计都颇为乐观。
工行披露的次贷规模为12.29亿美元。工行行长杨凯生当时表示，该项投资受大势影响已经出现“浮亏”，但目前并无债券遭评级机构降级，浮亏仅为数百万美元，所以工行当时并未提取拨备。
建行行长张建国当时也表示，次贷资产总计10.62亿美元，只有4.6亿美元属于引发市场风险的债券，建行测试后认为可能存在3400万美元潜损，提取了1800万美元（1.39亿元人民币）的拨备，潜损覆盖率已经超过了50％。
中行截至去年中期次贷方面的投资为96.47亿美元，计提了未实现减值拨备3.88亿元，对债务抵押债券（CDO，为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计提了未实现减值准备7.58亿元。
但是到了三季报披露时，三大上市银行均不得不增加了拨备。工行计提减值准备4.29亿元，建行计提3.36亿元。中行计提4.73亿美元拨备，并针对债券公允价值的下降，在股东权益“可供出售证券公允价值变动储备”项目中，确认了3.21 亿美元的公允价值变动储备。
同时，中行披露，截至9月30日，持有次贷的账面值为74.51亿美元（559.6亿元）、CDO账面价值4.96亿美元（37.27亿元），占集团证券投资总额的2.86％和0.19％。中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次贷账面价值的减少并非由于出售了债券，一部分是由于因计提准备而减少，另一部分是正常的债券仍在到期还本付息。中行对CDO的拨备率是36.65％，但对包括CDO在内的次贷拨备率仅为9.08％。
事实上，虽然三家银行投资的这些债券看似评级较高，但次贷市场上的很多品种已经几乎没有交易量，也没有交易价格作为参考；而由于次贷借款人的违约率上升，即使不出售，目前也存在信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根据自己或第三方的估值模型进行估值，审计师要根据自己的估值模型予以验证，但很可能由于对风险的判断不同，对拨备有不同的看法。对此，银监会的一位相关官员表示：“我们希望银行能采取更为审慎的做法。”
潜在担忧
目前，穆迪、标普等国际评级公司均称维持对中行的评级，但也同时强调了前提条件。
穆迪副总裁兼高级分析师苍宇认为，评级是根据中行在2007年中报和三季报披露的数据做出的，而中行在三季报中没有再透露次贷的级别是否发生变化。假如中行对于获得Aaa评级的ABS和CDO投资的比例低于穆迪的假设，或是市场状况在2008年严重恶化，中行的次贷相关投资可能会遭受进一步损失。
苍宇说，穆迪维持评级的另一个假设是：中行已披露的投资持有量为总投资持有量（gross），而不是净对冲（Net Hedge）或保证。总投资的持有量包括了所有的投资，而如果中行披露的是净对冲，即做多和做空的净值，风险就可能加大。“花旗和美林都披露了是总投资量还是净对冲的量，而中行在这方面没有披露。”苍宇表示。
标准普尔的中行分析师廖强表示：“如果中行只买了次贷和CDO，而不买其他的结构性产品，是很令人费解的。如果将来中行披露其他的投资，我们一点不觉得奇怪。”
廖强表示，标普预期在市场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下，中行的新增拨备可能不超过34亿美元。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给出对中行拨备的预期，高者超过40亿美元，低者约200亿元人民币。
廖强认为，即使中行出现预估的利润损失，也不会影响评级。他认为，中行是否因次贷投资导致评级下降，主要看资本实力是否受到明显损害和风险管理能力是否存在明显不足。其一，资本金是最终抵御风险的工具。由于在以信贷为主的其他业务上盈利强劲，次贷造成的损失事实上还没有损及中行的资本实力。另外，以ATE比例指标（总权益/总资产）来衡量，中行整体的ATE达到7％以上（主要是因为中银香港的资本金比例相对比较高），而建行在6％左右，工行在6-6.5％。这给中行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
其二，看风险管理能力。廖强认为，中行的市场风险偏好总体是比较保守的。与亚洲很多同样购买了结构性投资产品的银行相比较，中行买的多数是直接的次贷支持证券，以次贷支持证券为基础再次进行结构化打包的CDO（比次贷风险更高）并不多，“银行还是以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试图在买他们理解的产品，并未涉及复杂的技术和工具。”
目前，工行和建行只称投资的次贷为AA或以上级别，但未公布所持次贷产品的具体结构。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行的10亿美元次贷产品“结构不大好”。但建行有关方面称，即使对10亿美元全部计提拨备，也不会对该行业绩产生太大影响。
