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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货款冲动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新农村的建设热情在蓬勃洋溢，人们脱贫的冲动在日益增长，而现代资本却往往“无暇”顾及。
山西省朔州市乔后村农民在春耕即将开始的时候，普遍感到买化肥、种子的资金不足，想从乡信用社贷一部分款以解燃眉之急，但许多人被拒之门外。村民刘军申请了贷款，半个多月时间内跑了5回，都无济于事。刘军起先不知贷款需什么手续，跑到第4回才得知贷款需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手戳等5件齐全才行。“当我拿上全部证件又找乡信用社，但还是石沉大海。我们村和附近村的不少农民都抱怨说：在信用社贷个款咋就这么难？”
这样的贷款经历只是众多乡村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走向现代金融体系边缘的一个缩影：城里人在阔论投资股票、期货时，这些农民却在发愁播种的本钱；城里人怀揣各式信用卡购物消费时，更多的农民则四处筹措孩子几千元的学费。
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现如今，农民想干事，无奈家底薄、本钱少，面对设在乡村的金融服务部门，却又发现他们“往往摆起一副硬面孔”。
“农民集体把矛头都指向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其实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农信社也有难言之隐。”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王东林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以乡镇为地理单位、业务单一、缺乏网络、加上为‘三农’服务的政策性要求，使农信社只能局限在狭窄的生存地域中。目前‘土枪土炮’的农信社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农信社发放的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而发放的额度较小、周期较短的小额贷款，而少部分农民把小额贷款当成了‘扶贫款’，造成有盈利目标的信用社收回本息难的局面。另外，农信社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陈年老账。” 说到“陈年老账”，这几乎成为所有农信人心头的一个“死结”。有知情人回忆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信社与农业银行合并以后，地方农信社便成为农业银行的“旁门”：不少农信社的业务骨干被分批转为农行职工，大中专毕业生也分配进了农行；当遇到一些顶替的对象要照顾或安排“关系户”时，农信社却成为最佳的去处。到了1996年，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接管了农业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的大部分不良资产。于是，本来本小利薄的农信社如今在处理贷款问题时更加小心翼翼。
山西临县信用联社理事长张生文干脆表明了立场：“贷款只能贷给有钱人，因为他们有偿还能力。有的农民穷得不行，你贷给他们款，他们还不起。我们信用社有风险防范意识和放款终生责任制度。”
惜贷是一方面，在面对赖债不还的“钉子户”时，农信社大多也深恶痛疾，而依法起诉多是束手无策之下的“明智”之举。据说某信用社在屡催不还的情况下，开走了贷户的一辆轿车，拍卖后还清了贷款。信用社的“勇敢”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的无奈之举。
然而，谨慎的信用社对待那些“横着走的”（有关系的）人也只能主动“挨刀”。“实际操作根本就没按政策来。农村贷款是要有特殊本事的人才能贷到。现在的贷款不是给穷人的，而是给有钱有权的人。他们一贷几万、几十万都是有说法的。信用社就是欺软怕硬。” 清徐县农村信用社的李亮（化名）解释：“确实有一些基层干部把农信社当成自家随用随借的‘小金库’，农信社敢怒不敢言，因为信用社业务要深入开展，离开村干部的支持便寸步难行，于是大量发放村组集体贷款，支农贷款债权往往被悬空。”
李亮告诉记者，他们不敢轻易放贷也有很多的无奈。支农贷款多是小额零星贷款，就像现在年关这个季节，正是信用社集中收贷、收息、收储和盘活不良贷款的时候，可是贷户住址分散，而他们的信贷员只有七八个，管理难度大。还有很多人常年在外打工，收贷老找不到贷户，贷款也就泥牛入海了。另外，不少人认为“贴息贷款是国家的，欠下就欠下了”，还款意识淡薄，甚至恶意逃债，成了非常棘手的“钉子户”。还有的贷户借农业之名，不顾有无还款来源而将钱用于经商、造房等，给支农贷款带来了风险。
“事实上，如今农信社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业、农村、农民。”王东林认为，在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促进农民增收，借助农村信用社这个有效载体，在农村开办小额贷款业务，让农民不分时令随借随还，确实为解决“三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支农贷款面向“三农”，但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偿债能力差，信用社一直把贷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普通的种养殖农户很难获得贷款。而以人情和亲疏关系定取舍，也相应剥夺了大部分农户的贷款机会。农民贷款难的矛盾仍相当突出。而且，高利率的贷款或以贷收息行为，加重了农民负担。个别农信社信贷将部分农业贷款挪作他用，挤占了农业贷款规模。农信社存在着“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的现象。
