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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怀念尊敬的李焕民老师。
李焕民无疑是新中国现实主义思潮中杰出而典型的艺术家。
现实主义思潮不只是新中国的艺术思潮，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的主潮。这种来自西方、影响我国的现实主义思潮，又主要以写实为基本特征，同时也要求以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来反映与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的社会倾向。这种倾向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进步文艺的发展。当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弱化了西方式现实主义中的理性色彩，增加了更符合艺术自身的亦更具东方主观理想色彩的成份，而名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到八十年代后，多元的创作思潮兴起，但现实主义仍属这多元倾向中一支重要的创作思想。从此角度看，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潮无疑是世纪倾向中有重大成就的艺术主潮。而李焕民正是此种主流思潮中杰出的代表性画家。
李焕民的版画创作是以藏区人民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在李焕民创作的二十世纪五十到六、七十年代，正是西藏地区由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为了真实地反映这种巨大的变化，李焕民数十次深入藏区，与藏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真实地体验他们的生活，在现场直接以速写收集资料。李焕民以这种方式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收集形象资料，也记录自己的直观印象和现实感情。李焕民说，那时去牧区，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一住就是数月乃至半年。“每天我就去他们的帐蓬里写生，跟着他们，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去感受他们的心情，探寻他们的内心活动和外在形式，不断的观察，不断的画，把我的个人审美慢慢的画进去。如果为了省事，就只用相机记录，个人的审美丢失了，只有亲手去画才能将感性和审美引发出来”。因为直接到现实生活中去，这个本身极富感情的艺术家，真切地感受到藏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农牧民在民主改革之前野蛮的无人身自由的农奴制向改革后自耕其田自牧其畜的农牧民自由自主生活的变化。深深地感动于这种变化的李焕民为藏族人民的生活投入了自己几乎一生的全部热情。这样直接投身于生活之中，情感、体验、感悟、素材乃至画面的形式处理直接源于生活，这是李焕民那个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今天关在画室中实验、作画的画家们最大的区别。
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感动转化为现实主义的创作。
除了到现实中去，直接取材于现实外，李焕民是自觉遵守现实主义创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作方法而获得成功的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1963年的《初踏黄金路》是李焕民为新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奉献的经典，而该画正是用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作方法创作的经典案例。如果我们知道，西藏实际在1959年3月实现“民主改革”之前实行的还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还处于无地、无牧场、无牲畜，人身依附于寺庙和农奴主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对此后已分得土地、牧场与牲畜的百万农奴的翻身生活有了解的话，“民主改革”之前的1953年就去了西藏的李焕民，其《初踏黄金路》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题应当十分的明确。因为“民主改革”，藏族人民第一次当了主人（这也是徐匡与阿鸽黑白版画《主人》之由来）。民主改革四年后，李焕民要表达翻身后耕种自己土地的藏族人民丰收的快乐，而且是第一次栽种青稞麦而获大丰收的快乐，一如李焕民自己所说，青稞丰收，“藏族人民的情绪真可以说达到了欣喜若狂的程度。我也深深感受到：当人们意识到劳动不再是为了领主，劳动才真是幸福的，收获劳动果实时就像过节一样。那些天晚上我的心情简直平静不下来，很多画面往上涌，一会是解放军帮助藏民收青稞，一会是小学生排成队在老师的率领下拾青稞穗，一会是藏族同胞拉着驮满青稞的牛大笑大唱地走回来......哪个都想画，对哪个酝酿都不足。