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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昌,著名教育家。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教育部部长,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等职。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尽管行动略有不便,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他亲历了高考制度恢复的全过程,见证了当年这个重大决策出笼的台前幕后。
主倡“虚拟课堂”的他,力推“两条腿走路”,期盼广播电视大学走上远程开放教育的创新之路。
他的一封信引发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我国开展素质教育的一系列调研活动。
这位老人,曾位居教育部部长的高位,但在笔者的眼里,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素质教育倡导者”的何东昌。
一句“牢骚”
引发高考制度的恢复
“文革”期间,何东昌在清华大学主管教改工作。他认真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1973年冬被“四人帮”的干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迟群批判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当时,迟群等人在清华掀起了3个月的“反复辟运动”,矛头实际是指向周恩来总理。为此,何东昌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被迫作了两个小时的检查。由于“感情上不来,没通过”,于是被下放到北京郊县劳动,边劳动边接受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0月北京市委派出联络组进入清华大学。197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派刘达进校,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刘达了解情况后,于5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恢复何东昌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职务。听到这个消息,何东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7月底,何东昌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受邓小平的约请出席“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4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各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当时“文革”刚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部分心有余悸,座谈会的前两天,大家说话都很谨慎。何东昌很少发言,主要是带着耳朵听。
何东昌清楚地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至1969年,大陆所有的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7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
因此,何东昌在8月6日下午的发言中,表现出了心中的忧虑,发了一句牢骚说:“现在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实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不少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很低”他举例说,“教学生‘半个加半个等于一个’,他们是懂的。可是1/2+1/2,他们就弄不清了,分母和分母加,分子和分子加,结果变成1/2+1/2=2/4,又等于1/2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想达到大学的程度,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这时受到会议气氛的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教授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何东昌等与会人员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听,查全性建议:“是不是下决心恢复高考?宁可晚一点开学,也不要再拖下去了。”
然而,当时教育部已于6月开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思想未解放,仍然按“文革”时期的老办法,由群众推荐工农兵进行招生,方案正在上报中央;各地也正按此会议精神,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工农兵学员已经推荐好了,9月份全国招生即将开始。
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从此掀开新的发展一页!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去抢话筒。何东昌感慨地说:“作为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小平同志用了整整5天时间,与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家真诚座谈,共商振兴科学教育大计,实在很难得。”
国家决定进行高考改革后,上级领导要求清华大学多招生。刘达说:“清华不能一下子招太多,要休养生息。”
何东昌回忆道:“1977年到1978年,清华每年招生约1000人,有的系是1977年招,有的是1978年招。清华的任务是迅速提高本科招生的质量,当时稳定在每年2000人左右。”
很快,清华大学就恢复了教学组织。“当时清华跨三地办学,四川绵阳分校、河南三门峡水利系、北京大兴团河农场改造知识分子基地,都收拢到一摊,无线电系、水利系重新回到北京本校。然后是给两个队伍——‘红卫兵’和工农兵补课。”何东昌说,“对于工农兵学员,我们一定要做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大都是劳动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中确有一批人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同学,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推行“素质教育”
的主倡者
1982年4月底,何东昌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这一年,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
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何东昌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主政教育部或国家教委期间,何东昌十分重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国民素质。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素质教育开始起步,并且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3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和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以后其他的有关文件,都提到了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何东昌认为,“素质教育”是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是时代的要求。
2005年6月,针对教育“应试化”难以遏制的状况,何东昌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素质教育。接受笔者采访时,他说:“解决教育应试化这一涉及面很大的问题,看来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很难奏效,所以当时我建议中央加以关注。”
在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中,何东昌列举了大量应试教育的表现:中小学校对教育部门的减负规定置若罔闻,许多初、高中学生睡眠严重不足,课余文体活动被挤掉。在农村,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结构和内容既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学习需求,一些地方初中学生辍学率很高,有的超过30%。
