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面貌得到很大改变。有一批研究者，凭着一份学术好奇心，也凭着“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的理念，不断从事开辟新领域的工作。“敦煌文学研究”“域外汉籍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受“预流”思潮所感染，我们也关注了东亚一些地区的文学现象，包括琉球。——首先注意到琉球汉诗，接下来注意同琉球汉文学相关联的汉籍往来;最后，遇到这样两个问题：既然琉球汉文学是依靠汉籍记录和传播的，那么，什么是“汉籍”呢？既然汉文学的生存有赖于汉籍的生存，那么在琉球，“汉籍”是如何生存的呢？我们打算分几步来说清楚这两个问题，今天先谈一个笼统的认识。
一
在我们看来，要认识一个事物，首先应该把这一事物同与它关系最密切的其他事物相比较。那么，同琉球汉籍关系最密切的事物是什么呢？大概有两样东西：一是琉球文书，二是琉球的变体汉文典籍。也就是说，要确认什么是“琉球汉籍”，那么，既要把典籍与文书区别开来，也要把使用两种文字的书——用汉文书写之书与用变体汉文书写之书——区别开来。
相比之下，前一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汉文典籍与变体汉文典籍的关系是文字载体的关系，其意义是传播学的;而文书与典籍的关系是文献形态的关系，其意义是发生学的。这在学科结构方面也有表现——完整的东亚汉文献学包含典籍学、文书学、记录学三部分。典籍是经过编纂，用于公开表达，面向全社会的文献;文书是为处理人际事务而制作，用于特定人之间的交流或约束，面向少数当事人的文献;记录用于记事，以期备忘，以写作者本人为主要阅读对象。三者功能不同，但往往彼此交叉。看看中国古代典籍的成书过程就知道：典籍往往产生于文书档案的集合。
在我们看来，以上认识，是和操作实践紧密联系的。比如要研究琉球汉籍，首先要建立一份关于琉球汉籍的清单;要确立清单的标准线，就要比较和分析。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份清单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不成熟。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已知“琉球王国时期琉球人翻刻的汉籍和自撰的汉文著作，在琉球王国故地遗存已不足五十种，在日本国内似也不超过百种”（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另外有人认为，琉球人编撰的汉籍133部，其中“汉诗文集共有二十多种”（高津孝《琉球的出版文化与琉球汉诗集》，载《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这两个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说法。不过在我们看来，其标准线不明确，统计也不够完全，因为在宫良殿内文库、阪卷—宝玲文库、伊波普猷文库、仲原善忠文库、岛袋源七文库、原忠顺文库（下文分别略称“宫库”“宝玲”“伊库”“仲库”“岛库”“原库”）等琉球古文书文库中，收存了1200多件文书;在位于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也有一个书库叫“楚南家文书”（下文略称“楚书”）。在这些文库中，可以见到许多符合标准的古典籍——也就是经过编纂、用汉字书写（包括少数偶尔旁注标音符号和返點符号）的书籍。这些书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而据我们统计，其中有以下46种汉籍：
（一） 琉球版中国书：
《孝经》（仅见于宫库），《二十四章孝行之录》（仅见于宫库），《千家诗》（仅见于宫库），（明）茅伯符《琉球馆译语》（仅见于伊库），（明）陈侃《使琉球录》（仅见于伊库、宫库），（明）吕坤《吕子节抄》卷四、五、六（仅见于宫库），（明）侯继高《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仅见于伊库）。
（二） 琉球人所抄日本汉籍：
佚名《实语教》（仅见于岛库），佚名《经典补注》（仅见于宫库、宝玲），（明）安梦松撰《孔圣全书》（仅见于宫库）。
（三） 琉球人所撰之汉籍：
史部写本：蔡温《中山世谱》（宝玲），佚名《王代记》（仅见于伊库），郑秉哲等《球阳外卷》（伊库，宫库），程顺则《指南广义》（仲库），佚名《服制》（仅见于宫库），佚名《中山王府相卿传职年谱》（伊库），佚名《琉球国碑文记》（伊库），佚名《汉文集》（仅见于宫库），佚名《糺明法条》（仅见于宫库），佚名《林政八书》（仅见于宝玲），佚名《呈文集》（仅见于楚书），佚名《禀报集》（仅见于楚书），佚名《拟庆贺登极表》（仅见于楚书），佚名《飘流别地方求口粮呈》（仅见于楚书），佚名[漂风难夷收官口供]（仅见于楚书），佚名[册封关系]（仅见于楚书）。
子部写本：佚名《习字手本》（仅见于宫库），佚名《郑嘉训书》（仅见于宫库），佚名《古波藏亲方御手迹》（仅见于宫库），佚名《真字手本》（仅见于宫库），佚名《行书唐诗帖》（仅见于宫库），佚名《大桥长右衙门殿御手迹》（仅见于宫库），佚名《狂戯いろは诗歌》（仅见于宝玲），佚名《一门和睦传》（仅见于宫库），佚名[花木养方之书]（仅见于宫库）。
集部印本：阮宣诏等《琉球诗录》（宝玲），阮宣诏等《琉球诗课》（宝玲），林世功等《琉球诗录》（宝玲），林世功等《琉球诗课》（宝玲）。
集部写本：林世功等《琉球诗录》（仅见于宝玲），佚名《琉球咏诗》（仅见于宝玲），佚名《御茶屋之御挂物并御额御挂床字写》（仅见于宝玲），佚名《中国册封使渡来の时の正·副使及从客と琉球诗人との唱和》（仅见于宝玲），佚名《诗集》（仅见于宫库），佚名《联句集》（仅见于宫库），佚名《细字手本》（仅见于宫库）。
