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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东红 陈春莉 译
摘要：机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机械的辩证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避免了机械论，但是具有目的论的先验图式，即把历史作为主观知识或阶级意识的证实过程的先验图式。这两种方法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的本质。批判实在论对机械论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进行的批判，在五个方面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恢复，从而使我们成为纯粹朴素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批判实在论；马克思主义；机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乔纳森·约瑟夫（Jonathan Joseph），英国肯特大学教授，从事社会科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译者简介：强东红（1971-），男，陕西绥德人，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陈春莉（1979-），女，山东聊城人，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3-0018-07收稿日期：2007-01-15
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存有危机的观点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不管怎样，如果我们不在纯理论上考虑连续性的问题，就将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语境中所遭遇的真正问题。佩里·安德森引人注目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脱离了政治阶级斗争，重点在哲学文化，论调是悲观主义的）与法西斯主义的事实上的世界性的耀武扬威、斯大林主义和后来的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相联系起来［1］。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经历了更严重的衰退。在这种语境下，批判实在论可以为那些企图既保留马克思主义本质又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进行批判的人提供新的希望。
一、批判实在论者的基础劳动
与其他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尝试相反，马克思主义坚持它能独自提供充分的科学性，坚持别的理论（如阶级经济学、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或行为主义心理学）是不充分的、局部的、歧义的、虚假的或在其他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但我们如何衡量马克思主义对并非严格意义的“科学”（即哲学）的反对？如果哲学截然不同于科学，那么还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吗？我在这里的论点是：事实上哲学与科学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想保留这种科学的批判性评估的可能性，必须坚持这种区分。然而，这种真正的区分也意味着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本身，因为马克思主义被认定为研究社会的、并发展为科学的本体论的理论。在巴斯卡看来：
哲学的特征必定是不可还原的话语的连用词（syncategorematic）——或正如它所是的，只是代指，与此相对，社会科学话语的特征是直接指涉的。［2］（P50）
这样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与不同类别的知识相关联。马克思主义生成第一顺序的社会知识，而哲学生成的是第二顺序的知识，哲学是这种社会知识的知识（正如它可能也思考自然科学的知识，而自身没有成为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直接研究社会而哲学对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即哲学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运转，这一事实意味着哲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观点、理论、方法时，批判实在论自身着手反对别的哲学企图。在这种意义上，批判实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手。特别地，我们有必要批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混合在一起的企图，如可以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与萨特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的企图。尽管实践马克思主义常常将自身看作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观的反叛，但它还是强化了自己的目的论的先验图式，在此历史成为主观知识或阶级意识的证实过程。换句话说，实践马克思主义者将客观主义的目的论与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目的论相对立。不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是否采用了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的、实证主义的、决定论的进化论，或者接受了科尔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以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来说，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仅有的‘另一面’”［3］（P42），都可能存在这样的错误：将一种哲学框架强加到历史唯物主义，由此预先判断和削弱了真正地对历史关系事实所进行的科学研究。
我们需要更朴实无华的哲学工程，它的功能是阐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给马克思主义配乐。在其早期著作中，巴斯卡开始了作为科学的小工的批判实在论哲学的思想，生产了第二顺序知识，阐明了方法论问题。尽管这似乎是一项谨慎的任务，但它至关重要，易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因为它可能是试图给我们展现世界的科学，同时哲学也能有助于阐明这种科学的方法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晰。因此，即使哲学不直接分析社会，它也一定分析关于社会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了简化，我们可以说：1.社会科学的哲学分析社会科学实践；2.社会科学自身分析社会世界。就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而言，哲学是一种不直接的或第二顺序的批判。