信中认为,应试教育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学校,但根源却在社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这个问题迄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思路和解决方案。素质教育是涉及上亿父母与师生的大事,关系民族的未来,因此再难也必须下决心及早解决。要使各级党政领导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并采取一致的措施。
何东昌的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见信后即批示:“长春、云山、至立、并周济同志:东昌同志提出的素质教育问题很重要,的确只靠学校和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他提出从系统调研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考虑。请你们斟酌。”
随即,李长春批示:“锦涛同志的批示很重要,既指出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又指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工作方法,要抓紧研究落实。”
随后,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组织了对推进素质教育的系统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专程拜访了何东昌。
何东昌的信经中央领导批示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带来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
围绕何东昌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一起,对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新课程实验、义务教育均衡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用人制度、学校制度、舆论环境等诸多问题进行调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形成了数百万字的调研报告,最后出版了《共同的关注——素质教育的系统调研》一书。这次大调研的成果,被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所吸收。
但何东昌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还存在许多困难,可谓步履维艰。影响素质教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应该是综合性的,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毕竟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素质、国家兴衰发展的大事。
开设“虚拟课堂”
助推“两条腿走路”
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1977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何东昌向邓小平汇报了高校受破坏的情况,特别是教学仪器设备的损失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的大学是另‘一条腿’。”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努力办好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多快好省地培养专门人才。
邓小平关于“两条腿走路”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催生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建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出台,成为“文革”后教育发展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
谈到自考制度的建立过程,何东昌说:“20世纪80年代初,自学考试首先是在京、津、沪和辽宁三市一省搞试点。试点工作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并逐步在全国推广。1988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性质、任务、地位、机构及实施办法等,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使自学考试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为了更有力地推广这一制度,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的何东昌,带头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各省也由一名副省长兼任省自考委主任。
谈到自考制度的平等性、民主性、大众性等特点,这位中国自考事业的开拓者和耕耘者说:“俗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条条大路通高教呢?穷国办教育,得想自己的办法,办出自己的特色。”
高考过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金榜题名者自是欢天喜地,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学殿堂;失利者历经炼狱般的十年寒窗苦读,多少美好的憧憬却被一场高考失利击碎,成为泡影,个中滋味非亲身体验者难以体会和言表。
对于高考来说,高校招生人数和考生数量总是不对等的,尽管这些年高校一再扩招,但每年仍有不少考生“落榜”。“落榜”是很正常的事,绝不意味着从此低人一等。何东昌建议,社会上、媒体上尽可能避免用“落榜生”这个词。在他看来,这个词有贬义。他反对一试定终身,接受高等教育有多种途径,成才未必都去上大学——这边山穷水尽,那边可能柳暗花明。学历并不等于能力,高考“落榜”绝不表示考生没有发展的潜力。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人接受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需要,国家充分利用现有办学条件,充分调动社会办学力量,开办了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何东昌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给那些没有机会进普通高校学习的人提供了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也可以帮他们圆大学梦。
1978年2月6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呈送的《关于筹备电视大学的请示》上作出批示,揭开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序幕。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大实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
何东昌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匮乏。所以,小平同志复出后首先抓教育、抓科技,走科教兴国之路。现在回想起来,1978年那一阵子真是困难,‘文革’十年的破坏造成了许多方面人才的短缺。在这种背景下,小平同志批示创办电大。当时办电大就是满足急需,让更多的青年人能上大学。”
1979年2月6日,中央电大和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大同时开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通过中央电视台给全国的电大学生讲授了第一课。
何东昌说:“小平同志很重视新事物,尤其是对高新技术十分重视。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的利用,通过教育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创建广播电视大学,是高新技术服务教育的成功例子。电大教育证明,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多快好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条腿’,很适合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
1984年9月,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1986年9月,中国教育电视正式开播。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全国范围内初步建成了一个由广播、电视、函授组成的教育网络,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学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广大教师、干部和青年在职或业余学习服务。
