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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是怎么没有成为歌手的
1
人不只有前情前爱，还有前理想，我的前理想，是当间谍和歌手。
先说间谍梦。那时候我七八岁，爱看叶永烈小说，那时候的叶老师，正在写科幻探案小说，一个系列好多本，主人公叫金明，有一个助手叫戈亮，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这种CP，他俩的人设很简单，都是警察，浓眉大眼，英气勃勃，英俊非凡，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眉毛微蹙，发现真相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他们的敌人，是来自西方的间谍，他们带着各种超前的科技产品，例如用壁虎皮肤提取物制造的隐身衣，来我们国家窃取情报和搞破坏。但最终，都被浓眉大眼的金明和戈亮擒获。
读了许多叶永烈小说之后，有了想法，不能任由西方国家给咱们派间谍，我要为国当间谍，我自信不会被抓住，因为他们没有眼睛明亮的金明和戈亮。正巧语文老师布置下作文《我的理想》，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作文里，在众多希望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同学里，我显得格外异色，也因此收到了特别的待遇，零分，大段声色俱厉的评语，还有写给家长的纸条。间谍梦就此被扼杀。
歌手梦稍晚。
我成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艺的年代，禁锢之后，猛然开放，种种渴望，像爆炸一样释放出来。人们都疯了，去看电影！去读书！去听歌！去跳舞！去胡搞！文学社遍地，到处都是油印刊物，就连家庭聚会，人们也在讨论文学，随便一本小说的印量，都在七八十万册以上，五分钱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也让《少林寺》收获了过亿票房。演员和歌手更是多得像星星，隔三差五就出来个陌生的名字，1986年，首体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轻轻松松就会集了100位歌手。即便歌手这样多，磁带那样贵——国产专辑8块，引进专辑10块，而一个职员一月薪水不过三四十块，却照样能出现那种奇迹——张蔷在1985到198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推出30张专辑，总销量2600万。
我只是听，只是跟着唱，倒没想过要当歌手，更没想过要写歌。许多创作，诗，歌，画，其实都是荷尔蒙结晶，少年春心才是第一推动力。十二三岁，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年纪，和世界还隔了一层膜，看什么，都有种暧昧不明，像感冒后，康复期的发蒙，有点晕陶陶的，似乎还很幸福，但到底是小病不愈时的幸福。
十四岁，感冒好了。
2
感冒痊愈的标志，是突然看得出人的美。
学校运动会，我们围着操场坐了一圈，操场边的白杨树，一身金黄，带点苦香，叶子像编好了程序，隔个十秒二十秒，落几张到头上肩上来，到处都是年轻人，平时被衣服遮掩的身体，有了理由显露出来，像一根根赭色的枫树糖，金，亮，硬，涩，笑声和喧闹声，像从海底传上来的，被海水和阳光滤过，也被透明的小鱼咬过，咬一下抖一下。突然间醒了，心花怒放，盯住那些枫树糖，用目光舔舐过去，有人大概被我注视得不好意思了，就在漫天的碧空黄叶里，对我笑了一笑。二十五年后，我在深夜里收到一条短信：“挚爱”，总算明白了那一笑的来由。我也是一根枫树糖吧，彼此彼此，幸好幸好。
就在那时听到郑智化，他的每首歌都有画面，深夜里靠在路灯柱子上吹口哨的少年，台北冬夜里，向人靠近的流浪汉，被嘴唇划过的蕾丝花边。热爱必然导向另一个结果——去了解他、去模仿他，以及，去变成他。是因为对他的热爱，也是因为，一颗少年心，必须要有突围的方式。自己不懂得爱和绝望，能向一个略微年长者学习爱和绝望，也是突围。我很快摸清了他组织旋律的方式，他的常用词，他画面的情调，开始动手自己写了。歌也是少年春心。
写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那是上高二的时候，有天放学路上，突然有个旋律出来，回家去就记下，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欢颜》，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长长的歌名，而那名字还一定在歌曲中间出现，作为一个主打句子。为了写歌，攒钱买吉他，学吉他，练声，读诗。
后来四五年，我写了三四十首歌。
我这首叫《靠记忆过冬的鸟》的歌，写于1995年：“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灯火只有一步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秘密藏在冰雪深处/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黎明只有一夜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骨殖藏在春天深处”