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相比，批判实在论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在于它必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的事实。实际上，在社会本质及其观念层面上，这意味着批判实在论也与社会分析缠绕在一起，然而批判实在论以更概括的意义将哲学构想为与一些科学领域相关联。这非常重要，因为开始整理归类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疑惑时，我们需要与科学实践自身紧密联系但又不可还原为科学实践自身的工具。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区分，那么我们也就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批判式研究的任何希望。
被构想为哲学的批判实在论因此起了这种基础性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构想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因素，那么在这种领域，批判实在论的任务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工在行动，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践与观点。正如安德鲁·科利尔指出的，尽管哲学不生产新知识，但它仍然是一种认知实践。
马克思主义应该被视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分析，但是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它需要吸取明确的批判实在论者的哲学，后者能明确支撑对世界的本体论说明，也能明确保持对所运用的科学方法的审视。如果我们将批判实在论构想为小工，那么我们看见它与马克思主义并肩工作。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哲学不应该侵入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图式强加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有马克思主义自身能提供对社会世界的特殊特征的分析，因为这是科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然而哲学能评估这些观点的本质，能坚持与批判实在论者的本体论一致的科学结构。那么这是批判实在论能帮助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条途径。
二、本体论的首要性与不及物维度
在主体与客体的争论中双方的主要错误是：强加于现实中的哲学图式，将我们的现实知识与真正世界本身这两种不同东西混合起来。在客观主义者的机械唯物主义一边，我们找到了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作者，他的哲学图式吸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却脱离了其特定的（自然）语境，而且以非突生（non-emergent）的方式（它不能正确地将社会的特性与其突生的规律、性质和动力归于同一层面）再运用于社会领域。普列汉诺夫将这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客观化学说融合为一体，他广泛地吸收了恩格斯哲学著作的经验概括化，也吸收了系统机械地对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解释：
这样，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相应决定了经济力量的发展，因此也决定了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4］（P49）
毫不意外，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者成为放弃革命实践的变节者。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新历史的“时代精神”，这将保证社会主义者的未来，允许第二国际进行日复一日的改革事业。正如考茨基指出的：“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革命，而是为了革命组织自身；它不是制造革命，而是利用革命。”［5］（P21）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与他们的政治学相反，在反对粗俗的斯大林主义方面，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考茨基和萨特这些人物总是强调实践观。但是，比如考茨基，他在将修正主义与改革者的贸易工会与政党联系起来的时候，在他暗示“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本质反映了从实际斗争分离出来的需要的时候，通过声称“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化表达”［3］（P42），他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主体的哲学观或世界观。这就是“历史主义”的主要错误。
根据巴斯卡，我们可以说这些理论家接受了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工人阶级的理论表达，它也轻蔑地批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的知识（包括常见的自然科学），它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自足的、兼容并包的、整体化的立场［6］（P172）。这在卢卡奇的观点，“自我认识与对整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7］（P20）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视角，或一种世界观，这种看法将相对主义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危险却不再只局限于与真实世界的知识的关系之中。为了避免并没有客观真理的结论，为了避免一个集体的世界观与另一集体的世界观一样的结论，实践哲学家寻求给予某集体突出的历史位置与意图，因此他们采用了目的论。它聚焦于重要的主体，比如其世界观有待于被历史证实的党或无产阶级。
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哲学必须重新返回哲学来救援马克思主义，因为批判实在论借助其根本能力指出：必须坚持世界与世界知识的分离。世界由于知识与行为泄露给我们，但这并不意味这是它的所有一切。批判实在论采用了毫不羞愧的本体论立场，它聚焦于独立存在的知识与行为努力掌握与改变的实体之上。这种独立存在的实体被巴斯卡描述为一种不及物领域（intransitive realm）。它与努力掌握与解释的及物知识（transitive knowledge）相对。事实上，一个加强了另一个，因为及物领域的知识如不指涉独立存在的实体，就将不可理解。因此，不及物是使及物性易于理解的条件；如果科学的发展与争论有关的话，实体必须独立存在于关于它的知识之外。