1990年2月,何东昌退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一职。这时,广播电视大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专业、层次结构和地理布局,成为提高城乡广大劳动者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让何东昌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广播电视大学不断开拓适应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新模式,开辟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教育的新路子,探索合作办学、整合共享教育资源的新途径,建立健全保障远程教育质量的新机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离开电大系统近20个年头,何东昌依然心牵电大事业的发展。他建言:“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增多,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提出‘虚拟课堂’这种概念。我们不仅要利用现成的信息技术,还要面向教育的需要,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提出新要求。现在信息的传播、加工等还在很快地发展,互联网、手机、机顶盒等第二代媒体都发展起来了。医疗、诊断、手术都可以远程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是不是可以发展各种“虚拟课堂”的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提高教学质量?我想,电大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因为电大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我们可以围绕一些重点课程、重点内容来教学,可以把社会上、自然界、科学实验等平常课堂里看不到的场景拿过来,放到‘虚拟课堂’中来。电大要重视研究远程教学法,培养远程教学法的专门人才,还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提高学术水平。”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这是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文化教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程教育要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应该如何去做?对此,何东昌说:“现在的科学技术更新很快,要注重对大学后的继续教育。首先,要及时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发明编成教学材料,用来服务生产一线。其次,我国的远程教育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村干部的培训、社区教育等。第三,要关心像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的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他表示,充分依靠电大培育起来的远程教育专门化队伍,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程开放教育的创新之路。
如今,高校扩招了,还要不要另外“一条腿”?广播电视大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何东昌认为,广播电视大学这一规模最大的开放式教育形式,对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对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是开放的。它开放灵活、学习费用低,极大地适应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吸引了大批的在职人员和高考落榜生的继续教育,缓解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与普通高校的有限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大教育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和特点,认真总结经验,进行宏观思考,进一步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偏离梦想又走近梦想的
“架桥人”
1923年4月11日,何东昌出生在浙江诸暨。父亲是中学教师,曾在日本留过学,母亲是家庭妇女。小时候,何东昌的梦想是长大后做科学家。13岁那年,何东昌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南京度假,参观了建成才两年的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一个综合性的天文台,当时拥有60厘米口径的反射望远镜、20厘米折射望远镜,附有15厘米天体照相仪和太阳分光镜等设备。通过先进的天文仪器,可以对恒星、小行星等进行观测与研究,以及对太阳作常规观测,研究太阳的活动规律并作出太阳活动预报。何东昌入迷了,更加坚定了要做科学家的梦想,幻想着从一名天文测量员开始。
“1937年我14岁时,‘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了。我们学校整个搬迁,我就没再上学。后来,我和家人流浪到四川,但到重庆就分开了。我在位于重庆以北的合川县国立二中念书。当时,学校挨过轰炸,炸弹扔在合川的江东码头,死了好多人。我们念书时经常跑警报。”
1941年高中毕业后,何东昌考取了西南联大。当时没有正规的交通,何东昌从重庆到昆明,搭的是国民党军队的“黄鱼车”。“经常开一段就不走了,我只好在路边找地方住下,碰到下次有机会再走。这样子走到昆明时,联大已经开学了。”
进入西南联大后,何东昌一开始是在电机系学习,后来转到航空系。“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我们住的是会馆。当时学校把盐行宿舍——迤西会馆租下来,学生们在这里住宿、上课。大一结束后的暑假,经老同学介绍,我找到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处。这里有些进步人士,他们介绍我到滇军去做临时的文化教员。”
1944年,日军进攻到广州境内,何东昌觉得云南的局势已经摆不下书桌了,必须考虑该怎么办。于是,他和几个国立二中的老同学在一起商议,表示不能当亡国奴。当时找不到共产党组织,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尝试通过闻一多、吴晗等几位进步教授间接地找共产党组织,但仍然没有找到。
1944年11月,何东昌参与创建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这是他们几位进步学生自发建立起来的地下组织,后来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以联合革命青年,实现新民主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目标。
1945年2月,“民青”召开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领导机构。何东昌被推选为5个执行委员之一,参与领导昆明学生运动。“当时,昆明的民主运动高涨起来。‘七七’抗战纪念、‘双十’节、云南护国纪念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何东昌说,当时这个组织不公开,是地下秘密活动——在班里只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暴露“民青”身份。
1945年5月4日,昆明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进步团体举行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反内战民主大游行。“我们在云南大学的操场上集合队伍,天下起雨来,有些同学躲到屋檐或树荫底下。闻一多就讲,大家不要怕雨,要坚持,周武王伐纣王的时候也是下雨。他讲了‘天洗兵’这个典故,说天洗干净士兵的身体,可以更加意气风发地向前。大家哗哗地鼓掌。”
何东昌还说:“这年‘五四’前,天天刻蜡版、搞宣传品,我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很容易睡过头,一不小心迟到就算旷课,所以就缺了早上的体育课,我的体育不及格了。1945年6月,我们找到了共产党的组织,正式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大学毕业时,何东昌的很多同学被动员利用英语好的特长去做翻译官,有的同学参加美国空军做副驾驶员,而他选择了参加革命,远离了早年当科学家的梦想。
1948年6月,钱三强从法国返回祖国,8月份正式到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底,清华大学刚解放不久的一天,钱三强找到时任清华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的何东昌,在科学馆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秘密探讨清华大学建立原子能科学的可能性。