而这首叫《梦里花落知多少》，写于1994年：“那一年的新年夜空无比的美丽/烟花亮起我就在你的身边/钟声响了我们的心愿都一样/竟然都是但愿人长久/也许仅仅是我不祥的预感/也许是我心里幸福盛得太满/为什么我总想和你分分秒秒都在一起/噩梦惊醒，那么害怕失去身边的你/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完秋天/那一天，秋空灿烂你却一去不返/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完秋天/那一天，秋空灿烂你却一去不返”
下面这首叫《故都春梦》，模仿东北民歌，写闺怨：“鸦儿老梨树梢头儿啼/更觉着春雪寒/剪一个干枝梅/也算是应个春景”
还有这首叫《黑松林传说》，模仿中亚民歌的调子，1996年写的：“在那密密的黑色松林里/有一个赤脚狂奔的新娘/她逃去找她的情郎/尽管她知道他是一个懦夫/装扮成善良商人的强盗/答应帮她找她的情郎/但要她付出她的贞操/在黑色的，黑色的密密的松林里”
这首是我写的最后一首歌。
3
我有没有为成为一个歌手做过努力？
有的。在我手里有二十多首歌的时候，我开始给正大国际、大地唱片、嘉鹏文化寄样带，它们都出过民谣专辑。我收到了若干回信，若干电话，标准格式，寥寥数语，样带和歌谱已经收到了，会认真对待，希望你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歌。云云。
样带是我用声宝录音机录的。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台声宝录音机，我就用它们把我的歌都錄了下来。我开发了录音机上的所有功能，制造出各种效果，例如先录一遍，作为伴唱带，然后再唱一遍，两遍叠加在一起，制造出合唱或者有和声的效果。还去学校电教中心，借了一整套效果声的录音带，在一些歌里，加上鸟叫声、雨声、海潮声，以及教堂钟声和火车开动的声音。还请了会乐器的同学们，用二胡、口琴、手风琴，帮我加伴奏进去。 后来，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或者和歌唱比赛沾点边的比赛，例如主持人大赛（有才艺表演部分）、诗歌朗诵大赛（可以设法加入唱歌部分），专业的、业余的。得过各种奖，有时候是特等奖，有时候甚至没能入围，有时候是创作奖，有时候被勒令更换曲目。也去见过许多专业人士，词曲作家、歌唱家、编曲大拿。后来在电视台工作，还曾经借着工作的便利，厚着脸皮接触那些成名的歌手，请他们推荐我的歌。明的暗的，天真的功利的，我都曾经尝试过。
我渐渐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怎样成为一个歌手。但我从没有实践过。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知道写作或许更适合我，它低成本，无污染，手工作业，不用过多依赖流水线，发表的文章具有物理性，可感可触，并可积少成多，不会因为一次比赛失利就被否决，而且——不用熬夜以及酒精或药物成瘾。所以我从不对歌唱比赛真正上心，也从不对比赛结果寄予期望，即便在普选阶段就被刷掉，也从不耿耿于怀。
我用写作，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逃遁之所，用它来解释我在其他地方的失败，也包括唱歌，也用它接纳我在其他地方的失败，因为我知道不论我遭遇怎样的挫败，也会有写作接着我。于是，我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成了一个业余选手，以素人的心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事，和我合作的人，很快就觉察了，我尝试投身的那个领地，也很快就觉察了。假如“音乐”是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他必然能看出我眼睛里的闪躲，执行时的不坚决，满口应承时的三心二意，被拖出去砍头是迟早的事。
在写作领地，我就好一点么？其实也没有。我一心想要写小说，但小说写了没多久，就转向专栏，从此写了十二年专栏，小说，也成了我的逃遁之所，每逢发现自己的专栏写得并不好，我就假设，还有小说可以接纳我。尽管，我的小说故事大纲，装了兩个文件夹，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我变成了现实。
可能是因为怕，怕自己不能胜任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怕自己并无才能，怕自己唱不到某个高音，怕自己没有构架长篇小说的能力。为了不让这些可能变成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逃遁，从不开始，以素人的心态，在许多个领地穿梭。
久而久之，技艺必然生疏，生疏到我果然无法胜任自己喜欢的事。我曾在朋友的督促和帮助下，在大学的录音棚，用了一天时间录了三首歌。那些歌放到网上后，后面的评价是：“是不是很冷？干吗不多穿件衣服？”我终于证明了，我是无法成为歌手的，无法胜任歌手之责，甚至无法唱好一首自己的歌，踏空是自己本身才能的原因，和时机、努力程度无关。我满意了。