科学是产生于一定社会语境之中并依赖于被组织的人类实践，这一事实意味着哲学在检验科学的方法时起了重要作用，它必须努力明确地表示已潜在地接受了什么。事实上，作为实践理论的重点，哲学必须说明特定地卷入的代理人的阶级立场，但在采用本体论立场时，它必须追问什么理论暗示了世界自身的本质。因为坚持及物性与不及物性的分离，这意味着思想与其对象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所以哲学抛弃了将思想作为直接地对现实反映的立场。
这必然使我们吸收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的一些形式，由此我们认识到在知识及其对象之间没有直接对应。这并不意味我们提出一种判断的相对主义，就像后结构主义者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希望的：我们只能认识到知识的必然的社会特征。在坚持及物的知识领域与不及物对象的分离时，批判实在论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特定特征，特别是认识到，社会科学既是询问它们自己的领域的部分又是它们寻求解释的同一社会的产品的这一关系。与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主义相对，必须强调社会理论不能以傲慢的科学方式站于社会之上，它已经必然地被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要素“浸染”。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应该瞄准试图提供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可能的最好解释的科学。在这样作时，它应该试图显示，社会不仅是意义、行为与理解的结合体，而且是由真实的不及物的社会结构组成的。
三、结构、阶层与社会变革
批判实在论指出，社会知识的可理解性假定社会本身具有相对持久一致的结构，因此易于研究。批判实在论认识到，社会世界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自然世界，特别是社会结构与占统治地位的代理人的活动有密切联系，因此社会具有观念性的一面。但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与如哈贝马斯那些深受解释学传统影响的人相反，批判实在论坚持：社会并未被它的观念与实践层面详尽论述，我们应该研究客观的社会结构。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结构的思想已经被对马克思著作的最机械的解释弄坏了名声，不仅被僵硬的第二国际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而且也被那些努力维持“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弄坏了名声。他们有意忽略更复杂的《资本论》的社会经济分析，而心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序言中的五页的历史概括化内容，它将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与社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注：①原文中两处引用马克思的文字参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者注。]：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P425-426）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历史的主要驱动力。尽管这并不必然错误，但机械决定论者的重点在历史过程被还原为单一机制的事实中出现了。一旦我们开始检验这种声明的鲁莽观点，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过程能容纳整体范围的社会关系吗，如教育、训练、家庭等（它们不能只还原为经济）；经济基础能与上层建筑因素分离吗？例如，法律关系似乎总是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财产权的基础）；生产力能与生产关系分离吗？这给了人们虚假的印象，仿佛生产力在它们的社会形式之外有一些自律性。我们怎么判定社会什么时候成为假定的生产自律发展的桎梏？托洛茨基声称：“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总体上已达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的跟随者通过托洛茨基的观点“人类的生产力已经停滞不前”［9］（P111）开始描绘出现于战后时期的现象。毕竟，他们忽略了非内在因素的重要影响，如政治干预与调节、消费社会的发展、福利与教育改革、社团主义、社会民主和贸易工会的综合作用与基于美国统治的世界关系的新体系。
阿尔都塞试图克服经济还原论的问题，他强调社会由一些不同的结构或层次组成，每一层拥有相对的自律，尽管它们在最后时刻由经济决定［10］（P112-113）。然而问题依然是，什么时候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有最后时刻，就存在一种危险：每层社会形态仍然是自律的，这就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或社会整体的相互作用、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相冲突了。后者的思想与批判实在论重视分层、多重叠合的社会整体性（不同层面在此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的思想很好地相容。
阿尔都塞正确地抛弃了还原论者的社会决定法。这种存在不仅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机械解释的形式，而且也以人本主义者或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存在，尽管这种替代选择是以主体的历史确证而不是客体的机械发展为基础，但它还是延续了黑格尔式的单线型因果律。尽管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将社会整体还原为经济基础的问题，还原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卢卡奇学派或萨特学派的选择基于表达整体性的思想，在此每个要素都容纳了整体，“整体方法能从每个单一面解开”［7］（P170）。这又一次代表了将社会复杂性粗糙地简单化的作法。
批判实在论指出，社会世界像自然世界一样，包括了一系列混合了许多人类的实践与智性的结构和生成机制。与机械唯物主义相反，它指出这些结构形成了分层与可区分的整体性。不同层次多重叠合，相互共同决定，相互补充与相互矛盾。一些结构从另一些结构中出现，也就是说，它们以更低顺序的结构为基础，并且发展了它们自己的不可还原的特性与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结构可以说由别的结构构成——它们常常内在的而非外在的相关，或至少它们可能分享了一定特征——例如，法律结构将财产关系与宗法家庭结构联系起来。尽管这种方法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单一线型的和单一因果的，而是多元的，但它仍然有可能指出：存在一种社会结构的等级层次，而经济结构（或各种各样的构成生产方式的结构）是最强有力的社会机制。但因为它保持了分层与突现，所以它一定能维持这些结构以非还原的方式相互关联。