……于是撇开生活真实的限制，设想一个画面：在金黄的世界里，藏胞穿着大红袍，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地拉着驮满青稞的牦牛向前走。”感受到藏族民众快乐的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被激发起来。翻身农奴这是在“初踏黄金路”啊！“初踏黄金路”，“这就是明确表达主题的语言。它也帮助自己在刻划人物和场面时意图变得更明确起来。通过这张画具体地理解了一个道理：一幅画，特别是木刻，这是一种轻骑兵的形式，画面能够出现的形象是有限的，应该把自己对主题、对生活、对人的理解压缩在一个眉目清晰的典型的情节和形象里，主题才会更鲜明。”而画中那位妇女形象是根据当地一位叫欧姆的生产小组长而绘制的，“我想如果是这样一位活生生的新式劳动妇女走进我的画面该多好啊！《初踏黄金路》里后面那个人基本上是根据欧姆想出来的。”那种摆脱奴隶命运后的生气勃勃意气风发，在《初踏黄金路》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事实上，李焕民画中的情景是综合多种印象得到的，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是综合多人而形成的：“ 真的有几十个同时代人活在脑子里，创作就会自如了。”
这种典型化的手法使李焕民的版画创作避免了写实艺术被动写实的自然主义之弊，而在现实物象中发掘出更深刻更具哲理意蕴的艺术典型。《高原之母》就是又一个这样的典型。最初，李焕民是有感于藏民那深沉而坚毅的形象本身，他画了很多藏民的形象。但深入他们的生活后，他发现自已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进藏后经常在湖边碰见转经轮的藏民，我当时不理解，我画他们，他们也不理我，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他们在和圣山、神湖对话，藏族有它几千年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世界支撑了他们在这样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力量，大自然雕刻了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美、精神性比任何一个民族都高，这种精神性有一种永恒的感觉。”这也就是《高原之母》那金字塔般大山似的结构，深沉坚实黝黑团块般的造型之由来。这幅获1996年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银奖的作品，实则已从李焕民娴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糅进了中国传统艺術中象征的意象观念。这种一度被命名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实则是毛泽东对源自西方的较为理性的“现实主义”的一种中国式修正，或者说，这是中国式现实主义的独特样式，一种源自现实表现现实，又带有强烈东方式主观感情和理想色彩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李焕民东方艺术家的天然本性使其成为此种东方现实主义的杰出实践者。 强烈的情感性是李焕民现实主义创作的突出特色。
艺术本身就具有情感性，对于以“诗言志”为本质特征的中国艺术来说，更是如此。属于新中国艺术代表的李焕民的创作，即使在服从为政治服务的较为理性的现实主义时期，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李焕民的作品仍然充满着强烈动人的情感特色。在李焕民的代表作中，有一幅家喻户晓的作品《藏族女孩》。画中那天真可爱稚气动人的藏族小姑娘，正倚门张望，身着五彩斑烂藏族服饰的小姑娘那可爱的神态让人一眼难忘。这幅构图简洁造型单纯的水印版画一问世，就引起画坛强烈的关注。如果我们联想到该画创作的年代1958年，则更意味深长。1958年是全中国正如火如荼但又带着非理性狂热的“大跃进”特殊时期，李焕民没有为我们留下反映1958年“大跃进”的作品，留下的反倒是这幅后来获日中友协中国版画展金奖的抒情纯美的《藏族女孩》！李焕民回忆道：“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在家画藏族女孩，刻好后有人说外面在大跃进，你在家里刻小孩，太不协调了。到了1959年，要参加世界版画比赛，我才敢公开拿出来，藏族女孩恰恰被选中了。创作本身是很愉快的……艺术应该是自己动情的东西，自己‘生’出来的。”可见，《藏族女孩》创作于1958年，那可是激进的革命的年代。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政治风气浓烈的时代李焕民表现和感悟的也是一些永恒的人性的情感的因素，是一个艺术家凭借自己的天才颖悟和艺术才情对错误的政治干扰的克服。他对此说到，“大跃进我也参加过大炼钢铁、种地，但我知道地里不可能产出那么多粮食，查我的画，我没有刻这些东西。我受过苦，记忆深刻，所以劳动人民是让我感触深，让人踏实，年轻时候进藏更是结下了深厚感情。”经历过当时严酷的政治运动的人，即可知道在当时要“没有刻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李焕民，不仅要传达自我的现实情感，更要传达对这些画中人物形象的情感：“我的目标是想通过这些素描，摸到人的灵魂，肖像画的最高境界就是‘摸高’，摸到人的靈魂，体现对象的性格特征，通过肖像反映时代风貌，这条路很长，也需要不断的‘摸高’”。 “作为肖像画来说，要把对象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像我这种搞现实主义绘画的人来说要‘深’，要深入人的内心，我的创新就在于‘深’”。
