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部级退休官员谢绝了中国重汽的独立董事任命——2003年，小艾伯特？戈尔卸任美国副总统2年后，接受时任苹果公司CEO乔布斯的邀请，担任苹果公司的（外部）董事至今，并因薪酬获利数千万美元。
　　美国前副总统可以稳当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光明正大，国内的部长却因担任独董而遭舆论的谴责，差距颇大，为何？笔者认为根源有三：
　　一是退休官员任独董，动机有差异。国内退休官员任独董容易产生“权利磁场”，利用政府背景“余威”为企业不正当牟利，甚至“暗箱操作”，干扰市场秩序；易产生“权力期权”嫌疑，当年“在其位”为企业“开方便之门”，退休后企业变相回报，形成预约受贿。国内企业偏爱退休官员独董，目前国内上市公司中，44%的独董有过从政背景，其中省部级退休官员30多名，当过市长的有100多人，有处长经历超720人；其次，独董“不独立”，国内九成上市公司在独董提名程序上采取由大股东推荐的方式，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难保公众对官员独董动机的揣测；再次，薪酬过高。反观，国外退休官员多从事社会性事业，如公益、演讲等，部分聘任到公司的独董被企业看重的是正向的影响力和专业素养。戈尔从政时期就被企业称为“高科技的先知，互联网的推手”，互联网今天的盛况，戈尔是重要的推手之一。戈尔是政治人物中少有的高科技先知，硅谷大亨奉他为上宾，也就不足为奇。
　　二是国情的差异，国内官员独董更易滋生腐败。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很多官员更换速度非常快，在任时间较短，且官员退休之后除可能的一些补贴外，没有特殊待遇。退休官员不大容易成为企业追捧的宠儿，即便追捧，更多的是靠退休官员自身的名誉和能力。而我国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为政数十年，可经营庞大的“关系网和利益网”，最后在位高权重的岗位上退下来，依然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因此，会拥有比国外官员更多的资源、权力。在“官本位”文化体制的传承下更容易成为上市企业追寻的“保护伞”，重利之下自然更容易滋生腐败，而这恰是公众“最敏感的神经”。
　　三是退休官员任独董虽有法规约束，但监管问责有差异。各国在退休官员担任独董这一事项上均具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法规健全、细化及可操作性上，美国明显略胜一筹。相关法律规定退休官员担任独董“冷却期”内禁止联络原就职相关部门，且对独董的聘任要保持绝对的“独立性”，这些规定制约了官员独董的“权利磁场”；另外，美国对官员独董薪酬上限的规定及要求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有效防止了为谋利益进行“交易”的行为。而国内虽不断完善对官员任独董的法规要求，但现行的相关规定偏重于宏观指导，尚缺强制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如何界定原身份和现任职公司的关系？如何衡定官员独董对企业的贡献？对于退休官员任独董的行为也缺少监督问责规定，谁来监管官员独董的行为，一旦违反又如何制约，除了舆论的讨伐，并没有真正的强制性约束。
　　其实两国国情差异，难以简单对比，但我国独董制度的引进本意是好的——只有让官员独董的相关机制规范化、透明化，封闭官员独董寻租的空间，让公众有知情权，并认可这一群体能起到的正效应，才能共同打造客观、理性的认知环境，促进独董制度乃至公司制度的优化。届时，退休官员独董才能脱离尴尬局面，在阳光下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