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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
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自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特殊的“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应对此事负责的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二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
王力写道：“‘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其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敏感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并表示拥护：“‘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敏感的王力，正是由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萌发了给中共中央写这封信的念头。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
“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引者注：即‘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一、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
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的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8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注：西汉亡后，一个放牛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1967年1月4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1967年1月14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的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注：1966年6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1964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1967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到会的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1967年8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在一起时，他告诉我：（1967年7月21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王力所列的八条，此处只引用他的原文。其中详情，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王力在逐点列举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么，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三
王力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相当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
何况他自己当时也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十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据陈伯达回忆，话的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摘自《陈伯达传》）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
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自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特殊的“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应对此事负责的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二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
王力写道：“‘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其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敏感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并表示拥护：“‘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敏感的王力，正是由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萌发了给中共中央写这封信的念头。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
“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引者注：即‘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一、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
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的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8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注：西汉亡后，一个放牛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1967年1月4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1967年1月14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的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注：1966年6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1964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1967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到会的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1967年8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在一起时，他告诉我：（1967年7月21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王力所列的八条，此处只引用他的原文。其中详情，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王力在逐点列举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么，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三
王力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相当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
何况他自己当时也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十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据陈伯达回忆，话的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摘自《陈伯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