李焕民另一幅重要创作《攻读》，创作于1962年。身在藏区的李焕民有感于翻身农奴在“扫盲运动”中对学习文化的渴求而创作的。对翻身的农奴来说，文化不啻是一种奢侈，但这又是一个民族的新生的标志。有人把《攻读》看成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但学习毛主席著作是1964年以后因林彪的倡导才掀起的运动，与《攻读》对一个民族一个人自身的深刻变化的表现无关。李焕民这种对藏民族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充满由衷的感动，这种感情在他的《换了人间》一画中也表现得十分生动。画中的主人公形象是李焕民在苦主院（解放后把农奴社会受过刑罚的残疾人聚集起来建立的福利院）看到的被挖去双眼的过去的农奴，太阳照在他的脸上，脸上的表情很丰富，都从眉头表现出来，受到感动的李焕民以小孩给他的爷爷读书的平和情景中，反映出时代那种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及这种变化对藏族人民的巨大影响。
我特别喜欢李焕民创作于1961年的《牧场》。有了自己《牧场》的牧民真正在为自己而劳动！广阔的牧场，辽阔的蓝天白云，草原上流动的牛群，健硕的正在挤奶喂牛犊的藏族姑娘，那正在阳光灿烂的牧场上引吭高歌的牧民女歌手，分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们对生活的幸福、自信与自主的把握！这幅抒情性特别强的作品充满着阳光与热情。这幅创作既源于客观现实，又充满着浪漫的热情。其创作年代正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倡导的时候。李焕民以其艺术家的热情成为此种东方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
李焕民的现实主义创作，其艺术特色也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在谈到《牧场》的创作时说，“我是在描写牧场上的生气，那些牧民的美简直就是大自然塑造出来的美，……我拼命追寻这种美，衣纹刻画着人体，画面中的每一根线都充满了生命力，刻法是中国式的刻法。……那时的采风写生全部靠画速写，每天我就去他们的帐蓬里写生，跟着他们，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去感受他们的心情，探寻他们的内心活动和外在形式。”在准确表现对象真实的基本要求下，对精神性的强调，使他的黑白木刻效果的形式感得以强化。在《高原之母》中，对大山般感觉的强化，使其采取金字塔般三角形稳定构图，强烈的黑白冲突中大块黑色的运用，及风化石般的刀刻纹理，加强了高原之母的主题。对草原复杂的草地的概括处理，是李焕民木刻技法的精彩之处。如《攻读》中草地的技法即具有中国书法的味道，写意的刀法，并不完全是写实，这是刻制的感觉，而不仅是真实的花草写实。在《初踏黄金路》的构思中，“最初结构怎么也处理不好。有一次看齐白石的印章，在构图上有些启发，觉得一幅画的构图应该像一个曲子一样，要有饱满的情绪，有多样统一的节奏，有自己独特的旋律。这样会突出主题，便于读者记忆。”从中国的篆刻艺术中借鉴，这才形成了《初踏黄金路》富于节奏与韵律感的饱满而变化的结构。这种民族形式的运用，在李焕民一批水印木刻中表现得颇为充分。《藏族女孩》那红润的脸颊，那水气淋漓幛犹湿的整个画面充满着彩墨氤氲的神彩。《童年》那水印中皮毛的质感和十足的水意，也是对水墨画的借鉴。这种种中国民族艺术特征的吸纳，无疑又是李焕民东方现实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
李焕民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他说过，“我本人一直都是坚持走现实主义，歌颂劳动人民的美，那种跟大地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李焕民是幸福的自足的，他有坚定的属于自己的艺术的信念，他有立足于自我的成功的艺术创作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他也因杰出成就获得社会的认同。2013年，正如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在为李焕民颁发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时所宣读的“获奖评语”中所说那样：
“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焕民先生满怀着坚定的艺术理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始终刀笔不辍，孜孜以求，创作出大量精彩的艺术作品，特别是一大批享誉全国的藏族题材的美术作品，如《高原峡谷》《扬青稞》《攻读》《拉萨街头》《牧场》《藏族女孩》《初踏黄金路》《驯马手》《高原之母》等，这些作品屡获殊荣，影响深远，成为用艺术记录藏族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巨变的不朽史诗。
李焕民先生自踏上雪域高原之日起，就将心灵与情感融入这片土地，并成为讴歌这片土地的优秀歌手。经过多年的语言锤炼和风格追求，李焕民先生把版画语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为创造版画新的民族形式作出了突出成就。他的作品以深刻的精神内涵和美的品质而具有长久的穿透力，成为新中国版画艺术一座高峰。”