摘要：机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机械的辩证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避免了机械论，但是具有目的论的先验图式，即把历史作为主观知识或阶级意识的证实过程的先验图式。这两种方法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的本质。批判实在论对机械论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进行的批判，在五个方面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恢复，从而使我们成为纯粹朴素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批判实在论；马克思主义；机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乔纳森·约瑟夫（Jonathan Joseph），英国肯特大学教授，从事社会科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译者简介：强东红（1971-），男，陕西绥德人，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陈春莉（1979-），女，山东聊城人，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3-0018-07收稿日期：2007-01-15
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存有危机的观点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不管怎样，如果我们不在纯理论上考虑连续性的问题，就将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语境中所遭遇的真正问题。佩里·安德森引人注目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脱离了政治阶级斗争，重点在哲学文化，论调是悲观主义的）与法西斯主义的事实上的世界性的耀武扬威、斯大林主义和后来的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相联系起来［1］。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经历了更严重的衰退。在这种语境下，批判实在论可以为那些企图既保留马克思主义本质又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进行批判的人提供新的希望。
一、批判实在论者的基础劳动
与其他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尝试相反，马克思主义坚持它能独自提供充分的科学性，坚持别的理论（如阶级经济学、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或行为主义心理学）是不充分的、局部的、歧义的、虚假的或在其他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但我们如何衡量马克思主义对并非严格意义的“科学”（即哲学）的反对？如果哲学截然不同于科学，那么还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吗？我在这里的论点是：事实上哲学与科学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想保留这种科学的批判性评估的可能性，必须坚持这种区分。然而，这种真正的区分也意味着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本身，因为马克思主义被认定为研究社会的、并发展为科学的本体论的理论。在巴斯卡看来：
哲学的特征必定是不可还原的话语的连用词（syncategorematic）——或正如它所是的，只是代指，与此相对，社会科学话语的特征是直接指涉的。［2］（P50）
这样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与不同类别的知识相关联。马克思主义生成第一顺序的社会知识，而哲学生成的是第二顺序的知识，哲学是这种社会知识的知识（正如它可能也思考自然科学的知识，而自身没有成为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直接研究社会而哲学对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即哲学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运转，这一事实意味着哲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观点、理论、方法时，批判实在论自身着手反对别的哲学企图。在这种意义上，批判实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手。特别地，我们有必要批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混合在一起的企图，如可以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与萨特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的企图。尽管实践马克思主义常常将自身看作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观的反叛，但它还是强化了自己的目的论的先验图式，在此历史成为主观知识或阶级意识的证实过程。换句话说，实践马克思主义者将客观主义的目的论与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目的论相对立。不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是否采用了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的、实证主义的、决定论的进化论，或者接受了科尔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以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来说，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仅有的‘另一面’”［3］（P42），都可能存在这样的错误：将一种哲学框架强加到历史唯物主义，由此预先判断和削弱了真正地对历史关系事实所进行的科学研究。
我们需要更朴实无华的哲学工程，它的功能是阐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给马克思主义配乐。在其早期著作中，巴斯卡开始了作为科学的小工的批判实在论哲学的思想，生产了第二顺序知识，阐明了方法论问题。尽管这似乎是一项谨慎的任务，但它至关重要，易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因为它可能是试图给我们展现世界的科学，同时哲学也能有助于阐明这种科学的方法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晰。因此，即使哲学不直接分析社会，它也一定分析关于社会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了简化，我们可以说：1.社会科学的哲学分析社会科学实践；2.社会科学自身分析社会世界。就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而言，哲学是一种不直接的或第二顺序的批判。