钱三强特别谈到在法国留学时,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自己的深刻影响,那就是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临别时,约里奥·居里夫人交给他一块放射源,希望它将来能为中国建立原子能科学发挥作用。
何东昌深受感动,但认为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条件还不成熟,不宜公开提出。这次谈话,无疑对何东昌后来组建清华大学原子能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解放后,何东昌曾任清华大学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51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2年底,蒋南翔到校任校长,1953年何东昌任党委第二书记;1956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何东昌任党委副书记。
“1951年清华党员人数超过300人,总支改成了党委。学校党委的中心任务是带领师生学习政治理论,参加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思想,提高认识,让大家的思想跟上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把清华从新民主主义的学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
何东昌记得,当年曾三请哲学家艾思奇进清华,讲社会发展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论,回答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在学生中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总结。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问题。在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和看了演示后,会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决策。
1955年9月,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率高教部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考察,之后向中央、高教部提出了人才培养问题的一系列建议和计划。这些计划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得到实施。
当时,上级组织已决定调何东昌到北京航空学院担任领导工作。蒋南翔为此给国务院打报告,认为何东昌是领导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筹建工作的最佳人选。后经国务院主管副总理陈毅的批准,何东昌继续留下。
2004年10月16日上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两位少将级校友陈达、朱凤蓉,到清华园参加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系列活动后,专程前往当年学校党委副书记、工物系系主任何东昌住处表示慰问。
陈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毕业后毅然奔赴大西北,投身国防事业,从事核武器的试验工作。他是我国首次核试验取样队第一组组长,被喻为“采摘第一朵蘑菇云的清华人”。朱凤蓉毕业几十年来,一直在基地从事核试验诊断技术研究工作。
何东昌看到两位学生的到来,十分高兴。相隔几十年,师生相见,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陈达说:“记得当年我们在做实验时,您亲自来实验室看我们,给我们很大鼓励。”朱凤蓉说:“我曾在90周年校庆大会发言中,讲到系领导曾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工物系的同学都是全国各地的佼佼者,都有着远大的理想,要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但工物系所从事的事业要随时准备献身,要默默无闻干一辈子。这话就是您对我们说的,老师的教育,学生终生难忘。”
让何东昌欣慰的是,自己主倡创建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文革”前毕业生达到2060人,系里出了11位院士、10位将军,为国家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何东昌说:“清华大学工物系的建立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也和南翔同志的办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南翔同志的办学思想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学必须是高水平的。他认为要办好果高等教育主要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办学方向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个是办学质量问题,即怎样才能服务好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能培养出高质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那么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就不能独立。”
根据这些办学思路,在何东昌等人的带领下,清华大学走出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路子。“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底子太差,真是一无所有。但这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方向正确、队伍素质好、积极性高是我们的优势。大家解放思想,又讲科学态度,既出了成绩,又锻炼出队伍。”
何东昌协助蒋南翔创办高新技术学科专业,主持创办工程物理系,设立我国最早的原子能专业,自力更生建造试验原子反应堆,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急需的高新技术人才;他协助蒋南翔总结和推广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经验,参与讨论20世纪60年代的“高校60条”……
作为一位教育家,何东昌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了一生,即使离休多年,身患疾病,行动不便,他还不忘关心清华大学的发展,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8年3月27日下午,清华大学设立“何东昌奖学励学基金”。校党委书记陈希在捐赠仪式上说,以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深受师生爱戴的老教师、老领导命名设立奖学励学基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是清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何东昌说:“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任重道远,真正要变成高水平的教育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中小学教育怎么能够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真正做到以提高全民素质为目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有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搞上去,硕士、博士的质量要提高,不能有不合格的博士生从学校里获得学位证书。还有一个是,大学的人才培养专业结构怎么能够跟市场的需求相对应,这个机制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有农村教育问题,农村教育中央转移支付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转移得够不够?我觉得农村教育还得增加投入,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
这位老教育家认为,中国当下的教育,规模不成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
老人早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最终他成了一位教育家。对此,他感言:“我这一辈子,参加革命不后悔,搞教育不后悔!”
他深有感触地说:“教育不能搞‘独木桥’,要架‘立交桥’,我们要多架桥梁,让有理想、爱学习的人,顺利地通向成功的路途。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做法,我反对!”
