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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李劼人“大河小說”创作的独异性不仅表现在作品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还体现在他叙史的民间立场。本文从李劼人小说的叙史立场切入，论析了小说中一些具有现代性标志的丰厚内容，以及内容背后李劼人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悖论心态，藉此探讨其对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意义。
关键词：民间立场 “大河小说” 现代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转向了无名时代，一些作家像鲁迅叙史一样，只取一点因由，力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使当时纵横开阖的时代得以较大程度的复活。这种历史观与20世纪初叶即开始创作的现代历史小说家李劼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民间立场。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暌隔并不意味着雷同，而作为先驱者的李劼人的叙史立场的开创倒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探寻。基于这样一种角度的独特开辟，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妄想”解决的问题：其民间立场在当时如何进行一种现代性的书写？这些现代性书写有哪些丰富的内涵？对当代文坛历史叙事有何意义？
在具体探讨这些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民间立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陈思和提出，然后韩东、王光东、洪治纲又有进一步的阐释。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作家主体的自由人格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独立思考已经作为民间立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目前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认可。有了评论家的提倡和高度重视，当下有关这方面的创作也呈如火如荼之势。我们不仅要追问，这种从民间立场出发的叙史模式为何得到这么多作家的亲睐？在我看来，也许最主要的还是现实因素的诱惑，作家们欲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寻求一种自由本真精神的回归。然而在相隔一个世纪的李劼人那里有何独特的特点？他对具有现代性标志的物质需求观念又有怎样的精神回应？在现代与民间的书写中，反映出李劼人怎样的心理冲突？
李劼人小说中采用的民间视角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厚性、世俗性和生动性。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他的“大河小说”的民间性书写似乎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很多论者更多把焦点聚在他所描写的一个个火辣辣的川妹子身上，却忽略了小说若隐若现一直贯穿小说始终的具有现代性的民间世界。那么在这民间世界里，到底有哪些丰富的复杂的现代内涵？
我在小说阅读中发现，李劼人这种民间立场有其自己独特的特点——以一种平民身份切感在场的历史。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平民家庭，贫困的生活环境使他和市民社会水乳交融，并且亲眼目睹并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这成为他在以后的创作中用平民观念创作的财富。李劼人亲历历史现场使他拥有了其他历史小说家不可企及的丰富资源。王富仁先生曾谈到他占有素材的独特：“如果说此前的历史小说是对已有定型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艺术地重写或改写，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则是为没有定型的中国近代史创造一种艺术的具文。”[1]“没有定型”就在于他所占有的历史空间是至那时为止历史家还没有取得独占权的一个历史空间。李劼人以一个参与见证者的身份来反思这段尚未被史学家定型的巴蜀近代史，融入了自己深厚的情感体验，有效地规避了政治权力意识对历史文化本性的遮蔽，尽可能地凸显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主流叙事语境中，李劼人如其故居“菱窠”大门柱上悬挂的对联“极尽四时之乐，自成一家以立言”所言，对历史的看法跳出了时代纷争、远离党派，真正从民间立场出发，真实地表达出民间历史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根据这种民间立场，我们来看小说中的人们对现代性标志的物质追求的体现。“大河小说”以西南边陲的成都为故事发生背景，显示传统自然经济的崩溃，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已经在这里掀起了波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西式器具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死水微澜》中，大量地描写了郝达三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留声机、相机、牙膏、牙刷、花露水等等;在《大波》中，革命形势高涨之时，也照样有载运货物的大木船。《暴风雨前》中的维新人士葛寰中炫耀他的日本料子也好，做工也好，连中国最开风气的上海都赶不上;以至于郝达三担心外国人被打败后没有地方买这些洋货了：“若果把北京使馆打破以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不来，那才糟哩！我们使的这些洋货，却向那里去买？”当时被誉为“天府之国”的上层人们，在李劼人的小说里却是这样一幅愚昧无知的画面，对西洋货物的喜爱程度超过对民族前途的担忧！作为法国留学回来的现代知识分子李劼人，其矛盾心态是耐人寻味的！