李焕民无疑是新中国现实主义思潮中杰出而典型的艺术家。
现实主义思潮不只是新中国的艺术思潮，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的主潮。这种来自西方、影响我国的现实主义思潮，又主要以写实为基本特征，同时也要求以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来反映与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的社会倾向。这种倾向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进步文艺的发展。当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弱化了西方式现实主义中的理性色彩，增加了更符合艺术自身的亦更具东方主观理想色彩的成份，而名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到八十年代后，多元的创作思潮兴起，但现实主义仍属这多元倾向中一支重要的创作思想。从此角度看，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潮无疑是世纪倾向中有重大成就的艺术主潮。而李焕民正是此种主流思潮中杰出的代表性画家。
李焕民的版画创作是以藏区人民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在李焕民创作的二十世纪五十到六、七十年代，正是西藏地区由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为了真实地反映这种巨大的变化，李焕民数十次深入藏区，与藏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真实地体验他们的生活，在现场直接以速写收集资料。李焕民以这种方式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收集形象资料，也记录自己的直观印象和现实感情。李焕民说，那时去牧区，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一住就是数月乃至半年。“每天我就去他们的帐蓬里写生，跟着他们，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去感受他们的心情，探寻他们的内心活动和外在形式，不断的观察，不断的画，把我的个人审美慢慢的画进去。如果为了省事，就只用相机记录，个人的审美丢失了，只有亲手去画才能将感性和审美引发出来”。因为直接到现实生活中去，这个本身极富感情的艺术家，真切地感受到藏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农牧民在民主改革之前野蛮的无人身自由的农奴制向改革后自耕其田自牧其畜的农牧民自由自主生活的变化。深深地感动于这种变化的李焕民为藏族人民的生活投入了自己几乎一生的全部热情。这样直接投身于生活之中，情感、体验、感悟、素材乃至画面的形式处理直接源于生活，这是李焕民那个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今天关在画室中实验、作画的画家们最大的区别。
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感动转化为现实主义的创作。
除了到现实中去，直接取材于现实外，李焕民是自觉遵守现实主义创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作方法而获得成功的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1963年的《初踏黄金路》是李焕民为新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奉献的经典，而该画正是用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作方法创作的经典案例。如果我们知道，西藏实际在1959年3月实现“民主改革”之前实行的还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还处于无地、无牧场、无牲畜，人身依附于寺庙和农奴主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对此后已分得土地、牧场与牲畜的百万农奴的翻身生活有了解的话，“民主改革”之前的1953年就去了西藏的李焕民，其《初踏黄金路》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题应当十分的明确。因为“民主改革”，藏族人民第一次当了主人（这也是徐匡与阿鸽黑白版画《主人》之由来）。民主改革四年后，李焕民要表达翻身后耕种自己土地的藏族人民丰收的快乐，而且是第一次栽种青稞麦而获大丰收的快乐，一如李焕民自己所说，青稞丰收，“藏族人民的情绪真可以说达到了欣喜若狂的程度。我也深深感受到：当人们意识到劳动不再是为了领主，劳动才真是幸福的，收获劳动果实时就像过节一样。那些天晚上我的心情简直平静不下来，很多画面往上涌，一会是解放军帮助藏民收青稞，一会是小学生排成队在老师的率领下拾青稞穗，一会是藏族同胞拉着驮满青稞的牛大笑大唱地走回来......哪个都想画，对哪个酝酿都不足。……于是撇开生活真实的限制，设想一个画面：在金黄的世界里，藏胞穿着大红袍，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地拉着驮满青稞的牦牛向前走。”