他说,通向目的地的路还有很多,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桥”,让他们走上成功之路。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尽管行动略有不便,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他亲历了高考制度恢复的全过程,见证了当年这个重大决策出笼的台前幕后。
主倡“虚拟课堂”的他,力推“两条腿走路”,期盼广播电视大学走上远程开放教育的创新之路。
他的一封信引发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我国开展素质教育的一系列调研活动。
这位老人,曾位居教育部部长的高位,但在笔者的眼里,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素质教育倡导者”的何东昌。
一句“牢骚”
引发高考制度的恢复
“文革”期间,何东昌在清华大学主管教改工作。他认真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1973年冬被“四人帮”的干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迟群批判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当时,迟群等人在清华掀起了3个月的“反复辟运动”,矛头实际是指向周恩来总理。为此,何东昌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被迫作了两个小时的检查。由于“感情上不来,没通过”,于是被下放到北京郊县劳动,边劳动边接受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0月北京市委派出联络组进入清华大学。197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派刘达进校,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刘达了解情况后,于5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恢复何东昌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职务。听到这个消息,何东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7月底,何东昌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受邓小平的约请出席“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4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各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当时“文革”刚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部分心有余悸,座谈会的前两天,大家说话都很谨慎。何东昌很少发言,主要是带着耳朵听。
何东昌清楚地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至1969年,大陆所有的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7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
因此,何东昌在8月6日下午的发言中,表现出了心中的忧虑,发了一句牢骚说:“现在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实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不少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很低”他举例说,“教学生‘半个加半个等于一个’,他们是懂的。可是1/2+1/2,他们就弄不清了,分母和分母加,分子和分子加,结果变成1/2+1/2=2/4,又等于1/2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想达到大学的程度,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这时受到会议气氛的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教授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何东昌等与会人员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听,查全性建议:“是不是下决心恢复高考?宁可晚一点开学,也不要再拖下去了。”
然而,当时教育部已于6月开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思想未解放,仍然按“文革”时期的老办法,由群众推荐工农兵进行招生,方案正在上报中央;各地也正按此会议精神,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工农兵学员已经推荐好了,9月份全国招生即将开始。
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从此掀开新的发展一页!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去抢话筒。何东昌感慨地说:“作为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小平同志用了整整5天时间,与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家真诚座谈,共商振兴科学教育大计,实在很难得。”
国家决定进行高考改革后,上级领导要求清华大学多招生。刘达说:“清华不能一下子招太多,要休养生息。”
何东昌回忆道:“1977年到1978年,清华每年招生约1000人,有的系是1977年招,有的是1978年招。清华的任务是迅速提高本科招生的质量,当时稳定在每年2000人左右。”
很快,清华大学就恢复了教学组织。“当时清华跨三地办学,四川绵阳分校、河南三门峡水利系、北京大兴团河农场改造知识分子基地,都收拢到一摊,无线电系、水利系重新回到北京本校。然后是给两个队伍——‘红卫兵’和工农兵补课。”何东昌说,“对于工农兵学员,我们一定要做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大都是劳动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中确有一批人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同学,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推行“素质教育”
的主倡者
1982年4月底,何东昌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这一年,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
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何东昌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主政教育部或国家教委期间,何东昌十分重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国民素质。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素质教育开始起步,并且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3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和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以后其他的有关文件,都提到了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何东昌认为,“素质教育”是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是时代的要求。
2005年6月,针对教育“应试化”难以遏制的状况,何东昌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素质教育。接受笔者采访时,他说:“解决教育应试化这一涉及面很大的问题,看来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很难奏效,所以当时我建议中央加以关注。”
在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中,何东昌列举了大量应试教育的表现:中小学校对教育部门的减负规定置若罔闻,许多初、高中学生睡眠严重不足,课余文体活动被挤掉。在农村,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结构和内容既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学习需求,一些地方初中学生辍学率很高,有的超过30%。
信中认为,应试教育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学校,但根源却在社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这个问题迄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思路和解决方案。素质教育是涉及上亿父母与师生的大事,关系民族的未来,因此再难也必须下决心及早解决。要使各级党政领导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并采取一致的措施。