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相比，批判实在论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在于它必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的事实。实际上，在社会本质及其观念层面上，这意味着批判实在论也与社会分析缠绕在一起，然而批判实在论以更概括的意义将哲学构想为与一些科学领域相关联。这非常重要，因为开始整理归类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疑惑时，我们需要与科学实践自身紧密联系但又不可还原为科学实践自身的工具。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区分，那么我们也就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批判式研究的任何希望。
被构想为哲学的批判实在论因此起了这种基础性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构想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因素，那么在这种领域，批判实在论的任务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工在行动，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践与观点。正如安德鲁·科利尔指出的，尽管哲学不生产新知识，但它仍然是一种认知实践。
马克思主义应该被视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分析，但是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它需要吸取明确的批判实在论者的哲学，后者能明确支撑对世界的本体论说明，也能明确保持对所运用的科学方法的审视。如果我们将批判实在论构想为小工，那么我们看见它与马克思主义并肩工作。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哲学不应该侵入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图式强加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有马克思主义自身能提供对社会世界的特殊特征的分析，因为这是科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然而哲学能评估这些观点的本质，能坚持与批判实在论者的本体论一致的科学结构。那么这是批判实在论能帮助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条途径。
二、本体论的首要性与不及物维度
在主体与客体的争论中双方的主要错误是：强加于现实中的哲学图式，将我们的现实知识与真正世界本身这两种不同东西混合起来。在客观主义者的机械唯物主义一边，我们找到了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作者，他的哲学图式吸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却脱离了其特定的（自然）语境，而且以非突生（non-emergent）的方式（它不能正确地将社会的特性与其突生的规律、性质和动力归于同一层面）再运用于社会领域。普列汉诺夫将这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客观化学说融合为一体，他广泛地吸收了恩格斯哲学著作的经验概括化，也吸收了系统机械地对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解释：
这样，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相应决定了经济力量的发展，因此也决定了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4］（P49）
毫不意外，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者成为放弃革命实践的变节者。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新历史的“时代精神”，这将保证社会主义者的未来，允许第二国际进行日复一日的改革事业。正如考茨基指出的：“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革命，而是为了革命组织自身；它不是制造革命，而是利用革命。”［5］（P21）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与他们的政治学相反，在反对粗俗的斯大林主义方面，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考茨基和萨特这些人物总是强调实践观。但是，比如考茨基，他在将修正主义与改革者的贸易工会与政党联系起来的时候，在他暗示“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本质反映了从实际斗争分离出来的需要的时候，通过声称“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化表达”［3］（P42），他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主体的哲学观或世界观。这就是“历史主义”的主要错误。
根据巴斯卡，我们可以说这些理论家接受了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工人阶级的理论表达，它也轻蔑地批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的知识（包括常见的自然科学），它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自足的、兼容并包的、整体化的立场［6］（P172）。这在卢卡奇的观点，“自我认识与对整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7］（P20）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视角，或一种世界观，这种看法将相对主义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危险却不再只局限于与真实世界的知识的关系之中。为了避免并没有客观真理的结论，为了避免一个集体的世界观与另一集体的世界观一样的结论，实践哲学家寻求给予某集体突出的历史位置与意图，因此他们采用了目的论。它聚焦于重要的主体，比如其世界观有待于被历史证实的党或无产阶级。
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哲学必须重新返回哲学来救援马克思主义，因为批判实在论借助其根本能力指出：必须坚持世界与世界知识的分离。世界由于知识与行为泄露给我们，但这并不意味这是它的所有一切。批判实在论采用了毫不羞愧的本体论立场，它聚焦于独立存在的知识与行为努力掌握与改变的实体之上。这种独立存在的实体被巴斯卡描述为一种不及物领域（intransitive realm）。它与努力掌握与解释的及物知识（transitive knowledge）相对。事实上，一个加强了另一个，因为及物领域的知识如不指涉独立存在的实体，就将不可理解。因此，不及物是使及物性易于理解的条件；如果科学的发展与争论有关的话，实体必须独立存在于关于它的知识之外。