所以我会对操办技艺展示的那些过程分外着迷，例如录制一盒样带，例如整理书稿，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时刻，似乎已经在忙碌了，已经无限度地接近圆满了。
4
我曾以为，我遇到过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同类。
聚会上，某个默不作声的人，突然接过吉他，弹了一首曲子，剔除因为生疏而导致的瑕疵，基本就是大师的水准，朋友说，他现在是个小生意人，其实也并不怎么赚钱。KTV唱歌，一个孩子妈妈，唱了一首歌，尽管是在音响那样差的地方，她也唱得无可挑剔，话筒一放，她脸上的光彩又消失了，重新窝到角落里，接了个电话，似乎是在向丈夫解释晚归的原因。
还有，读者给我写信或者留言，短短几百字，字字珠玑，才华扑人一脸，我追到他们的微博或者博客上，发现他们做的是和文字毫无关系的工作，也并不大富大贵。
起初，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欠缺一份“对人世的信心”（我讨厌胡兰成，但我喜欢他这六个字），在逃遁中慢慢磨折了自己，消耗了一份雄心。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待自己，就像神佛待万物，创造一切，收回一切，丝毫不以为意。他们不留恋赭色枫树糖一样的青春，不用创作延续自己的春心，也不热狂地让自己的青春无限延长，用诗、歌、画、金钱这些丹药。
我从此安心，安然接受自己的怕，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灵光消逝。以及，自己并不能分身为亿，拥有一亿种生命的遗憾。终于老去的那一天，弹不对最简单和弦的那一瞬，我如释重负。我坐着火车北上南下，在河湾、海岸、灌木丛、广场、篝火点点的沙滩上，想到我所在的人群，正是他们藏身的人群，我有种亲人散居各处、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再也不见的愉快。
下：为了找到真正的自己，我们唱歌
1
我出了一张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收集了十二首我写的歌，由上海星外星制作出品，林宝、侃侃、栾鹏祥、虞雨舟、李东信、丁一凡、海音演唱。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张专辑？
事情要从2016年8月，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说起。
那年8月，星外星的芮文斌先生组织了一次去新疆那拉提的采风之旅，这个采风团，虽然有黄佟佟老师和我这样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音乐人，词作家李广平先生和作曲家林静女士，词作家张海宁、刘新圈、王小雅，还有音乐人虎卫东、渔鱼、陈建，歌手巴音、巴特尔、老兵。
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笔会、采风团，但团员多半是作家、媒体人，大家安安静静地旅行，安安静静地说话，打牌、玩杀人游戏，至多在喝酒之后发发飙。而这一次，这个多数由音乐人组成的旅行团，从头到尾都在唱歌。
几位音乐人带着各种乐器，在车上唱，在帐篷里唱，在巴音布鲁克的落日下唱，在那拉提的草原和花海里唱。每天吃饭的时候，尤其是晚饭，更是要唱歌助兴。
在巴音布鲁克小镇，我们住进一片蒙古包式的建筑，蒙古包外，种满了油菜，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帐篷外一片明黄，在明亮的阳光下，有种融融暖意。一到驻地，巴音和老兵放下行李，就搬了把椅子坐在蒙古包外，开始弹琴唱歌。因为是即兴合作，他们时不时停下来商量怎么配合，用什么节奏。
油菜花轻轻摇晃着，蜜蜂在花间嗡嗡穿行，他们悠然的样子，还有歌声停下来时候，那种被空气包裹着的语声，都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我开始在屋里，从窗子里探头出去听了一会，又出去站在阳光里听，坐在一堆桦木上听。只希望时间被无限度地拉长，秋天花香里的歌声一直继续。 之所以被武志红先生的说法触动，是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结。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渐渐发现，不论是写作，还是绘画、做音乐，还是演戏和当明星，起初是在拼颜值、拼技术、拼人脉、拼财富，但最后却都是在拼性格，确切一点说，是在拼感染力。颜值、技术、人脉，都是人力所能为的，感染力却不是，有，就有，沒有，就没有。
《圣经》里，有关于捕心术的描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看见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能否“得人如得鱼”，的确是宗教扩展的基础。而写作也好，当明星也罢，从事这些需要群众基础的事业，也和创立宗教差不多，必须要“得人如得鱼”，根本的技术，是捕获人心的技术。
