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阿兰·巴迪欧，法国当代哲学家。1957年，20岁的巴迪欧考入著名的巴黎高师，逐渐接触到了伊波利特、萨特、拉康等学者，并深受阿尔都塞影响，成为了一位坚定的毛主义激进左翼思想者。尽管后来师徒二人决裂，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又击退了世界范围内的左翼高潮，退回书斋和教室的巴迪欧却并未放弃思考革命的道路和可能性。时至今日，巴迪欧与齐泽克、阿甘本、朗西埃仍一同被誉为当代左翼思潮的“四大金刚”。
　　本篇是巴迪欧面向青年发表的一次讲座。讲座中，他提出了一种尚未到来的真正的生活——不再是对权力、金钱、性等直接冲动单纯满足的生活，并指出当今青年看似自由实则被社会警惕而迷失的真相。
　　他告诉年轻人，这是一个摧毁了传统残余的危机时代，而他们是站在新世界边上的独特一代人，因此他们必须去寻找创造性的积极的自由，必须与各种偏见、观念、盲从、随性的习惯以及不受约束的竞争进行斗争，他们应该和老年人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反成人的大型示威活动，一起开启真正生活的道路。
　　在当今这个多元且丰富的时代，传统伦理支离破碎，筑梦创业大行其道，“家庭关系”似乎被彼此心照不宣地摆在无足挂齿的尴尬地位。看着脱下光鲜外衣“一地鸡毛”的家庭生活，不禁自问——面对家庭矛盾，我们应当何去何从？
　　而与此相反，阿瑟·米勒道出了化解家庭矛盾的真谛：倘若我们将家庭置于生活中心而不是将其他置于生活中心;并以抚育培养一切美好为高度责任，或可在重重矛盾之中且歌且行，以臻幸福。
　　在当代语境下，米勒所言是一种可能化的理想。
　　巴迪欧指出这是一个摧毁了传统价值的危机时代，工业革命颠覆了“古老的智慧”，代之以“青年崇拜”伦理，这种伦理之下，青年们正过着一种对权力、金钱、性等直接冲动单纯满足的生活——而这不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生活显然并非真正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伦理之下，儒家传统的忠孝内核与现代西方消极自由主义相生并行，撕裂着当代人“不懂爱”的心而走向了伦理悖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阐释的差序格局，某种程度上正是家庭矛盾产生的文化语境的缩影。
　　是的，今天的家庭矛盾正是以顛覆传统价值古老的智慧为表征的。当代青年们生活在一个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危机时代，这个时代撼动并摧毁了传统最后的残余。我们并不是真的清楚，这种摧毁或否定的实际一面是什么，但我们确凿地知道，它毫无疑问走向了某种自由——首先是缺乏某种价值禁忌的自由，于是只能迅速沦为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的自由，它注定要在各种商品、各种时尚、各种意见之间不断变换，而并没有为真正生活设定一个新的方向。这是阿兰·巴迪欧的危机劝诫，他深刻地指出，当下青年一代与老年一代同时陷入了一种动荡价值体系当中。青年不像青年，老年不像老年，青年与老年一致致敬“青年崇拜”，从而使今天的家庭走向了2500年文明以来最支离破碎的时代。
　　何为真正的生活？怎样走出丛生的家庭矛盾去建立新的秩序？巴迪欧说：“就年轻人而言，这种自由导致了迷失方向和恐惧，我们不清楚社会会如何对待它，因为社会激进用虚假的竞争生活和物质性的胜利来反抗青年的自由。确定究竟什么才是创造性的和积极的自由，或许是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任务。”青年一代必须去寻找创造性的积极的自由，而建构一种良性秩序——包括“家庭秩序”。《礼让·哀公同》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婚姻是“天道在人道上的体现”，因而有其“超越性、神圣性与永恒性”。这样的婚姻观，与西方基督教的婚姻观是相当接近的。中国古人对婚姻和家庭的肯定以至神圣化，乃基于他们对生命本身的肯定以至神圣化：通过家庭，人得以传宗接代，把自己和祖先的生命无限地向未来伸延，因此，家庭是生命的永恒不息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家庭哲学中，家庭确乎是“抚育培养一切美好”、创造积极自由之良性秩序之所在，人的仁心仁性最初呈现和发端于家庭，而更高的道德理想乃在于仁心仁性的扩充和拓展至越来越广泛的范围。正如梁启超所指出，“仁”是一种同类意识和同情心，而“爱类观念，必先发生于其所最亲习，吾家族则爱之，非吾家族则不爱，同国人则不忍，异国人则忍焉。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儒家之理想的政治，则欲人人将其间类意识扩充到极量，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此世界名之曰‘大同’。”儒家的策略是由近而远，从小处做起，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因此，有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学》更具体地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以引证“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道理。
　　家庭是人的道德实践的第一场所，人可进而在社会中进行道德实践。正如唐君毅所指出：“吾人本有遍覆一切人之仁心仁性。而吾人为家庭尽责，唯是此仁心仁性之呈现之始。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原出自一根一本，由家庭道德至社会道德，乃同性质之道德生活范围之扩大与顺展，同一之道德自我或仁心仁性实现其自身之一贯的表现。由家庭道德之实践所培养之道德意识，即可再表现为对社会之道德意识。二者只有表现范围之不同，本无性质上之不同。”
　　正是中国传统家庭哲学本身具有这样一种“创造性的积极的自由”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愿意在单一“青年崇拜”的社会趋同心理之下，以“平等”“义务双向”“自然朴素”重塑儒家这一古老的智慧的当代内涵，则能重生千年朴实的孝亲文化于当代中国家庭。诚如此，那大约可算是米勒说的“在家庭里，一切美好的会被抚育培养起来”。
　　而从“一切美好的会被抚育培养起来”这个良性秩序重建的美好愿景来说，年初的疫情无疑是一个修补裂痕共享天伦之乐的契机。夏目漱石如此感慨道：“发挥才智，则多方掣肘;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锋芒毕露。总之，人世难居。”可不论是哪种矛盾，若我们能以“一切美好的会被抚育培养起来”这个良性秩序重建的美好愿景去共同面对，用丰沛理解的双臂互相拥抱，人世将不再难居，家庭也将温情自现。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是李煜在寒色中思念他的故园——那破碎在眼里却完整于内心的家;“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夜幕深垂时的饭香，昏黄的灯光，小煤灶上日日一样的青菜豆腐…怀着爱与暖意的依恋，打退一切矛盾与漠然，成为心间永远的半亩方田。如果我们愿意将家庭纳入你我生活的中心，安顿在外张望迷茫困顿的心灵，家庭将重新回到一个接绪神圣的美丽新世界。让我们面向家庭去抚育培养一切美好，去迎接一个北岛的《过节》中所呈现的“玻璃晴朗，橘子辉煌”的美好世界吧！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