重估市场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次贷给三大银行带来的实际损失甚微，但中资银行海外投资的能力、相应的风险控制水平还需大幅提升，否则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事实上，三大行所获汇金600亿美元的注资不可二次结汇，存在对冲外汇风险的需要。此外，三大行海外上市募集的外汇资金及客户委托的外汇资产，也有资产管理的需要。这对三家银行的外汇管理能力提出了较严峻的挑战。
这方面，中行起步较早，1999年即筹建香港的资金交易室；建行、工行于2001年前后在香港成立了资金交易室。据知情人士向《财经》透露，建行有超过数百亿美元的外汇需要管理。按照公司章程，500亿美元以下的外汇投资A等级的债券不需要通过董事会，以投资国债为主，不能买股票。2006年初，贝尔斯登在与中信证券合作之前，曾谋求和建行合作，凭借其在固定收益方面的管理能力，帮助建行管理外汇资产，并建议双方成立合资的资产管理公司。但双方合作终因各种原因而搁浅。
银监会的一位有关官员向《财经》记者表示，中资银行对市场风险的监控不够，“某大型国有银行以前的海外投资并未纳入全面风险控制范围，首席风险官并不管理和了解这块业务，而是由其他分管行长负责，这样市场风险不能纳入全面风险控制之中。”
一位市场资深人士表示，中资银行海外投资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基层层面，中资银行交易员的激励机制和外资行差距太大，很难留住出色的交易员。
此外，目前的资金业务管理体系存在漏洞。总行一般把风险限额分配到业务线，海外的资金交易室由总行资金交易部的中台来管理，中台监控前台。不过，大多数银行未能做到资金业务的统一集中管理，即管理海外投资资产的机构与国内部门之间有脱节，比如总行对海外投资头寸不能实时并表，通常采取限额管理，不能实时监控，这样，前台若超出投资限额，中台要等到每天的交易结束后甚至更晚才能发觉。
在总行层面，首席风险控制官（CRO）的角色未真正发挥作用。理想的结构是CRO全面监控，不仅监控信用风险、操作风险，还要看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因为风险并不孤立存在。以次贷为例，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便是交织在一起的。各家银行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并不一定要有一个监控全局的CRO，但关键要看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高管们能否相互制衡。
另外，对比数家华尔街投行的CEO、CFO均因次贷亏损立即下台，大手笔清理坏账、反省内部机制的情况，中资银行则尚未建立这样的商业文化。几位中资银行高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认为，只要在投资权限内按规定操作，就不必对损失承担责任。
建行内部人士私下透露，目前还在对负责次贷投资的香港资金交易室有关人员进行责任调查，初步判断没有严重违规行为，如发现有不当操作，会进行有限程度的处理。
《财经》记者也了解到，中行香港资金交易室经理及总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均已离职或更换岗位，现在还无法获知他们的离职是否与次贷损失有关。另悉，中行已经单独成立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亡羊补牢。但这些举动均未对外正式披露。
本刊记者郭琼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 于宁 温秀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 徐可 发自香港
1月22日，中国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码：3988，下称中行）临时停牌，原因是市场传言持有74亿美元次贷产品的中国银行损失惨重。中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持有最多的次贷相关资产，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广受关注。
中行停牌当晚公告称，根据该行管理层初步掌握的未经审计的2007年经营状况，并考虑次贷债券减值准备和处置损失，2007年税后利润较上年仍将继续保持增长。中行没有披露次贷资产拨备比例。此后，又相继发布三大评级公司维持中行评级的新闻。
由于次贷危机一日深似一日，这些信息并不足以化解市场的担忧。
中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持有的次贷规模比较大，会计师要对每张债券逐笔进行估值，同时减值准备也要反映年报发布前的最新市场情况，所以目前还未能确定拨备比例。