我曾经和朋友讨论，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创作者，在四十岁以后就写不下去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首先，生于五十年代的创作者，因为少年时候的营养状况，也因为此后的生活状况，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够支撑他们写到四十岁以后。其次，成名之后，就进入了片场，慢慢失去了本真的力量。
即便不是创作者，不需要捕获人心，这种本真的感染力，也是让自己活得更愉悦的最重要方式。
就像刚刚被抓获的吴谢宇，他之所以成为杀人者吴谢宇、A级通缉犯吴谢宇，和他家那种压抑、保守、克制的生活不无关系。他没有机会获得本真的力量，甚至不知道属于他的本真是什么。
所以，他逃离原来的生活之后，就极力反弹，做的都是他母亲不允许他做的事，而且一律推向极致。
4
音乐和音乐人身上，就有更多本真的东西。
音乐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劳动号子，是巫术仪式上的吟唱，不本真，无魅力。音乐人常年操持着音乐，在音乐的巫性中生活，他们面对生活，也更多抓力。
所以，这些年，我开始深入地和音乐人交往，柳遇午、吴吞、张玮玮、李建傧、刘堃、白亮、小金先生、朝格乐队，以及低苦艾乐队的经纪人尹德荣，我去拜访他们，追他们的演出，听他们的意见。其实，他们当中好些人，我都认识很多年了，他们肯定也很奇怪，我为什么在认识他们都快二十年之后，突然和他们热络了起来。
真正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者什么都不为，就是为靠近那种更本真的状态。
以及，所谓“歌之版图”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版图。
生活的艺术，需要不断探索，需要不断地交出自测自查报告，此时此刻，这张专辑，就是我交出的一份关于“本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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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只有前情前爱，还有前理想，我的前理想，是当间谍和歌手。
先说间谍梦。那时候我七八岁，爱看叶永烈小说，那时候的叶老师，正在写科幻探案小说，一个系列好多本，主人公叫金明，有一个助手叫戈亮，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这种CP，他俩的人设很简单，都是警察，浓眉大眼，英气勃勃，英俊非凡，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眉毛微蹙，发现真相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他们的敌人，是来自西方的间谍，他们带着各种超前的科技产品，例如用壁虎皮肤提取物制造的隐身衣，来我们国家窃取情报和搞破坏。但最终，都被浓眉大眼的金明和戈亮擒获。
读了许多叶永烈小说之后，有了想法，不能任由西方国家给咱们派间谍，我要为国当间谍，我自信不会被抓住，因为他们没有眼睛明亮的金明和戈亮。正巧语文老师布置下作文《我的理想》，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作文里，在众多希望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同学里，我显得格外异色，也因此收到了特别的待遇，零分，大段声色俱厉的评语，还有写给家长的纸条。间谍梦就此被扼杀。
歌手梦稍晚。
我成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艺的年代，禁锢之后，猛然开放，种种渴望，像爆炸一样释放出来。人们都疯了，去看电影！去读书！去听歌！去跳舞！去胡搞！文学社遍地，到处都是油印刊物，就连家庭聚会，人们也在讨论文学，随便一本小说的印量，都在七八十万册以上，五分钱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也让《少林寺》收获了过亿票房。演员和歌手更是多得像星星，隔三差五就出来个陌生的名字，1986年，首体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轻轻松松就会集了100位歌手。即便歌手这样多，磁带那样贵——国产专辑8块，引进专辑10块，而一个职员一月薪水不过三四十块，却照样能出现那种奇迹——张蔷在1985到198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推出30张专辑，总销量2600万。
我只是听，只是跟着唱，倒没想过要当歌手，更没想过要写歌。许多创作，诗，歌，画，其实都是荷尔蒙结晶，少年春心才是第一推动力。十二三岁，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年纪，和世界还隔了一层膜，看什么，都有种暧昧不明，像感冒后，康复期的发蒙，有点晕陶陶的，似乎还很幸福，但到底是小病不愈时的幸福。
十四岁，感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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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痊愈的标志，是突然看得出人的美。