在小说的现代书写中，除了日常生活的器具展示外，还体现在对洋人的妖魔化态度及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心态。《死水微澜》中写到，姓洋教的人，“要临死时，不准自己的亲人去送终，要等洋人来挖眼睛”。比较突出的是民众观念中的西药，都是“用小儿身上的东西配制而成”，“人本不得死的，吃了洋药，包管你死！”顾天成初吃洋药时，邻居们都说吃不得，都说恐怕有毒。把洋人看做是与“人”相对立的异质动物。正是因为对洋人的这种妖魔化想象，小说极其给我们展示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心理。在《暴风雨前》中，一些维新人士认为中国要富强，只能从外洋输入文化知识来启蒙民众，“因为许多学问，都须将英文学好了，能够直接看外国书，你才懂得，也才有用处。……所以由上海特聘来的王英文，月薪竟是三百两，高于国文先生月薪之五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新人士在知识领域对西洋文化的绝对信任。正如作家在《大波》中所写，自从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后，“皇家怕洋人，管家怕洋人”，读书人在之前“还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而“自从开了洋学堂，读书人把洋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知识分子们把西方作为他们救国救民的蓝图，其实这种膜拜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正如赛义德所指出：“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到美国投奔到美国的东方学家的麾下，学会了‘操作’东方学的话语，然后回来向很低的听众重复东方学教条。”[2]小说中人们对洋人的崇拜，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即印证了这种殖民文化运行逻辑的征服！
然而，我们在叹服于西洋器物和西洋文化对人们的征服表现中，更多看到的是达官显贵和一些维新人士，然而他们究竟了解多少西洋文化的真正内涵？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芸芸众生中的普通民众对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又是持一种怎样的心态？ 从上层官僚到普通市民，他们不知道洋人为何方神圣，更不知道他们到中国来的目的。比如写到罗歪嘴与蔡大嫂有关洋人的谈话，写到周善培效仿日本，在成都修新化街，办劝业场，施行新的警察制度，不仅表面上看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其实提倡新政的这些人也仅仅流于形式。不仅如此，作为小说中真正上流阶层的郝公馆里，男人不知道洋人有几国，女人更是不关心国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这样重大的事件在她们心目中还不如手中的纸牌重要。就连葛寰中这样讲“新学”的人也认为洋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而对于义和团和红灯教的议论就更显示了他们的无知和荒谬，“义和团的法术是只可以施之于洋人的邪教，袁中堂是朝廷的正印官”所以义和团的法术就不灵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朝廷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神”。占据人们头脑中的封建落后意识一朝没有消除，所有的努力就是白费力气，历史的车轮只能在原地打转甚至倒退。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对现代性的展示不仅表现为老百姓对西方物质文化的隔膜，还有兴办新学这样的具有明显现代启蒙色彩的文化行为的观照。当时新潮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广开新学，四川一时间新学兴盛，大有“办学堂、育英才、救国家”之势。但新学的实质如何呢？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借惯于投机的田伯行之口道出了其中的“秘诀”。因郝又三想报考高等学堂而又怕考不上，于是田老兄便来了一番现身说法：
“……不管啥子题，你只管说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从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雅最高之顶……呜呼！噫嘻！悲哉！……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言，法儒某某言，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
“总之，是外国儒者说的，就麻得住人，看卷子的先生，谁又是学遍中外的通儒呢？风气如此，他敢证明你是捏造的吗？他能不提防别人讥笑他太简陋了吗？他即或不相信，也只好昧着良心加上几个大圈而大批注曰：该生宏博如此，具见素养……”
仅凭他这一番“高见”，我们足以窥见当时教育威信和社会风气之一斑了，而受到田老兄秘诀真传的郝又三竟然堂而皇之地考上了高等学堂，这无疑是对所谓新学的进一步讽刺。这秘诀不仅暴露了当时以卖弄西学的名词术语为荣的社会心理，更让我们看到了“講维新，倡新学”的片面性和具有现代启蒙色彩的文化行为的历史失败。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现代性历史事件，所以小说的历史讲述就有了书写现代性的历史起源的意义。
李劼人对物质文化追求的迷恋、西洋文明的崇拜、兴办新学行为隔膜等现代性书写，让我们甚感痛心的同时，更想探究作者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故意掩饰？还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矛盾心态的自然流露？这也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关于稳定民间要论述到的。总之，李劼人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热情、乡土情结以及现代意识的作家，关于民间立场下现代性丰富书写，他是一个独特而可贵的存在。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提供了别样的路径！