何东昌的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见信后即批示:“长春、云山、至立、并周济同志:东昌同志提出的素质教育问题很重要,的确只靠学校和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他提出从系统调研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考虑。请你们斟酌。”
随即,李长春批示:“锦涛同志的批示很重要,既指出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又指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工作方法,要抓紧研究落实。”
随后,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组织了对推进素质教育的系统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专程拜访了何东昌。
何东昌的信经中央领导批示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带来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
围绕何东昌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一起,对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新课程实验、义务教育均衡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用人制度、学校制度、舆论环境等诸多问题进行调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形成了数百万字的调研报告,最后出版了《共同的关注——素质教育的系统调研》一书。这次大调研的成果,被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所吸收。
但何东昌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还存在许多困难,可谓步履维艰。影响素质教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应该是综合性的,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毕竟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素质、国家兴衰发展的大事。
开设“虚拟课堂”
助推“两条腿走路”
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1977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何东昌向邓小平汇报了高校受破坏的情况,特别是教学仪器设备的损失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的大学是另‘一条腿’。”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努力办好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多快好省地培养专门人才。
邓小平关于“两条腿走路”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催生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建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出台,成为“文革”后教育发展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
谈到自考制度的建立过程,何东昌说:“20世纪80年代初,自学考试首先是在京、津、沪和辽宁三市一省搞试点。试点工作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并逐步在全国推广。1988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性质、任务、地位、机构及实施办法等,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使自学考试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为了更有力地推广这一制度,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的何东昌,带头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各省也由一名副省长兼任省自考委主任。
谈到自考制度的平等性、民主性、大众性等特点,这位中国自考事业的开拓者和耕耘者说:“俗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条条大路通高教呢?穷国办教育,得想自己的办法,办出自己的特色。”
高考过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金榜题名者自是欢天喜地,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学殿堂;失利者历经炼狱般的十年寒窗苦读,多少美好的憧憬却被一场高考失利击碎,成为泡影,个中滋味非亲身体验者难以体会和言表。
对于高考来说,高校招生人数和考生数量总是不对等的,尽管这些年高校一再扩招,但每年仍有不少考生“落榜”。“落榜”是很正常的事,绝不意味着从此低人一等。何东昌建议,社会上、媒体上尽可能避免用“落榜生”这个词。在他看来,这个词有贬义。他反对一试定终身,接受高等教育有多种途径,成才未必都去上大学——这边山穷水尽,那边可能柳暗花明。学历并不等于能力,高考“落榜”绝不表示考生没有发展的潜力。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人接受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需要,国家充分利用现有办学条件,充分调动社会办学力量,开办了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何东昌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给那些没有机会进普通高校学习的人提供了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也可以帮他们圆大学梦。
1978年2月6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呈送的《关于筹备电视大学的请示》上作出批示,揭开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序幕。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大实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
何东昌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匮乏。所以,小平同志复出后首先抓教育、抓科技,走科教兴国之路。现在回想起来,1978年那一阵子真是困难,‘文革’十年的破坏造成了许多方面人才的短缺。在这种背景下,小平同志批示创办电大。当时办电大就是满足急需,让更多的青年人能上大学。”
1979年2月6日,中央电大和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大同时开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通过中央电视台给全国的电大学生讲授了第一课。
何东昌说:“小平同志很重视新事物,尤其是对高新技术十分重视。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的利用,通过教育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创建广播电视大学,是高新技术服务教育的成功例子。电大教育证明,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多快好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条腿’,很适合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
1984年9月,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1986年9月,中国教育电视正式开播。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全国范围内初步建成了一个由广播、电视、函授组成的教育网络,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学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广大教师、干部和青年在职或业余学习服务。