学校运动会，我们围着操场坐了一圈，操场边的白杨树，一身金黄，带点苦香，叶子像编好了程序，隔个十秒二十秒，落几张到头上肩上来，到处都是年轻人，平时被衣服遮掩的身体，有了理由显露出来，像一根根赭色的枫树糖，金，亮，硬，涩，笑声和喧闹声，像从海底传上来的，被海水和阳光滤过，也被透明的小鱼咬过，咬一下抖一下。突然间醒了，心花怒放，盯住那些枫树糖，用目光舔舐过去，有人大概被我注视得不好意思了，就在漫天的碧空黄叶里，对我笑了一笑。二十五年后，我在深夜里收到一条短信：“挚爱”，总算明白了那一笑的来由。我也是一根枫树糖吧，彼此彼此，幸好幸好。
就在那时听到郑智化，他的每首歌都有画面，深夜里靠在路灯柱子上吹口哨的少年，台北冬夜里，向人靠近的流浪汉，被嘴唇划过的蕾丝花边。热爱必然导向另一个结果——去了解他、去模仿他，以及，去变成他。是因为对他的热爱，也是因为，一颗少年心，必须要有突围的方式。自己不懂得爱和绝望，能向一个略微年长者学习爱和绝望，也是突围。我很快摸清了他组织旋律的方式，他的常用词，他画面的情调，开始动手自己写了。歌也是少年春心。
写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那是上高二的时候，有天放学路上，突然有个旋律出来，回家去就记下，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欢颜》，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长长的歌名，而那名字还一定在歌曲中间出现，作为一个主打句子。为了写歌，攒钱买吉他，学吉他，练声，读诗。
后来四五年，我写了三四十首歌。
我这首叫《靠记忆过冬的鸟》的歌，写于1995年：“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灯火只有一步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秘密藏在冰雪深处/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黎明只有一夜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骨殖藏在春天深处”
而这首叫《梦里花落知多少》，写于1994年：“那一年的新年夜空无比的美丽/烟花亮起我就在你的身边/钟声响了我们的心愿都一样/竟然都是但愿人长久/也许仅仅是我不祥的预感/也许是我心里幸福盛得太满/为什么我总想和你分分秒秒都在一起/噩梦惊醒，那么害怕失去身边的你/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完秋天/那一天，秋空灿烂你却一去不返/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完秋天/那一天，秋空灿烂你却一去不返”
下面这首叫《故都春梦》，模仿东北民歌，写闺怨：“鸦儿老梨树梢头儿啼/更觉着春雪寒/剪一个干枝梅/也算是应个春景”
还有这首叫《黑松林传说》，模仿中亚民歌的调子，1996年写的：“在那密密的黑色松林里/有一个赤脚狂奔的新娘/她逃去找她的情郎/尽管她知道他是一个懦夫/装扮成善良商人的强盗/答应帮她找她的情郎/但要她付出她的贞操/在黑色的，黑色的密密的松林里”
这首是我写的最后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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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没有为成为一个歌手做过努力？
有的。在我手里有二十多首歌的时候，我开始给正大国际、大地唱片、嘉鹏文化寄样带，它们都出过民谣专辑。我收到了若干回信，若干电话，标准格式，寥寥数语，样带和歌谱已经收到了，会认真对待，希望你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歌。云云。
样带是我用声宝录音机录的。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台声宝录音机，我就用它们把我的歌都錄了下来。我开发了录音机上的所有功能，制造出各种效果，例如先录一遍，作为伴唱带，然后再唱一遍，两遍叠加在一起，制造出合唱或者有和声的效果。还去学校电教中心，借了一整套效果声的录音带，在一些歌里，加上鸟叫声、雨声、海潮声，以及教堂钟声和火车开动的声音。还请了会乐器的同学们，用二胡、口琴、手风琴，帮我加伴奏进去。 后来，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或者和歌唱比赛沾点边的比赛，例如主持人大赛（有才艺表演部分）、诗歌朗诵大赛（可以设法加入唱歌部分），专业的、业余的。得过各种奖，有时候是特等奖，有时候甚至没能入围，有时候是创作奖，有时候被勒令更换曲目。也去见过许多专业人士，词曲作家、歌唱家、编曲大拿。后来在电视台工作，还曾经借着工作的便利，厚着脸皮接触那些成名的歌手，请他们推荐我的歌。明的暗的，天真的功利的，我都曾经尝试过。