此前数日，1月18日，工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码：1398）和建设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39，香港交易所代码：0939）公告了扣除次贷拨备后的业绩预增情况。据《财经》记者了解，到2007年末，工行提取的次贷拨备比例将提高到约30％，建行约为40％，即分别计提近30亿元。
事实表明，整个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完善内控体系、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也再次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们确实经验不足，有很多方面待改进，最迫切的是人才。在海外投资方面，现在中资银行既缺乏可信赖的专业人才，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
次贷资产持续恶化
2007年中三大上市银行发布中报时，对次贷损失估计都颇为乐观。
工行披露的次贷规模为12.29亿美元。工行行长杨凯生当时表示，该项投资受大势影响已经出现“浮亏”，但目前并无债券遭评级机构降级，浮亏仅为数百万美元，所以工行当时并未提取拨备。
建行行长张建国当时也表示，次贷资产总计10.62亿美元，只有4.6亿美元属于引发市场风险的债券，建行测试后认为可能存在3400万美元潜损，提取了1800万美元（1.39亿元人民币）的拨备，潜损覆盖率已经超过了50％。
中行截至去年中期次贷方面的投资为96.47亿美元，计提了未实现减值拨备3.88亿元，对债务抵押债券（CDO，为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计提了未实现减值准备7.58亿元。
但是到了三季报披露时，三大上市银行均不得不增加了拨备。工行计提减值准备4.29亿元，建行计提3.36亿元。中行计提4.73亿美元拨备，并针对债券公允价值的下降，在股东权益“可供出售证券公允价值变动储备”项目中，确认了3.21 亿美元的公允价值变动储备。
同时，中行披露，截至9月30日，持有次贷的账面值为74.51亿美元（559.6亿元）、CDO账面价值4.96亿美元（37.27亿元），占集团证券投资总额的2.86％和0.19％。中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次贷账面价值的减少并非由于出售了债券，一部分是由于因计提准备而减少，另一部分是正常的债券仍在到期还本付息。中行对CDO的拨备率是36.65％，但对包括CDO在内的次贷拨备率仅为9.08％。
事实上，虽然三家银行投资的这些债券看似评级较高，但次贷市场上的很多品种已经几乎没有交易量，也没有交易价格作为参考；而由于次贷借款人的违约率上升，即使不出售，目前也存在信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根据自己或第三方的估值模型进行估值，审计师要根据自己的估值模型予以验证，但很可能由于对风险的判断不同，对拨备有不同的看法。对此，银监会的一位相关官员表示：“我们希望银行能采取更为审慎的做法。”
潜在担忧
目前，穆迪、标普等国际评级公司均称维持对中行的评级，但也同时强调了前提条件。
穆迪副总裁兼高级分析师苍宇认为，评级是根据中行在2007年中报和三季报披露的数据做出的，而中行在三季报中没有再透露次贷的级别是否发生变化。假如中行对于获得Aaa评级的ABS和CDO投资的比例低于穆迪的假设，或是市场状况在2008年严重恶化，中行的次贷相关投资可能会遭受进一步损失。
苍宇说，穆迪维持评级的另一个假设是：中行已披露的投资持有量为总投资持有量（gross），而不是净对冲（Net Hedge）或保证。总投资的持有量包括了所有的投资，而如果中行披露的是净对冲，即做多和做空的净值，风险就可能加大。“花旗和美林都披露了是总投资量还是净对冲的量，而中行在这方面没有披露。”苍宇表示。
标准普尔的中行分析师廖强表示：“如果中行只买了次贷和CDO，而不买其他的结构性产品，是很令人费解的。如果将来中行披露其他的投资，我们一点不觉得奇怪。”
廖强表示，标普预期在市场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下，中行的新增拨备可能不超过34亿美元。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给出对中行拨备的预期，高者超过40亿美元，低者约200亿元人民币。