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社一荣姓工作人员认为：“农村资金来源分为无偿和有偿两部分，信用社的贷款属于后者。既然是有偿的，就要遵从商业化运作模式。农信社本身扶农必然与商业化成为一对矛盾体，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实在太大了，国家和农信社有责任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保障农民的需要，从大局来说更是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独木难支农村市场
近些年，随着国有银行刚性退出农村市场，农信社历史地担负起力支“三农”的重任。但农信社毕竟是个“小个子”金融机构，虽然经历了注资和产权改革，但无论是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还是只有股份制银行一半甚至更低的盈利水平，又或是滞后的基础设施，很多农信社仍然无法按照商业化规范来运作，支农面临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区域上的一家独大也滋生出明显的老大派头。
有数据显示，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的20%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而近些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从落后的基层地区撤掉了3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同时邮政储蓄使得平均每年有800亿左右的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这一切改革的成本，都在由农民承担。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作为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之一，江西省目前的农村信用社约有2600个营业网点。基本上每个乡镇设有农村信用社（合行、支行），一些村设有分社或储蓄所。设在村镇的营业网点约2000个。支农贷款占到全部贷款比例的74%。但对于其他更多省份来说，支农贷款能多大程度地满足农村的需要呢？这一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们深有体会。许海林是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的一位普通农民。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出外打工，收割季节很多农家都“望田兴叹”，于是，许海林准备贷款买一台收割机，这是一个稳赚的计划。他跑到乡里唯一的金融机构——乡信用社门口等着，准备把投资计划告诉业务员，希望能获得３万元的贷款。业务员叫他“去找个担保人”。但许海林的亲戚朋友中根本没有人具备担保能力。不得已，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放高利贷者。
因为借款单一的途径，农民面对农信社常常是有看法、没办法。“贷几万元，请客送礼塞黑钱代价太大，还不如高利贷划算。”不少人跟记者这样反映。但是有专家称，民间的借贷只是暂时解决农民资金的短缺，不能引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因为农民创造的利润还不足以弥补要偿还的利息。
一社难支“三农”。仅靠农信社一家金融机构支撑着庞大的农业资金需求，显然已经不符合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新农村需要金融，没有金融支持，新农村是没有发展希望的。”王东林说。到底谁来担负支农的重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态，建立及时有效的退出机制，对农村信用社净值下滑接近零时应责令关门退出，在关闭差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应允许设立新的金融机构，允许成立创新型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面向新农村
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了中西部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草根金融”受压制的热情终于得以释放，一时间，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各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按照银监会的政策设计，“九渠引水”所要冲击的主要目标，是长期存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农信社“一股独大”现象。然而，“照目前的情况看，如果解决不了后续融资问题，能否继续生存还是个未知数。与能否生存相比，这些金融组织与农信社的竞争似乎已没有意义。”王东林不无担忧地说。
所以，作为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特殊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在未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如何引导农信社服务“三农”便是我们的紧要任务。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已经走过了50年的历程，虽然路途坎坷，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对当时的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信社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浪潮中也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但先天因素的制约，导致与改革相伴而生是极高的不良贷款率和极低的金融服务效率。
农信社就像是穿了一条缝缝补补30多年的裤子，一条裤腿上写着“政策”，一条裤腿上写着“商业”，最不可容忍的是，两条裤腿竟然是缝在一起的，农信社不能正常走路，只能蹦着走，难免摔跟头。农信社不尴不尬的状况正是因为她的“穿着”。农信社到底怎么走？有专家就此给出建议。