感受到藏族民众快乐的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被激发起来。翻身农奴这是在“初踏黄金路”啊！“初踏黄金路”，“这就是明确表达主题的语言。它也帮助自己在刻划人物和场面时意图变得更明确起来。通过这张画具体地理解了一个道理：一幅画，特别是木刻，这是一种轻骑兵的形式，画面能够出现的形象是有限的，应该把自己对主题、对生活、对人的理解压缩在一个眉目清晰的典型的情节和形象里，主题才会更鲜明。”而画中那位妇女形象是根据当地一位叫欧姆的生产小组长而绘制的，“我想如果是这样一位活生生的新式劳动妇女走进我的画面该多好啊！《初踏黄金路》里后面那个人基本上是根据欧姆想出来的。”那种摆脱奴隶命运后的生气勃勃意气风发，在《初踏黄金路》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事实上，李焕民画中的情景是综合多种印象得到的，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是综合多人而形成的：“ 真的有几十个同时代人活在脑子里，创作就会自如了。”
这种典型化的手法使李焕民的版画创作避免了写实艺术被动写实的自然主义之弊，而在现实物象中发掘出更深刻更具哲理意蕴的艺术典型。《高原之母》就是又一个这样的典型。最初，李焕民是有感于藏民那深沉而坚毅的形象本身，他画了很多藏民的形象。但深入他们的生活后，他发现自已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进藏后经常在湖边碰见转经轮的藏民，我当时不理解，我画他们，他们也不理我，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他们在和圣山、神湖对话，藏族有它几千年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世界支撑了他们在这样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力量，大自然雕刻了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美、精神性比任何一个民族都高，这种精神性有一种永恒的感觉。”这也就是《高原之母》那金字塔般大山似的结构，深沉坚实黝黑团块般的造型之由来。这幅获1996年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银奖的作品，实则已从李焕民娴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糅进了中国传统艺術中象征的意象观念。这种一度被命名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实则是毛泽东对源自西方的较为理性的“现实主义”的一种中国式修正，或者说，这是中国式现实主义的独特样式，一种源自现实表现现实，又带有强烈东方式主观感情和理想色彩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李焕民东方艺术家的天然本性使其成为此种东方现实主义的杰出实践者。 强烈的情感性是李焕民现实主义创作的突出特色。
艺术本身就具有情感性，对于以“诗言志”为本质特征的中国艺术来说，更是如此。属于新中国艺术代表的李焕民的创作，即使在服从为政治服务的较为理性的现实主义时期，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李焕民的作品仍然充满着强烈动人的情感特色。在李焕民的代表作中，有一幅家喻户晓的作品《藏族女孩》。画中那天真可爱稚气动人的藏族小姑娘，正倚门张望，身着五彩斑烂藏族服饰的小姑娘那可爱的神态让人一眼难忘。这幅构图简洁造型单纯的水印版画一问世，就引起画坛强烈的关注。如果我们联想到该画创作的年代1958年，则更意味深长。1958年是全中国正如火如荼但又带着非理性狂热的“大跃进”特殊时期，李焕民没有为我们留下反映1958年“大跃进”的作品，留下的反倒是这幅后来获日中友协中国版画展金奖的抒情纯美的《藏族女孩》！李焕民回忆道：“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在家画藏族女孩，刻好后有人说外面在大跃进，你在家里刻小孩，太不协调了。到了1959年，要参加世界版画比赛，我才敢公开拿出来，藏族女孩恰恰被选中了。创作本身是很愉快的……艺术应该是自己动情的东西，自己‘生’出来的。”可见，《藏族女孩》创作于1958年，那可是激进的革命的年代。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政治风气浓烈的时代李焕民表现和感悟的也是一些永恒的人性的情感的因素，是一个艺术家凭借自己的天才颖悟和艺术才情对错误的政治干扰的克服。他对此说到，“大跃进我也参加过大炼钢铁、种地，但我知道地里不可能产出那么多粮食，查我的画，我没有刻这些东西。我受过苦，记忆深刻，所以劳动人民是让我感触深，让人踏实，年轻时候进藏更是结下了深厚感情。”经历过当时严酷的政治运动的人，即可知道在当时要“没有刻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李焕民，不仅要传达自我的现实情感，更要传达对这些画中人物形象的情感：“我的目标是想通过这些素描，摸到人的灵魂，肖像画的最高境界就是‘摸高’，摸到人的靈魂，体现对象的性格特征，通过肖像反映时代风貌，这条路很长，也需要不断的‘摸高’”。 “作为肖像画来说，要把对象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像我这种搞现实主义绘画的人来说要‘深’，要深入人的内心，我的创新就在于‘深’”。