1990年2月,何东昌退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一职。这时,广播电视大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专业、层次结构和地理布局,成为提高城乡广大劳动者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让何东昌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广播电视大学不断开拓适应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新模式,开辟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教育的新路子,探索合作办学、整合共享教育资源的新途径,建立健全保障远程教育质量的新机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离开电大系统近20个年头,何东昌依然心牵电大事业的发展。他建言:“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增多,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提出‘虚拟课堂’这种概念。我们不仅要利用现成的信息技术,还要面向教育的需要,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提出新要求。现在信息的传播、加工等还在很快地发展,互联网、手机、机顶盒等第二代媒体都发展起来了。医疗、诊断、手术都可以远程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是不是可以发展各种“虚拟课堂”的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提高教学质量?我想,电大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因为电大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我们可以围绕一些重点课程、重点内容来教学,可以把社会上、自然界、科学实验等平常课堂里看不到的场景拿过来,放到‘虚拟课堂’中来。电大要重视研究远程教学法,培养远程教学法的专门人才,还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提高学术水平。”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这是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文化教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程教育要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应该如何去做?对此,何东昌说:“现在的科学技术更新很快,要注重对大学后的继续教育。首先,要及时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发明编成教学材料,用来服务生产一线。其次,我国的远程教育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村干部的培训、社区教育等。第三,要关心像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的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他表示,充分依靠电大培育起来的远程教育专门化队伍,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程开放教育的创新之路。
如今,高校扩招了,还要不要另外“一条腿”?广播电视大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何东昌认为,广播电视大学这一规模最大的开放式教育形式,对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对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是开放的。它开放灵活、学习费用低,极大地适应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吸引了大批的在职人员和高考落榜生的继续教育,缓解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与普通高校的有限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大教育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和特点,认真总结经验,进行宏观思考,进一步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偏离梦想又走近梦想的
“架桥人”
1923年4月11日,何东昌出生在浙江诸暨。父亲是中学教师,曾在日本留过学,母亲是家庭妇女。小时候,何东昌的梦想是长大后做科学家。13岁那年,何东昌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南京度假,参观了建成才两年的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一个综合性的天文台,当时拥有60厘米口径的反射望远镜、20厘米折射望远镜,附有15厘米天体照相仪和太阳分光镜等设备。通过先进的天文仪器,可以对恒星、小行星等进行观测与研究,以及对太阳作常规观测,研究太阳的活动规律并作出太阳活动预报。何东昌入迷了,更加坚定了要做科学家的梦想,幻想着从一名天文测量员开始。
“1937年我14岁时,‘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了。我们学校整个搬迁,我就没再上学。后来,我和家人流浪到四川,但到重庆就分开了。我在位于重庆以北的合川县国立二中念书。当时,学校挨过轰炸,炸弹扔在合川的江东码头,死了好多人。我们念书时经常跑警报。”
1941年高中毕业后,何东昌考取了西南联大。当时没有正规的交通,何东昌从重庆到昆明,搭的是国民党军队的“黄鱼车”。“经常开一段就不走了,我只好在路边找地方住下,碰到下次有机会再走。这样子走到昆明时,联大已经开学了。”
进入西南联大后,何东昌一开始是在电机系学习,后来转到航空系。“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我们住的是会馆。当时学校把盐行宿舍——迤西会馆租下来,学生们在这里住宿、上课。大一结束后的暑假,经老同学介绍,我找到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处。这里有些进步人士,他们介绍我到滇军去做临时的文化教员。”
1944年,日军进攻到广州境内,何东昌觉得云南的局势已经摆不下书桌了,必须考虑该怎么办。于是,他和几个国立二中的老同学在一起商议,表示不能当亡国奴。当时找不到共产党组织,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尝试通过闻一多、吴晗等几位进步教授间接地找共产党组织,但仍然没有找到。
1944年11月,何东昌参与创建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这是他们几位进步学生自发建立起来的地下组织,后来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以联合革命青年,实现新民主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目标。
1945年2月,“民青”召开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领导机构。何东昌被推选为5个执行委员之一,参与领导昆明学生运动。“当时,昆明的民主运动高涨起来。‘七七’抗战纪念、‘双十’节、云南护国纪念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何东昌说,当时这个组织不公开,是地下秘密活动——在班里只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暴露“民青”身份。
1945年5月4日,昆明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进步团体举行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反内战民主大游行。“我们在云南大学的操场上集合队伍,天下起雨来,有些同学躲到屋檐或树荫底下。闻一多就讲,大家不要怕雨,要坚持,周武王伐纣王的时候也是下雨。他讲了‘天洗兵’这个典故,说天洗干净士兵的身体,可以更加意气风发地向前。大家哗哗地鼓掌。”
何东昌还说:“这年‘五四’前,天天刻蜡版、搞宣传品,我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很容易睡过头,一不小心迟到就算旷课,所以就缺了早上的体育课,我的体育不及格了。1945年6月,我们找到了共产党的组织,正式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大学毕业时,何东昌的很多同学被动员利用英语好的特长去做翻译官,有的同学参加美国空军做副驾驶员,而他选择了参加革命,远离了早年当科学家的梦想。
1948年6月,钱三强从法国返回祖国,8月份正式到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底,清华大学刚解放不久的一天,钱三强找到时任清华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的何东昌,在科学馆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秘密探讨清华大学建立原子能科学的可能性。