一个是穿“裤子”。如果是政策性裤子，那么农信社不要有高高在上的官商作风，要埋头专心搞农业，服务新农村。但与此产生的不良贷款要由中央银行埋单，但李亮认为“中央银行是无法给非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埋单的”。如果是商业性裤子，那么国家就无法从政策上强行规划农信社，农信社成了只会逐利的商业银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另一个是穿“裙子”。也就是把两条裤腿剪开，变成裙子。以政策为疏导，以商业性经营为路径，不要强行糅合政策与盈利，要以市场为制约机制，因势利导，为农信社“正名”。还要找一个合格的“监护人”，中央银行可以担当，但须端正态度，不能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就不疼。
无论穿“裙子”抑或“裤子”，最终的目的都是如何服务于新农村。如今，基于农信社的小额信贷一直抬不上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质是唯一的：金融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的，它基于一个条件，有足额的空闲货币，又有人需要这些货币。但是现阶段，尽管在城市化推进中，农民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仍有9亿多。而我们知道的是，在中国“二八现象”非常明显，即9亿人仅仅掌握了20%的财富，要想把这20%的财富中间富余的货币拿出来再贷给这80%的人，其规模之小可想而知，产生效果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货币的分散出贷不应该是小额信贷的精髓。
湖北省谷城县信用合作联社在发放贷款中，集中扶持特色农业，注重培养经济能人，发展规模性农业经济，不仅弥补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及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还成就了一大批茶叶、花椒、山药种植大户，水产养鱼、规模养猪等经济能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实实在在地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均耕地少，尚未形成特色农业项目。现代农业的发展、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新型农民的塑造。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现代农民的塑造过程。培养具有创新观念、敢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新型农民，才是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核心所在。这种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即集团化贷款，也许正是农信社今后要走的路。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新农村的建设热情在蓬勃洋溢，人们脱贫的冲动在日益增长，而现代资本却往往“无暇”顾及。
山西省朔州市乔后村农民在春耕即将开始的时候，普遍感到买化肥、种子的资金不足，想从乡信用社贷一部分款以解燃眉之急，但许多人被拒之门外。村民刘军申请了贷款，半个多月时间内跑了5回，都无济于事。刘军起先不知贷款需什么手续，跑到第4回才得知贷款需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手戳等5件齐全才行。“当我拿上全部证件又找乡信用社，但还是石沉大海。我们村和附近村的不少农民都抱怨说：在信用社贷个款咋就这么难？”
这样的贷款经历只是众多乡村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走向现代金融体系边缘的一个缩影：城里人在阔论投资股票、期货时，这些农民却在发愁播种的本钱；城里人怀揣各式信用卡购物消费时，更多的农民则四处筹措孩子几千元的学费。
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现如今，农民想干事，无奈家底薄、本钱少，面对设在乡村的金融服务部门，却又发现他们“往往摆起一副硬面孔”。
“农民集体把矛头都指向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其实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农信社也有难言之隐。”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王东林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以乡镇为地理单位、业务单一、缺乏网络、加上为‘三农’服务的政策性要求，使农信社只能局限在狭窄的生存地域中。目前‘土枪土炮’的农信社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农信社发放的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而发放的额度较小、周期较短的小额贷款，而少部分农民把小额贷款当成了‘扶贫款’，造成有盈利目标的信用社收回本息难的局面。另外，农信社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陈年老账。” 说到“陈年老账”，这几乎成为所有农信人心头的一个“死结”。有知情人回忆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信社与农业银行合并以后，地方农信社便成为农业银行的“旁门”：不少农信社的业务骨干被分批转为农行职工，大中专毕业生也分配进了农行；当遇到一些顶替的对象要照顾或安排“关系户”时，农信社却成为最佳的去处。到了1996年，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接管了农业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的大部分不良资产。于是，本来本小利薄的农信社如今在处理贷款问题时更加小心翼翼。