我渐渐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怎样成为一个歌手。但我从没有实践过。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知道写作或许更适合我，它低成本，无污染，手工作业，不用过多依赖流水线，发表的文章具有物理性，可感可触，并可积少成多，不会因为一次比赛失利就被否决，而且——不用熬夜以及酒精或药物成瘾。所以我从不对歌唱比赛真正上心，也从不对比赛结果寄予期望，即便在普选阶段就被刷掉，也从不耿耿于怀。
我用写作，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逃遁之所，用它来解释我在其他地方的失败，也包括唱歌，也用它接纳我在其他地方的失败，因为我知道不论我遭遇怎样的挫败，也会有写作接着我。于是，我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成了一个业余选手，以素人的心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事，和我合作的人，很快就觉察了，我尝试投身的那个领地，也很快就觉察了。假如“音乐”是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他必然能看出我眼睛里的闪躲，执行时的不坚决，满口应承时的三心二意，被拖出去砍头是迟早的事。
在写作领地，我就好一点么？其实也没有。我一心想要写小说，但小说写了没多久，就转向专栏，从此写了十二年专栏，小说，也成了我的逃遁之所，每逢发现自己的专栏写得并不好，我就假设，还有小说可以接纳我。尽管，我的小说故事大纲，装了兩个文件夹，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我变成了现实。
可能是因为怕，怕自己不能胜任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怕自己并无才能，怕自己唱不到某个高音，怕自己没有构架长篇小说的能力。为了不让这些可能变成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逃遁，从不开始，以素人的心态，在许多个领地穿梭。
久而久之，技艺必然生疏，生疏到我果然无法胜任自己喜欢的事。我曾在朋友的督促和帮助下，在大学的录音棚，用了一天时间录了三首歌。那些歌放到网上后，后面的评价是：“是不是很冷？干吗不多穿件衣服？”我终于证明了，我是无法成为歌手的，无法胜任歌手之责，甚至无法唱好一首自己的歌，踏空是自己本身才能的原因，和时机、努力程度无关。我满意了。
所以我会对操办技艺展示的那些过程分外着迷，例如录制一盒样带，例如整理书稿，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时刻，似乎已经在忙碌了，已经无限度地接近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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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我遇到过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同类。
聚会上，某个默不作声的人，突然接过吉他，弹了一首曲子，剔除因为生疏而导致的瑕疵，基本就是大师的水准，朋友说，他现在是个小生意人，其实也并不怎么赚钱。KTV唱歌，一个孩子妈妈，唱了一首歌，尽管是在音响那样差的地方，她也唱得无可挑剔，话筒一放，她脸上的光彩又消失了，重新窝到角落里，接了个电话，似乎是在向丈夫解释晚归的原因。
还有，读者给我写信或者留言，短短几百字，字字珠玑，才华扑人一脸，我追到他们的微博或者博客上，发现他们做的是和文字毫无关系的工作，也并不大富大贵。
起初，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欠缺一份“对人世的信心”（我讨厌胡兰成，但我喜欢他这六个字），在逃遁中慢慢磨折了自己，消耗了一份雄心。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待自己，就像神佛待万物，创造一切，收回一切，丝毫不以为意。他们不留恋赭色枫树糖一样的青春，不用创作延续自己的春心，也不热狂地让自己的青春无限延长，用诗、歌、画、金钱这些丹药。
我从此安心，安然接受自己的怕，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灵光消逝。以及，自己并不能分身为亿，拥有一亿种生命的遗憾。终于老去的那一天，弹不对最简单和弦的那一瞬，我如释重负。我坐着火车北上南下，在河湾、海岸、灌木丛、广场、篝火点点的沙滩上，想到我所在的人群，正是他们藏身的人群，我有种亲人散居各处、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再也不见的愉快。
下：为了找到真正的自己，我们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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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了一张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收集了十二首我写的歌，由上海星外星制作出品，林宝、侃侃、栾鹏祥、虞雨舟、李东信、丁一凡、海音演唱。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张专辑？