廖强认为，即使中行出现预估的利润损失，也不会影响评级。他认为，中行是否因次贷投资导致评级下降，主要看资本实力是否受到明显损害和风险管理能力是否存在明显不足。其一，资本金是最终抵御风险的工具。由于在以信贷为主的其他业务上盈利强劲，次贷造成的损失事实上还没有损及中行的资本实力。另外，以ATE比例指标（总权益/总资产）来衡量，中行整体的ATE达到7％以上（主要是因为中银香港的资本金比例相对比较高），而建行在6％左右，工行在6-6.5％。这给中行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
其二，看风险管理能力。廖强认为，中行的市场风险偏好总体是比较保守的。与亚洲很多同样购买了结构性投资产品的银行相比较，中行买的多数是直接的次贷支持证券，以次贷支持证券为基础再次进行结构化打包的CDO（比次贷风险更高）并不多，“银行还是以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试图在买他们理解的产品，并未涉及复杂的技术和工具。”
目前，工行和建行只称投资的次贷为AA或以上级别，但未公布所持次贷产品的具体结构。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行的10亿美元次贷产品“结构不大好”。但建行有关方面称，即使对10亿美元全部计提拨备，也不会对该行业绩产生太大影响。
重估市场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次贷给三大银行带来的实际损失甚微，但中资银行海外投资的能力、相应的风险控制水平还需大幅提升，否则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事实上，三大行所获汇金600亿美元的注资不可二次结汇，存在对冲外汇风险的需要。此外，三大行海外上市募集的外汇资金及客户委托的外汇资产，也有资产管理的需要。这对三家银行的外汇管理能力提出了较严峻的挑战。
这方面，中行起步较早，1999年即筹建香港的资金交易室；建行、工行于2001年前后在香港成立了资金交易室。据知情人士向《财经》透露，建行有超过数百亿美元的外汇需要管理。按照公司章程，500亿美元以下的外汇投资A等级的债券不需要通过董事会，以投资国债为主，不能买股票。2006年初，贝尔斯登在与中信证券合作之前，曾谋求和建行合作，凭借其在固定收益方面的管理能力，帮助建行管理外汇资产，并建议双方成立合资的资产管理公司。但双方合作终因各种原因而搁浅。
银监会的一位有关官员向《财经》记者表示，中资银行对市场风险的监控不够，“某大型国有银行以前的海外投资并未纳入全面风险控制范围，首席风险官并不管理和了解这块业务，而是由其他分管行长负责，这样市场风险不能纳入全面风险控制之中。”
一位市场资深人士表示，中资银行海外投资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基层层面，中资银行交易员的激励机制和外资行差距太大，很难留住出色的交易员。
此外，目前的资金业务管理体系存在漏洞。总行一般把风险限额分配到业务线，海外的资金交易室由总行资金交易部的中台来管理，中台监控前台。不过，大多数银行未能做到资金业务的统一集中管理，即管理海外投资资产的机构与国内部门之间有脱节，比如总行对海外投资头寸不能实时并表，通常采取限额管理，不能实时监控，这样，前台若超出投资限额，中台要等到每天的交易结束后甚至更晚才能发觉。
在总行层面，首席风险控制官（CRO）的角色未真正发挥作用。理想的结构是CRO全面监控，不仅监控信用风险、操作风险，还要看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因为风险并不孤立存在。以次贷为例，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便是交织在一起的。各家银行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并不一定要有一个监控全局的CRO，但关键要看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高管们能否相互制衡。
另外，对比数家华尔街投行的CEO、CFO均因次贷亏损立即下台，大手笔清理坏账、反省内部机制的情况，中资银行则尚未建立这样的商业文化。几位中资银行高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认为，只要在投资权限内按规定操作，就不必对损失承担责任。
建行内部人士私下透露，目前还在对负责次贷投资的香港资金交易室有关人员进行责任调查，初步判断没有严重违规行为，如发现有不当操作，会进行有限程度的处理。
《财经》记者也了解到，中行香港资金交易室经理及总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均已离职或更换岗位，现在还无法获知他们的离职是否与次贷损失有关。另悉，中行已经单独成立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亡羊补牢。但这些举动均未对外正式披露。
本刊记者郭琼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