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到大埠子，三叔每次都是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来上。”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方便，每次过去的路以及回来的路，都觉得无比漫长。
　　曾经通往大埠子的唯一一条路，晴天的时候坑坑洼洼，自行车难以通行，要时不时下来推着走，雨雪天的时候泥泞无比，每次通过它都要经历一番严峻的考验。
　　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春节前的小年要回去一趟。上坟要赶在小年这天去最好。也是不管怎样，三叔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待我一个人到来，或者带着弟弟、妹妹、孩子等一支队伍过来。
　　上坟对于三叔来说，具有很郑重的仪式感，因此他要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个流程要历时三四个小时，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慢慢忘记这里了，没关系，只要你还能来就好，以后的子孙们，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上坟、给你大爷爷上坟。
　　三叔说这段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老老实实，到了点就来大埠子，为的是给亲人上坟，也为的是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
　　他说，没关系，他不在了，还有三弟在。
　　三弟是名长途货运司机，经常全国各地跑，但无论跑多远，回来的时候，还会把他的大车开回到大埠子，陪着他的父亲。
　　多次建议三叔和已经结婚了的三弟，彻底离开大埠子，到县城去居住，毕竟城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挣钱容易一些，孩子得到的教育也比乡下强，但三叔固执地不愿离开。
　　那段他说过的话，难道要当承诺受一辈子吗，这太不公平了。
　　最关心你的人，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地，从来不打扰你。三叔就是这样的人。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有一次，三叔打电话给我，说村里拆了他盖的小店，村支部书记答应补偿他的宅基地，却在拆迁之后没了消息。村书记是我童年时的玩伴，三叔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打个电话。
　　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天夜里喝完酒之后，拨通了村支部书记的电话。在电话里，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最后我急了，“你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办到！”
　　“我要是就办不到呢？”村支部书记大概也喝了酒，拱了火般回答我。
　　“那等我回大埠子揍你！”我恶狠狠地答。
　　果然“暴力”在一些时候能起到非凡的沟通效果，村支部书记在电话里哈哈笑了起来，“你三叔就是我三叔，我就是逗逗他，哪能不给他补偿呢。”
　　后来，想起我曾在一个深夜丢掉颜面为三叔去争取利益，就会觉得有些快慰，毕竟，这是我正儿八经地第一次帮他说话。
　　三叔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住了很多年的院子。
　　每次进了村庄，拐弯把车停到他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心里总是无比亲切、踏实。
　　在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轻易能压出水来。
　　女儿两岁的时候到三叔家，就喜欢玩那个压水井，如今七岁了，每年过去，仍然会压水玩儿。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堂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我四十岁之后，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里。
　　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递上一支烟。
　　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
　　他守住的，明明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選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