注 释
[1]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6）。
[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61页。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民间立场 “大河小说” 现代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转向了无名时代，一些作家像鲁迅叙史一样，只取一点因由，力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使当时纵横开阖的时代得以较大程度的复活。这种历史观与20世纪初叶即开始创作的现代历史小说家李劼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民间立场。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暌隔并不意味着雷同，而作为先驱者的李劼人的叙史立场的开创倒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探寻。基于这样一种角度的独特开辟，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妄想”解决的问题：其民间立场在当时如何进行一种现代性的书写？这些现代性书写有哪些丰富的内涵？对当代文坛历史叙事有何意义？
在具体探讨这些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民间立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陈思和提出，然后韩东、王光东、洪治纲又有进一步的阐释。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作家主体的自由人格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独立思考已经作为民间立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目前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认可。有了评论家的提倡和高度重视，当下有关这方面的创作也呈如火如荼之势。我们不仅要追问，这种从民间立场出发的叙史模式为何得到这么多作家的亲睐？在我看来，也许最主要的还是现实因素的诱惑，作家们欲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寻求一种自由本真精神的回归。然而在相隔一个世纪的李劼人那里有何独特的特点？他对具有现代性标志的物质需求观念又有怎样的精神回应？在现代与民间的书写中，反映出李劼人怎样的心理冲突？
李劼人小说中采用的民间视角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厚性、世俗性和生动性。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他的“大河小说”的民间性书写似乎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很多论者更多把焦点聚在他所描写的一个个火辣辣的川妹子身上，却忽略了小说若隐若现一直贯穿小说始终的具有现代性的民间世界。那么在这民间世界里，到底有哪些丰富的复杂的现代内涵？
我在小说阅读中发现，李劼人这种民间立场有其自己独特的特点——以一种平民身份切感在场的历史。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平民家庭，贫困的生活环境使他和市民社会水乳交融，并且亲眼目睹并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这成为他在以后的创作中用平民观念创作的财富。李劼人亲历历史现场使他拥有了其他历史小说家不可企及的丰富资源。王富仁先生曾谈到他占有素材的独特：“如果说此前的历史小说是对已有定型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艺术地重写或改写，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则是为没有定型的中国近代史创造一种艺术的具文。”[1]“没有定型”就在于他所占有的历史空间是至那时为止历史家还没有取得独占权的一个历史空间。李劼人以一个参与见证者的身份来反思这段尚未被史学家定型的巴蜀近代史，融入了自己深厚的情感体验，有效地规避了政治权力意识对历史文化本性的遮蔽，尽可能地凸显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主流叙事语境中，李劼人如其故居“菱窠”大门柱上悬挂的对联“极尽四时之乐，自成一家以立言”所言，对历史的看法跳出了时代纷争、远离党派，真正从民间立场出发，真实地表达出民间历史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根据这种民间立场，我们来看小说中的人们对现代性标志的物质追求的体现。“大河小说”以西南边陲的成都为故事发生背景，显示传统自然经济的崩溃，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已经在这里掀起了波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西式器具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死水微澜》中，大量地描写了郝达三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留声机、相机、牙膏、牙刷、花露水等等;在《大波》中，革命形势高涨之时，也照样有载运货物的大木船。《暴风雨前》中的维新人士葛寰中炫耀他的日本料子也好，做工也好，连中国最开风气的上海都赶不上;以至于郝达三担心外国人被打败后没有地方买这些洋货了：“若果把北京使馆打破以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不来，那才糟哩！我们使的这些洋货，却向那里去买？”当时被誉为“天府之国”的上层人们，在李劼人的小说里却是这样一幅愚昧无知的画面，对西洋货物的喜爱程度超过对民族前途的担忧！作为法国留学回来的现代知识分子李劼人，其矛盾心态是耐人寻味的！