山西临县信用联社理事长张生文干脆表明了立场：“贷款只能贷给有钱人，因为他们有偿还能力。有的农民穷得不行，你贷给他们款，他们还不起。我们信用社有风险防范意识和放款终生责任制度。”
惜贷是一方面，在面对赖债不还的“钉子户”时，农信社大多也深恶痛疾，而依法起诉多是束手无策之下的“明智”之举。据说某信用社在屡催不还的情况下，开走了贷户的一辆轿车，拍卖后还清了贷款。信用社的“勇敢”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的无奈之举。
然而，谨慎的信用社对待那些“横着走的”（有关系的）人也只能主动“挨刀”。“实际操作根本就没按政策来。农村贷款是要有特殊本事的人才能贷到。现在的贷款不是给穷人的，而是给有钱有权的人。他们一贷几万、几十万都是有说法的。信用社就是欺软怕硬。” 清徐县农村信用社的李亮（化名）解释：“确实有一些基层干部把农信社当成自家随用随借的‘小金库’，农信社敢怒不敢言，因为信用社业务要深入开展，离开村干部的支持便寸步难行，于是大量发放村组集体贷款，支农贷款债权往往被悬空。”
李亮告诉记者，他们不敢轻易放贷也有很多的无奈。支农贷款多是小额零星贷款，就像现在年关这个季节，正是信用社集中收贷、收息、收储和盘活不良贷款的时候，可是贷户住址分散，而他们的信贷员只有七八个，管理难度大。还有很多人常年在外打工，收贷老找不到贷户，贷款也就泥牛入海了。另外，不少人认为“贴息贷款是国家的，欠下就欠下了”，还款意识淡薄，甚至恶意逃债，成了非常棘手的“钉子户”。还有的贷户借农业之名，不顾有无还款来源而将钱用于经商、造房等，给支农贷款带来了风险。
“事实上，如今农信社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业、农村、农民。”王东林认为，在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促进农民增收，借助农村信用社这个有效载体，在农村开办小额贷款业务，让农民不分时令随借随还，确实为解决“三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支农贷款面向“三农”，但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偿债能力差，信用社一直把贷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普通的种养殖农户很难获得贷款。而以人情和亲疏关系定取舍，也相应剥夺了大部分农户的贷款机会。农民贷款难的矛盾仍相当突出。而且，高利率的贷款或以贷收息行为，加重了农民负担。个别农信社信贷将部分农业贷款挪作他用，挤占了农业贷款规模。农信社存在着“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的现象。
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社一荣姓工作人员认为：“农村资金来源分为无偿和有偿两部分，信用社的贷款属于后者。既然是有偿的，就要遵从商业化运作模式。农信社本身扶农必然与商业化成为一对矛盾体，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实在太大了，国家和农信社有责任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保障农民的需要，从大局来说更是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独木难支农村市场
近些年，随着国有银行刚性退出农村市场，农信社历史地担负起力支“三农”的重任。但农信社毕竟是个“小个子”金融机构，虽然经历了注资和产权改革，但无论是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还是只有股份制银行一半甚至更低的盈利水平，又或是滞后的基础设施，很多农信社仍然无法按照商业化规范来运作，支农面临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区域上的一家独大也滋生出明显的老大派头。
有数据显示，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的20%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而近些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从落后的基层地区撤掉了3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同时邮政储蓄使得平均每年有800亿左右的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这一切改革的成本，都在由农民承担。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作为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之一，江西省目前的农村信用社约有2600个营业网点。基本上每个乡镇设有农村信用社（合行、支行），一些村设有分社或储蓄所。设在村镇的营业网点约2000个。支农贷款占到全部贷款比例的74%。但对于其他更多省份来说，支农贷款能多大程度地满足农村的需要呢？这一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们深有体会。许海林是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的一位普通农民。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出外打工，收割季节很多农家都“望田兴叹”，于是，许海林准备贷款买一台收割机，这是一个稳赚的计划。他跑到乡里唯一的金融机构——乡信用社门口等着，准备把投资计划告诉业务员，希望能获得３万元的贷款。业务员叫他“去找个担保人”。但许海林的亲戚朋友中根本没有人具备担保能力。不得已，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放高利贷者。
因为借款单一的途径，农民面对农信社常常是有看法、没办法。“贷几万元，请客送礼塞黑钱代价太大，还不如高利贷划算。”不少人跟记者这样反映。但是有专家称，民间的借贷只是暂时解决农民资金的短缺，不能引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因为农民创造的利润还不足以弥补要偿还的利息。
