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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政治运动中，Facebook或是Twitter，到底能有多大作用，一直是社会学者讨论的话题。《引爆点》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认为，社交媒体无法提供社会变迁所需要的东西。
去年我看了电影《社交网络》，马克·扎克伯格也许是一个社交障碍者。但他的Facebook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一次人口聚合。在埃及人把穆巴拉克赶走之后，有个埃及男子将女儿命名为“Facebook”。全世界5亿多人加入了这个网络，其中有28%是34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个月Facebook的用户会上传10亿张照片和1000万个视频；有超过4500万个用户小组活跃在这个网站上；它不只是一个虚拟空间，那里每个月有250万个以上的事件成为现实。这个网站会对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开罗附近的一个村子探访了一个年轻人的家，哈立德20岁，他的房间很小，有一张大双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笨重的惠普台式电脑。他和他周围的年轻人一样，为工作机会和婚姻问题发愁，从来不关心政治。《时代》周刊的描述是，这些人以往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现在可以称之为“Facebook一代”。他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附近的村落正发生什么，可以讨论，发布每个人的想法，Facebook可以完成联络和组织的工作，这时候，领导者好像空缺了，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朋友在做什么，而后就决定和自己的朋友站在一起，哈立德反复强调，埃及的运动是和平的、智慧的和技术的。
事实上，在一场政治运动中，Facebook或是Twitter，到底能有多大作用，一直是社会学者讨论的话题，他们认为，这些网络关心都是“弱关系”，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是“相识的熟人”，或者“朋友的朋友”。与“弱关系”相对的概念是“强关系”，指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的人际关系，比如亲缘关系。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人们在社交网站和微博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这只是人们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同。
《引爆点》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微革命》，他认为，社交媒体无法提供社会变迁所需要的东西，在美国的民权运动过去50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叫行动主义。Kristin Ivie认为，现在是“行动主义2.0”，他认为，行动主义2.0正在进入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养成利用科技和社会媒体为社会改革做贡献的习惯，人们只需一个细小便利的动作即能实现——点击鼠标。当然，也有人称这叫“懒汉行动主义”，点击主义(clicktivism)。
我们微博上“随手拍照”拯救乞讨儿童，或是其他一些筹集善款、赈灾的活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了社交网络的力量。香港岭南大学讲师、从事社会活动研究的叶荫聪先生认为：“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是通过互联网的社交网站组织和动员的，尤其是年轻人，这已是共识。我的观察是，社交网站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还不能取代实质的社会组织，社交网站所促成的网络是分布式的，边界难以捉摸，善于把某种情绪急促汇聚与散播，但不利于细致地处理不同意见，调整论述与策略。”
1995年，社会学家罗伯特·蒲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獲取的资源，这种资源可能包括实际的权力、财富，也可能是声誉、人缘、口碑。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对应于一种互惠、依赖的人际关系。现在，美国有好几家网站都提供所谓“个人网络影响力”的评估，输入你的Facebook、Twitter或Linkedin账户，就能得到一个介于1到100之间的社交影响力数字。
也许，Facebook或是Twitter还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但社交网络的确已经改变了许多单独的个体。
去年我看了电影《社交网络》，马克·扎克伯格也许是一个社交障碍者。但他的Facebook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一次人口聚合。在埃及人把穆巴拉克赶走之后，有个埃及男子将女儿命名为“Facebook”。全世界5亿多人加入了这个网络，其中有28%是34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个月Facebook的用户会上传10亿张照片和1000万个视频；有超过4500万个用户小组活跃在这个网站上；它不只是一个虚拟空间，那里每个月有250万个以上的事件成为现实。这个网站会对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开罗附近的一个村子探访了一个年轻人的家，哈立德20岁，他的房间很小，有一张大双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笨重的惠普台式电脑。他和他周围的年轻人一样，为工作机会和婚姻问题发愁，从来不关心政治。《时代》周刊的描述是，这些人以往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现在可以称之为“Facebook一代”。他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附近的村落正发生什么，可以讨论，发布每个人的想法，Facebook可以完成联络和组织的工作，这时候，领导者好像空缺了，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朋友在做什么，而后就决定和自己的朋友站在一起，哈立德反复强调，埃及的运动是和平的、智慧的和技术的。
事实上，在一场政治运动中，Facebook或是Twitter，到底能有多大作用，一直是社会学者讨论的话题，他们认为，这些网络关心都是“弱关系”，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是“相识的熟人”，或者“朋友的朋友”。与“弱关系”相对的概念是“强关系”，指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的人际关系，比如亲缘关系。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人们在社交网站和微博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这只是人们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同。
《引爆点》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微革命》，他认为，社交媒体无法提供社会变迁所需要的东西，在美国的民权运动过去50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叫行动主义。Kristin Ivie认为，现在是“行动主义2.0”，他认为，行动主义2.0正在进入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养成利用科技和社会媒体为社会改革做贡献的习惯，人们只需一个细小便利的动作即能实现——点击鼠标。当然，也有人称这叫“懒汉行动主义”，点击主义(clicktivism)。
我们微博上“随手拍照”拯救乞讨儿童，或是其他一些筹集善款、赈灾的活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了社交网络的力量。香港岭南大学讲师、从事社会活动研究的叶荫聪先生认为：“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是通过互联网的社交网站组织和动员的，尤其是年轻人，这已是共识。我的观察是，社交网站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还不能取代实质的社会组织，社交网站所促成的网络是分布式的，边界难以捉摸，善于把某种情绪急促汇聚与散播，但不利于细致地处理不同意见，调整论述与策略。”
1995年，社会学家罗伯特·蒲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獲取的资源，这种资源可能包括实际的权力、财富，也可能是声誉、人缘、口碑。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对应于一种互惠、依赖的人际关系。现在，美国有好几家网站都提供所谓“个人网络影响力”的评估，输入你的Facebook、Twitter或Linkedin账户，就能得到一个介于1到100之间的社交影响力数字。
也许，Facebook或是Twitter还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但社交网络的确已经改变了许多单独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