事情要从2016年8月，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说起。
那年8月，星外星的芮文斌先生组织了一次去新疆那拉提的采风之旅，这个采风团，虽然有黄佟佟老师和我这样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音乐人，词作家李广平先生和作曲家林静女士，词作家张海宁、刘新圈、王小雅，还有音乐人虎卫东、渔鱼、陈建，歌手巴音、巴特尔、老兵。
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笔会、采风团，但团员多半是作家、媒体人，大家安安静静地旅行，安安静静地说话，打牌、玩杀人游戏，至多在喝酒之后发发飙。而这一次，这个多数由音乐人组成的旅行团，从头到尾都在唱歌。
几位音乐人带着各种乐器，在车上唱，在帐篷里唱，在巴音布鲁克的落日下唱，在那拉提的草原和花海里唱。每天吃饭的时候，尤其是晚饭，更是要唱歌助兴。
在巴音布鲁克小镇，我们住进一片蒙古包式的建筑，蒙古包外，种满了油菜，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帐篷外一片明黄，在明亮的阳光下，有种融融暖意。一到驻地，巴音和老兵放下行李，就搬了把椅子坐在蒙古包外，开始弹琴唱歌。因为是即兴合作，他们时不时停下来商量怎么配合，用什么节奏。
油菜花轻轻摇晃着，蜜蜂在花间嗡嗡穿行，他们悠然的样子，还有歌声停下来时候，那种被空气包裹着的语声，都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我开始在屋里，从窗子里探头出去听了一会，又出去站在阳光里听，坐在一堆桦木上听。只希望时间被无限度地拉长，秋天花香里的歌声一直继续。 之所以被武志红先生的说法触动，是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结。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渐渐发现，不论是写作，还是绘画、做音乐，还是演戏和当明星，起初是在拼颜值、拼技术、拼人脉、拼财富，但最后却都是在拼性格，确切一点说，是在拼感染力。颜值、技术、人脉，都是人力所能为的，感染力却不是，有，就有，沒有，就没有。
《圣经》里，有关于捕心术的描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看见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能否“得人如得鱼”，的确是宗教扩展的基础。而写作也好，当明星也罢，从事这些需要群众基础的事业，也和创立宗教差不多，必须要“得人如得鱼”，根本的技术，是捕获人心的技术。
我曾经和朋友讨论，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创作者，在四十岁以后就写不下去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首先，生于五十年代的创作者，因为少年时候的营养状况，也因为此后的生活状况，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够支撑他们写到四十岁以后。其次，成名之后，就进入了片场，慢慢失去了本真的力量。
即便不是创作者，不需要捕获人心，这种本真的感染力，也是让自己活得更愉悦的最重要方式。
就像刚刚被抓获的吴谢宇，他之所以成为杀人者吴谢宇、A级通缉犯吴谢宇，和他家那种压抑、保守、克制的生活不无关系。他没有机会获得本真的力量，甚至不知道属于他的本真是什么。
所以，他逃离原来的生活之后，就极力反弹，做的都是他母亲不允许他做的事，而且一律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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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音乐人身上，就有更多本真的东西。
音乐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劳动号子，是巫术仪式上的吟唱，不本真，无魅力。音乐人常年操持着音乐，在音乐的巫性中生活，他们面对生活，也更多抓力。
所以，这些年，我开始深入地和音乐人交往，柳遇午、吴吞、张玮玮、李建傧、刘堃、白亮、小金先生、朝格乐队，以及低苦艾乐队的经纪人尹德荣，我去拜访他们，追他们的演出，听他们的意见。其实，他们当中好些人，我都认识很多年了，他们肯定也很奇怪，我为什么在认识他们都快二十年之后，突然和他们热络了起来。
真正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者什么都不为，就是为靠近那种更本真的状态。
以及，所谓“歌之版图”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版图。
生活的艺术，需要不断探索，需要不断地交出自测自查报告，此时此刻，这张专辑，就是我交出的一份关于“本真”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