一社难支“三农”。仅靠农信社一家金融机构支撑着庞大的农业资金需求，显然已经不符合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新农村需要金融，没有金融支持，新农村是没有发展希望的。”王东林说。到底谁来担负支农的重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态，建立及时有效的退出机制，对农村信用社净值下滑接近零时应责令关门退出，在关闭差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应允许设立新的金融机构，允许成立创新型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面向新农村
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了中西部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草根金融”受压制的热情终于得以释放，一时间，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各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按照银监会的政策设计，“九渠引水”所要冲击的主要目标，是长期存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农信社“一股独大”现象。然而，“照目前的情况看，如果解决不了后续融资问题，能否继续生存还是个未知数。与能否生存相比，这些金融组织与农信社的竞争似乎已没有意义。”王东林不无担忧地说。
所以，作为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特殊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在未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如何引导农信社服务“三农”便是我们的紧要任务。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已经走过了50年的历程，虽然路途坎坷，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对当时的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信社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浪潮中也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但先天因素的制约，导致与改革相伴而生是极高的不良贷款率和极低的金融服务效率。
农信社就像是穿了一条缝缝补补30多年的裤子，一条裤腿上写着“政策”，一条裤腿上写着“商业”，最不可容忍的是，两条裤腿竟然是缝在一起的，农信社不能正常走路，只能蹦着走，难免摔跟头。农信社不尴不尬的状况正是因为她的“穿着”。农信社到底怎么走？有专家就此给出建议。
一个是穿“裤子”。如果是政策性裤子，那么农信社不要有高高在上的官商作风，要埋头专心搞农业，服务新农村。但与此产生的不良贷款要由中央银行埋单，但李亮认为“中央银行是无法给非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埋单的”。如果是商业性裤子，那么国家就无法从政策上强行规划农信社，农信社成了只会逐利的商业银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另一个是穿“裙子”。也就是把两条裤腿剪开，变成裙子。以政策为疏导，以商业性经营为路径，不要强行糅合政策与盈利，要以市场为制约机制，因势利导，为农信社“正名”。还要找一个合格的“监护人”，中央银行可以担当，但须端正态度，不能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就不疼。
无论穿“裙子”抑或“裤子”，最终的目的都是如何服务于新农村。如今，基于农信社的小额信贷一直抬不上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质是唯一的：金融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的，它基于一个条件，有足额的空闲货币，又有人需要这些货币。但是现阶段，尽管在城市化推进中，农民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仍有9亿多。而我们知道的是，在中国“二八现象”非常明显，即9亿人仅仅掌握了20%的财富，要想把这20%的财富中间富余的货币拿出来再贷给这80%的人，其规模之小可想而知，产生效果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货币的分散出贷不应该是小额信贷的精髓。
湖北省谷城县信用合作联社在发放贷款中，集中扶持特色农业，注重培养经济能人，发展规模性农业经济，不仅弥补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及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还成就了一大批茶叶、花椒、山药种植大户，水产养鱼、规模养猪等经济能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实实在在地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均耕地少，尚未形成特色农业项目。现代农业的发展、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新型农民的塑造。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现代农民的塑造过程。培养具有创新观念、敢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新型农民，才是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核心所在。这种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即集团化贷款，也许正是农信社今后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