科学是产生于一定社会语境之中并依赖于被组织的人类实践，这一事实意味着哲学在检验科学的方法时起了重要作用，它必须努力明确地表示已潜在地接受了什么。事实上，作为实践理论的重点，哲学必须说明特定地卷入的代理人的阶级立场，但在采用本体论立场时，它必须追问什么理论暗示了世界自身的本质。因为坚持及物性与不及物性的分离，这意味着思想与其对象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所以哲学抛弃了将思想作为直接地对现实反映的立场。
这必然使我们吸收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的一些形式，由此我们认识到在知识及其对象之间没有直接对应。这并不意味我们提出一种判断的相对主义，就像后结构主义者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希望的：我们只能认识到知识的必然的社会特征。在坚持及物的知识领域与不及物对象的分离时，批判实在论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特定特征，特别是认识到，社会科学既是询问它们自己的领域的部分又是它们寻求解释的同一社会的产品的这一关系。与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主义相对，必须强调社会理论不能以傲慢的科学方式站于社会之上，它已经必然地被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要素“浸染”。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应该瞄准试图提供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可能的最好解释的科学。在这样作时，它应该试图显示，社会不仅是意义、行为与理解的结合体，而且是由真实的不及物的社会结构组成的。
三、结构、阶层与社会变革
批判实在论指出，社会知识的可理解性假定社会本身具有相对持久一致的结构，因此易于研究。批判实在论认识到，社会世界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自然世界，特别是社会结构与占统治地位的代理人的活动有密切联系，因此社会具有观念性的一面。但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与如哈贝马斯那些深受解释学传统影响的人相反，批判实在论坚持：社会并未被它的观念与实践层面详尽论述，我们应该研究客观的社会结构。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结构的思想已经被对马克思著作的最机械的解释弄坏了名声，不仅被僵硬的第二国际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而且也被那些努力维持“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弄坏了名声。他们有意忽略更复杂的《资本论》的社会经济分析，而心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序言中的五页的历史概括化内容，它将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与社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注：①原文中两处引用马克思的文字参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者注。]：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P425-426）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历史的主要驱动力。尽管这并不必然错误，但机械决定论者的重点在历史过程被还原为单一机制的事实中出现了。一旦我们开始检验这种声明的鲁莽观点，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过程能容纳整体范围的社会关系吗，如教育、训练、家庭等（它们不能只还原为经济）；经济基础能与上层建筑因素分离吗？例如，法律关系似乎总是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财产权的基础）；生产力能与生产关系分离吗？这给了人们虚假的印象，仿佛生产力在它们的社会形式之外有一些自律性。我们怎么判定社会什么时候成为假定的生产自律发展的桎梏？托洛茨基声称：“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总体上已达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的跟随者通过托洛茨基的观点“人类的生产力已经停滞不前”［9］（P111）开始描绘出现于战后时期的现象。毕竟，他们忽略了非内在因素的重要影响，如政治干预与调节、消费社会的发展、福利与教育改革、社团主义、社会民主和贸易工会的综合作用与基于美国统治的世界关系的新体系。
阿尔都塞试图克服经济还原论的问题，他强调社会由一些不同的结构或层次组成，每一层拥有相对的自律，尽管它们在最后时刻由经济决定［10］（P112-113）。然而问题依然是，什么时候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有最后时刻，就存在一种危险：每层社会形态仍然是自律的，这就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或社会整体的相互作用、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相冲突了。后者的思想与批判实在论重视分层、多重叠合的社会整体性（不同层面在此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的思想很好地相容。
阿尔都塞正确地抛弃了还原论者的社会决定法。这种存在不仅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机械解释的形式，而且也以人本主义者或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存在，尽管这种替代选择是以主体的历史确证而不是客体的机械发展为基础，但它还是延续了黑格尔式的单线型因果律。尽管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将社会整体还原为经济基础的问题，还原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卢卡奇学派或萨特学派的选择基于表达整体性的思想，在此每个要素都容纳了整体，“整体方法能从每个单一面解开”［7］（P170）。这又一次代表了将社会复杂性粗糙地简单化的作法。
批判实在论指出，社会世界像自然世界一样，包括了一系列混合了许多人类的实践与智性的结构和生成机制。与机械唯物主义相反，它指出这些结构形成了分层与可区分的整体性。不同层次多重叠合，相互共同决定，相互补充与相互矛盾。一些结构从另一些结构中出现，也就是说，它们以更低顺序的结构为基础，并且发展了它们自己的不可还原的特性与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结构可以说由别的结构构成——它们常常内在的而非外在的相关，或至少它们可能分享了一定特征——例如，法律结构将财产关系与宗法家庭结构联系起来。尽管这种方法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单一线型的和单一因果的，而是多元的，但它仍然有可能指出：存在一种社会结构的等级层次，而经济结构（或各种各样的构成生产方式的结构）是最强有力的社会机制。但因为它保持了分层与突现，所以它一定能维持这些结构以非还原的方式相互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