在小说的现代书写中，除了日常生活的器具展示外，还体现在对洋人的妖魔化态度及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心态。《死水微澜》中写到，姓洋教的人，“要临死时，不准自己的亲人去送终，要等洋人来挖眼睛”。比较突出的是民众观念中的西药，都是“用小儿身上的东西配制而成”，“人本不得死的，吃了洋药，包管你死！”顾天成初吃洋药时，邻居们都说吃不得，都说恐怕有毒。把洋人看做是与“人”相对立的异质动物。正是因为对洋人的这种妖魔化想象，小说极其给我们展示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心理。在《暴风雨前》中，一些维新人士认为中国要富强，只能从外洋输入文化知识来启蒙民众，“因为许多学问，都须将英文学好了，能够直接看外国书，你才懂得，也才有用处。……所以由上海特聘来的王英文，月薪竟是三百两，高于国文先生月薪之五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新人士在知识领域对西洋文化的绝对信任。正如作家在《大波》中所写，自从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后，“皇家怕洋人，管家怕洋人”，读书人在之前“还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而“自从开了洋学堂，读书人把洋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知识分子们把西方作为他们救国救民的蓝图，其实这种膜拜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正如赛义德所指出：“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到美国投奔到美国的东方学家的麾下，学会了‘操作’东方学的话语，然后回来向很低的听众重复东方学教条。”[2]小说中人们对洋人的崇拜，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即印证了这种殖民文化运行逻辑的征服！
然而，我们在叹服于西洋器物和西洋文化对人们的征服表现中，更多看到的是达官显贵和一些维新人士，然而他们究竟了解多少西洋文化的真正内涵？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芸芸众生中的普通民众对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又是持一种怎样的心态？ 从上层官僚到普通市民，他们不知道洋人为何方神圣，更不知道他们到中国来的目的。比如写到罗歪嘴与蔡大嫂有关洋人的谈话，写到周善培效仿日本，在成都修新化街，办劝业场，施行新的警察制度，不仅表面上看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其实提倡新政的这些人也仅仅流于形式。不仅如此，作为小说中真正上流阶层的郝公馆里，男人不知道洋人有几国，女人更是不关心国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这样重大的事件在她们心目中还不如手中的纸牌重要。就连葛寰中这样讲“新学”的人也认为洋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而对于义和团和红灯教的议论就更显示了他们的无知和荒谬，“义和团的法术是只可以施之于洋人的邪教，袁中堂是朝廷的正印官”所以义和团的法术就不灵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朝廷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神”。占据人们头脑中的封建落后意识一朝没有消除，所有的努力就是白费力气，历史的车轮只能在原地打转甚至倒退。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对现代性的展示不仅表现为老百姓对西方物质文化的隔膜，还有兴办新学这样的具有明显现代启蒙色彩的文化行为的观照。当时新潮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广开新学，四川一时间新学兴盛，大有“办学堂、育英才、救国家”之势。但新学的实质如何呢？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借惯于投机的田伯行之口道出了其中的“秘诀”。因郝又三想报考高等学堂而又怕考不上，于是田老兄便来了一番现身说法：
“……不管啥子题，你只管说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从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雅最高之顶……呜呼！噫嘻！悲哉！……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言，法儒某某言，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
“总之，是外国儒者说的，就麻得住人，看卷子的先生，谁又是学遍中外的通儒呢？风气如此，他敢证明你是捏造的吗？他能不提防别人讥笑他太简陋了吗？他即或不相信，也只好昧着良心加上几个大圈而大批注曰：该生宏博如此，具见素养……”
仅凭他这一番“高见”，我们足以窥见当时教育威信和社会风气之一斑了，而受到田老兄秘诀真传的郝又三竟然堂而皇之地考上了高等学堂，这无疑是对所谓新学的进一步讽刺。这秘诀不仅暴露了当时以卖弄西学的名词术语为荣的社会心理，更让我们看到了“講维新，倡新学”的片面性和具有现代启蒙色彩的文化行为的历史失败。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现代性历史事件，所以小说的历史讲述就有了书写现代性的历史起源的意义。
李劼人对物质文化追求的迷恋、西洋文明的崇拜、兴办新学行为隔膜等现代性书写，让我们甚感痛心的同时，更想探究作者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故意掩饰？还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矛盾心态的自然流露？这也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关于稳定民间要论述到的。总之，李劼人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热情、乡土情结以及现代意识的作家，关于民间立场下现代性丰富书写，他是一个独特而可贵的存在。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提供了别样的路径！
注 释
[1]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6）。
[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61页。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