钱三强特别谈到在法国留学时,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自己的深刻影响,那就是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临别时,约里奥·居里夫人交给他一块放射源,希望它将来能为中国建立原子能科学发挥作用。
何东昌深受感动,但认为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条件还不成熟,不宜公开提出。这次谈话,无疑对何东昌后来组建清华大学原子能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解放后,何东昌曾任清华大学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51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2年底,蒋南翔到校任校长,1953年何东昌任党委第二书记;1956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何东昌任党委副书记。
“1951年清华党员人数超过300人,总支改成了党委。学校党委的中心任务是带领师生学习政治理论,参加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思想,提高认识,让大家的思想跟上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把清华从新民主主义的学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
何东昌记得,当年曾三请哲学家艾思奇进清华,讲社会发展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论,回答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在学生中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总结。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问题。在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和看了演示后,会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决策。
1955年9月,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率高教部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考察,之后向中央、高教部提出了人才培养问题的一系列建议和计划。这些计划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得到实施。
当时,上级组织已决定调何东昌到北京航空学院担任领导工作。蒋南翔为此给国务院打报告,认为何东昌是领导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筹建工作的最佳人选。后经国务院主管副总理陈毅的批准,何东昌继续留下。
2004年10月16日上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两位少将级校友陈达、朱凤蓉,到清华园参加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系列活动后,专程前往当年学校党委副书记、工物系系主任何东昌住处表示慰问。
陈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毕业后毅然奔赴大西北,投身国防事业,从事核武器的试验工作。他是我国首次核试验取样队第一组组长,被喻为“采摘第一朵蘑菇云的清华人”。朱凤蓉毕业几十年来,一直在基地从事核试验诊断技术研究工作。
何东昌看到两位学生的到来,十分高兴。相隔几十年,师生相见,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陈达说:“记得当年我们在做实验时,您亲自来实验室看我们,给我们很大鼓励。”朱凤蓉说:“我曾在90周年校庆大会发言中,讲到系领导曾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工物系的同学都是全国各地的佼佼者,都有着远大的理想,要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但工物系所从事的事业要随时准备献身,要默默无闻干一辈子。这话就是您对我们说的,老师的教育,学生终生难忘。”
让何东昌欣慰的是,自己主倡创建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文革”前毕业生达到2060人,系里出了11位院士、10位将军,为国家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何东昌说:“清华大学工物系的建立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也和南翔同志的办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南翔同志的办学思想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学必须是高水平的。他认为要办好果高等教育主要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办学方向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个是办学质量问题,即怎样才能服务好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能培养出高质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那么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就不能独立。”
根据这些办学思路,在何东昌等人的带领下,清华大学走出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路子。“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底子太差,真是一无所有。但这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方向正确、队伍素质好、积极性高是我们的优势。大家解放思想,又讲科学态度,既出了成绩,又锻炼出队伍。”
何东昌协助蒋南翔创办高新技术学科专业,主持创办工程物理系,设立我国最早的原子能专业,自力更生建造试验原子反应堆,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急需的高新技术人才;他协助蒋南翔总结和推广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经验,参与讨论20世纪60年代的“高校60条”……
作为一位教育家,何东昌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了一生,即使离休多年,身患疾病,行动不便,他还不忘关心清华大学的发展,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8年3月27日下午,清华大学设立“何东昌奖学励学基金”。校党委书记陈希在捐赠仪式上说,以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深受师生爱戴的老教师、老领导命名设立奖学励学基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是清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何东昌说:“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任重道远,真正要变成高水平的教育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中小学教育怎么能够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真正做到以提高全民素质为目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有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搞上去,硕士、博士的质量要提高,不能有不合格的博士生从学校里获得学位证书。还有一个是,大学的人才培养专业结构怎么能够跟市场的需求相对应,这个机制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有农村教育问题,农村教育中央转移支付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转移得够不够?我觉得农村教育还得增加投入,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
这位老教育家认为,中国当下的教育,规模不成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
老人早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最终他成了一位教育家。对此,他感言:“我这一辈子,参加革命不后悔,搞教育不后悔!”
他深有感触地说:“教育不能搞‘独木桥’,要架‘立交桥’,我们要多架桥梁,让有理想、爱学习的人,顺利地通向成功的路途。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做法,我反对!”
他说,通向目的地的路还有很多,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桥”,让他们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