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富士康“血汗工厂”的质疑，不仅挑战了富士康，也挑战了“富士康模式”。在确保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如何应对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成为“富士康们”面临的新课题。
　　——本报记者 张建设
　　
　　2012年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苹果的血汗代价”的报道，引发了业界对富士康工资、工时和住宿条件的密切关注。2012年2月，《纽约时报》再发评论文章强调：正是因为消费者需要价格低廉的产品，才使得富士康问题层出不穷。不止苹果，三星、惠普、微软等品牌同样在中国代工。
　　 鱼钩终于按捺不住鱼饵的遮挡，“醉翁之意”并非富士康，而是“富士康模式”。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受苹果邀请，FLA首席执行官范·希尔登带队进入深圳富士康园区。调查还没结束，希尔登就说“我们发现了大量问题”。但他也认为，富士康的条件已经好于其他很多代工厂。
　　 是非以不自辩为解脱。面对质疑，富士康平淡地宣布：调薪幅度为16%到25%，降低员工加班时间。若不是时间巧合，人们更相信这只是富士康员工福利改善的既定步骤，而不是危机公关。
　　 “不自辩”的勇气和底气，标志着富士康在应对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上的成熟。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如果企业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资源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苹果的价值链条上，富士康为社会提供了好的产品，并建立了自身的研发能力。根据富士康披露的信息，目前它已经建立起遍布亚、美、欧三大洲的专业研发网络。截至2010年12月3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全球累计申请专利88200项，已核准39870项。其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在2010年美国专利获准排名中位居第13位，被全球顶级专利品质评监机构IPIQ评定为2010年全球电子及仪器领域专利获得数量排名榜首的企业。
　　社会责任治理同样是“富士康模式”的内在要求：只有遵守了WEEE、RoHS、EuP等环保标准，才有可能获取国际订单；只有践行SA8000、ISO26000和EICC等社会责任标准或指南，才有可能与国际品牌持续合作。2005年3月，富士康加入了电子行业准则（即“EICC”）。2007年3月，“富士康行为准则”确定，内容涵盖道德规范、劳工与人权、健康与安全、环境及管理系统等五个方面。
　　 当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企业，富士康不能满足于“绝不明知其有害而为之”的基本伦理，不能只停留在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的初级阶段，而应该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和产业转型尽更大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富士康模式”才能赢得更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