李焕民另一幅重要创作《攻读》，创作于1962年。身在藏区的李焕民有感于翻身农奴在“扫盲运动”中对学习文化的渴求而创作的。对翻身的农奴来说，文化不啻是一种奢侈，但这又是一个民族的新生的标志。有人把《攻读》看成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但学习毛主席著作是1964年以后因林彪的倡导才掀起的运动，与《攻读》对一个民族一个人自身的深刻变化的表现无关。李焕民这种对藏民族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充满由衷的感动，这种感情在他的《换了人间》一画中也表现得十分生动。画中的主人公形象是李焕民在苦主院（解放后把农奴社会受过刑罚的残疾人聚集起来建立的福利院）看到的被挖去双眼的过去的农奴，太阳照在他的脸上，脸上的表情很丰富，都从眉头表现出来，受到感动的李焕民以小孩给他的爷爷读书的平和情景中，反映出时代那种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及这种变化对藏族人民的巨大影响。
我特别喜欢李焕民创作于1961年的《牧场》。有了自己《牧场》的牧民真正在为自己而劳动！广阔的牧场，辽阔的蓝天白云，草原上流动的牛群，健硕的正在挤奶喂牛犊的藏族姑娘，那正在阳光灿烂的牧场上引吭高歌的牧民女歌手，分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们对生活的幸福、自信与自主的把握！这幅抒情性特别强的作品充满着阳光与热情。这幅创作既源于客观现实，又充满着浪漫的热情。其创作年代正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倡导的时候。李焕民以其艺术家的热情成为此种东方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
李焕民的现实主义创作，其艺术特色也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在谈到《牧场》的创作时说，“我是在描写牧场上的生气，那些牧民的美简直就是大自然塑造出来的美，……我拼命追寻这种美，衣纹刻画着人体，画面中的每一根线都充满了生命力，刻法是中国式的刻法。……那时的采风写生全部靠画速写，每天我就去他们的帐蓬里写生，跟着他们，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去感受他们的心情，探寻他们的内心活动和外在形式。”在准确表现对象真实的基本要求下，对精神性的强调，使他的黑白木刻效果的形式感得以强化。在《高原之母》中，对大山般感觉的强化，使其采取金字塔般三角形稳定构图，强烈的黑白冲突中大块黑色的运用，及风化石般的刀刻纹理，加强了高原之母的主题。对草原复杂的草地的概括处理，是李焕民木刻技法的精彩之处。如《攻读》中草地的技法即具有中国书法的味道，写意的刀法，并不完全是写实，这是刻制的感觉，而不仅是真实的花草写实。在《初踏黄金路》的构思中，“最初结构怎么也处理不好。有一次看齐白石的印章，在构图上有些启发，觉得一幅画的构图应该像一个曲子一样，要有饱满的情绪，有多样统一的节奏，有自己独特的旋律。这样会突出主题，便于读者记忆。”从中国的篆刻艺术中借鉴，这才形成了《初踏黄金路》富于节奏与韵律感的饱满而变化的结构。这种民族形式的运用，在李焕民一批水印木刻中表现得颇为充分。《藏族女孩》那红润的脸颊，那水气淋漓幛犹湿的整个画面充满着彩墨氤氲的神彩。《童年》那水印中皮毛的质感和十足的水意，也是对水墨画的借鉴。这种种中国民族艺术特征的吸纳，无疑又是李焕民东方现实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
李焕民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他说过，“我本人一直都是坚持走现实主义，歌颂劳动人民的美，那种跟大地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李焕民是幸福的自足的，他有坚定的属于自己的艺术的信念，他有立足于自我的成功的艺术创作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他也因杰出成就获得社会的认同。2013年，正如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在为李焕民颁发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时所宣读的“获奖评语”中所说那样：
“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焕民先生满怀着坚定的艺术理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始终刀笔不辍，孜孜以求，创作出大量精彩的艺术作品，特别是一大批享誉全国的藏族题材的美术作品，如《高原峡谷》《扬青稞》《攻读》《拉萨街头》《牧场》《藏族女孩》《初踏黄金路》《驯马手》《高原之母》等，这些作品屡获殊荣，影响深远，成为用艺术记录藏族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巨变的不朽史诗。
李焕民先生自踏上雪域高原之日起，就将心灵与情感融入这片土地，并成为讴歌这片土地的优秀歌手。经过多年的语言锤炼和风格追求，李焕民先生把版画语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为创造版画新的民族形式作出了突出成就。他的作品以深刻的精神内涵和美的品质而具有长久的穿透力，成为新中国版画艺术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