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廷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李陵在走投无路的重围之中，这个家世悲惨、满怀光宗耀祖志向的年轻人，不甘心就此在失败中了断一生，他做出了最为耻辱的决定——投降匈奴。在特别寡恩的汉廷，这个有“国士之风”的青年将军就此彻底地铸定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这件事也彻底铸就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一介文人，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极力为他辩护，从而冒犯武帝，被下狱。第二年，即公元前98年，被判死刑。
　　同样不甘心就此“轻于鸿毛”地死掉，“没世而名不称”，司马迁也选择了活下来，为此不惜接受最为耻辱的宫刑。
　　人类的悲剧是文学的温床。这件事引出了汉代最著名的两封书信：李陵的《答苏武书》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而《报任安书》，则写尽了一个人被自己的政府羞辱，被人群歧视，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如何独力支撑，为了某种希望，所能承受的人生耻辱的极限——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在人生的所有耻辱中，“最下腐刑极矣”！
　　这封书信，显示了作者内心在巨大的打击和耻辱感下深重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对抗这种痛苦中显示出的坚忍的个性力量，读后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受。它是散文体的《离骚》，甚至比《离骚》更杰出，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最终以个人的坚忍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如果说屈原是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则是成功的伟人。
　　大约在公元前87年，《史记》横空出世。而它的伟大创作者——司马迁的行踪却消失了。
　　那死去的孤绝的生命，在《史记》中得到永生。
　　遭受李陵之祸，使司马迁感受到个体生命在强大的体制面前渺小脆弱与不堪一击，感受到个人的意志、人格、精神力量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同时，他又被人性的东西感动，对人的自由意志无比推崇。鲁迅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鹗在《〈老残游记〉序》里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都以《离骚》这样的纯个人抒情作品来比拟《史记》，这说明《史记》虽为史书，却确实是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种个性色彩不仅是指其语言风格、叙述风格，更主要的是指其中所蕴涵的司马迁基于个人经历的个人感受，以及独特的个人情感特征。这种个人感受和个人情感特征使《史记》带上了强烈的抒情色彩，个人性与抒情性是《史记》文学特征的重要表现。
　　通过《史记》，我们洞悉了司马迁内心忍受的痛苦，以及在忍受侮辱时他内在的强大与自尊。《史记》虽然是他耻辱与痛苦的结晶，却最终变成了他尊严与崇高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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