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玲已有很多年没见面了，不时想起她，想起和她相处的一些日子。玲是一个很爱笑的人，她笑里带着甜味，极富女性柔美，与她相视仿佛有种雾里看花的新奇感。
　　用花来比喻玲其实并不贴切，或显得俗气。玲说话斯文，柔声细气，和我这个讲话粗鲁的家伙相比，截然不同。她总是说，你注意一点好吗，为什么你老是这样呢？她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小孩般慈爱。她脸上还有一种温和的讥嘲，这是针对那种做错了事而不知悔改的小孩特有的。我特别恼火这种神态，认为被她无端地小看了，因为我比她大了五六岁。可她总是面带微笑，像在请求你，尽管我知道那不是请求。我只好红着脸说，好吧，我老管不住自己。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她笑笑说，你想想，今天你已经要求我原谅多少次啦？我说，三五次吧。她说，今晚我不会再听到道歉的话了，是吧？我说，是的，不会再听到了。我们继续散步，我的谈吐做作得极其斯文，我按着她的拍子走，老老实实地做着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林荫道沐浴在星光下，像一条淡淡的白带子，轻轻的夜雾在道旁的桉树林里生成并弥漫开去。玲和我讲她儿时的事，讲得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她喜欢把语气放得沉重，好像在说一件极遥远的事情，而且肯定是远古时候发生的事情。她说着说着就会深深叹口气，显得无限感慨的样子。这时她的小鼻子会微微皱起来，大眼睛也微微眯起来，仿佛在眺望远方的什么东西。她这种模样很迷人，当然她并不知道，也没有察觉我的赞叹，她在一个自我造就的境界中把身边的伙伴给忘记了。我突然觉得无趣极了，我在她的想象中没有位置，就像当满天星星灿烂，萤火虫的光亮便不能引人注目。我有点伤心，但这毫无办法，假若你命中注定是只萤火虫，那也只能当萤火虫，如此而已。但玲有时会突然回过神来，令人心跳地说一句，你真好。这句话的意思很含糊，可以对朋友说，也可以对心上人说。我曾想把这件事弄清楚，但没有成功。玲总是使我在这件事上难以启齿。她在我心跳耳热之际突然谈起文学，谈一篇小说的构思和人物。我在她洋溢着艺术热情的表情和语言面前毫无思想准备地变成了一个傻瓜。
　　我得承认，这是非常令人懊丧的，但我不一会就会被她所讲的人或事吸引过去。这时候，她的眼睛最为美丽，动人的光泽从那长睫毛下闪射出来，使我全然忘掉了懊丧，极有兴趣地跟她交流起来。那时我们在一个文讲班里搞创作，出作品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的强烈，刹那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便不可救药地进入到小说中去了。
　　她会丢开小说谈一些完全不相干的问题，但不使人感到突然，这是她与众不同的本领。那天晚上，她就是这样把我从一个问题带入另一个问题，使我觉得自己在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徜徉。我们返回时已是深夜，桉树林分外静谧，一弯浅浅的月在西山探出头来，鹅黄的光斜斜地铺洒在灰色的小道上，我和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玲说，你看我们都长高了，可我们都长大了吗?她又说，但愿如此，接着便叹息一声。我没回答，我知道无须回答，因为她不过是自问自答罢了。她接着说，今晚你感到愉快吗？我说跟你在一起能不愉快吗?当然，她也强调，尤其是单独跟我在一起。她总是那么感觉良好，但我得承认一切的确如她所说，跟她在一起令我非常愉快。白天我们关门写作晚上才见面，而我得承认，当黄昏降临的时候，我便有点魂不守舍了。我盼着那声轻轻的呼叫。玲总是在窗下柔柔地叫一声，她只叫我的姓而从不直呼名字，让人觉得亲切。她说，可以了吗?如果没弄清楚，我等你一会，不用急。
　　我从窗口向下看，会见到一张雪白的脸朝我微微仰起，黄昏金红的阳光斜照在乌黑的长发上，发出闪闪的光泽。玲会向我莞尔一笑，招招手，我的心情在这一刹那变得十分美妙。
　　那年夏天，我们在一起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去散步，谈了许多属于我们那个年龄，那个时代的话题。那些话迄今仍留在我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