以上这些书，是在一一读过以后归类的。比如《孔圣全书》，其底本是宽文八年（1668）武村三郎兵卫的刊行本。宫良当宗据此刊本抄写而来，所以我们将其判为“琉球人所抄日本汉籍”。又如在“琉球人所撰之汉籍”中，有《球阳外卷》和《服制》。《球阳外卷》是民间传说集，因从《球阳》一书中辑出，故名;又称《遗老说传》。它在伊库有两写本，分别编为IH013号、IH014号。今依《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4册，列在“史部”。《服制》则是松茂氏当宗抄写于光绪六年（1880）的文书集。所抄为琉球王府评定所于1725年至1737年之间关于葬礼、丧服等制度的规定，用汉字书写，所以也判为史部书。至于佚名[漂风难夷收官口供]、佚名[册封关系]等，书名中的方括号表示原无书名，此名由后人所拟。 关于以上这份清单，我们想说这样一句话：今存琉球汉籍（琉球人抄写、刊印或撰著的汉文书）共有140种;其中46种见于各文库，而且有36种仅见于文库，未见于其他图书馆——占琉球汉籍总数四分之一强。这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典籍是在文书这片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所以，只有全面掌握古文书资料，才能准确认识古典籍。
二
我们另外想说的一句话是：作为方法的“域外汉籍研究”，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研究古文书同古典籍的关系。
一般来说，古文书同古典籍之间有三种关系：其一，古典籍以文书的形式存在，往往手抄，有时为摘抄。以上所列的琉球汉籍，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这类文献视同于汉籍，作为汉籍流传与再生研究的直接对象。其二，古文书记录古典籍，或记其书名，或记其内容，或记其流传。比如宫良殿内文库所藏《万书集》，载“书物目录”，著录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又载“和述书物目录”，著录用和文书写的书籍：共达几十种。这类文献既表明了琉球人的汉籍观念，又为汉籍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其三，作为准汉籍的古文书，亦即有编纂倾向、传承倾向的古文书。其特点是：或有序跋，或抄辑在一起，或增加了篇名，或有目录，或署作者、编写者、传授者姓名。比如宫良殿内文库有《花木养方之书》，书中记有“村山师傅传授”（传授者）等字样;有《孝女口说》，封面写“登川亲云上作为”（作者）;有《细字手本》和《稽古书面集》，署整理者（编写者）为松茂氏当昭。这些书或在编写方面，或在传承方面，模仿了汉籍，因而反映了汉籍在琉球再生的过程，也反映了琉球人制作汉籍的动机与途径。不难推想，如果从以上三方面对琉球各文库所存1200多件文书逐一加以考察，进而同已公布的琉球汉籍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一定能阐明汉籍在琉球的流传方式、影响深度，及其再生方式和再生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琉球还保存了一批拥有特殊内容与形式的古文书，例如：（一） 伊波普猷等文库所保存的多种琉歌集，包括《歌集》《古今琉歌集》《おもろさうし》，收载古今歌谣;（二） 宫良殿内、仲原善忠等文库所收藏的多种漂流文书，包括《漂流唐人の经过报告书》《难船唐人の报告书》和文学笔记《满次郎漂流记》，以及作为漂流文书模板的《汉文集》（見封二）;（三） 阪卷—宝玲等文库收藏的数十种记录上江户使团出使经过的图书，包括《琉球人行列记》《宝永七年琉球人来聘》《琉球人音乐见物御达书并音乐见物之控》和日记体的《离方间切之村々回见日记》;（四） 伊波普猷、阪卷—宝玲等文库收藏的多种琉球古典音乐乐谱，例如《工工四》《琴工工四》《八重山工工四》《琉球乐典安富祖流工工四》;（五） 各书库收藏的中日琉使者的笔谈书，例如《琉馆笔谈》《琉客谈记》《古实方答》。这些文献在内容上超越了中国汉籍的范围，形式上也有丰富表现。看见它们，我们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书籍分类的本质是什么？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视野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哪些新鲜意义？这问题提示我们：书籍品类实际上是对文化品类的反映。若要“辨章学术”，就要结合文化品类来考察书籍品类;若要“考镜源流”，就要考察来自中国的编纂意识、书写制度同琉球本土社会结构、文化传承习惯的相互作用。由于在不同地区，文化的品类、书籍的品类都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一方法是超越中国学者的旧习惯的。但正因为这样，关于古文书的研究可以究明书籍产生的机制，究明在传播中发生变异的原因，也究明汉文文献学的原理。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一
在我们看来，要认识一个事物，首先应该把这一事物同与它关系最密切的其他事物相比较。那么，同琉球汉籍关系最密切的事物是什么呢？大概有两样东西：一是琉球文书，二是琉球的变体汉文典籍。也就是说，要确认什么是“琉球汉籍”，那么，既要把典籍与文书区别开来，也要把使用两种文字的书——用汉文书写之书与用变体汉文书写之书——区别开来。
相比之下，前一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汉文典籍与变体汉文典籍的关系是文字载体的关系，其意义是传播学的;而文书与典籍的关系是文献形态的关系，其意义是发生学的。这在学科结构方面也有表现——完整的东亚汉文献学包含典籍学、文书学、记录学三部分。典籍是经过编纂，用于公开表达，面向全社会的文献;文书是为处理人际事务而制作，用于特定人之间的交流或约束，面向少数当事人的文献;记录用于记事，以期备忘，以写作者本人为主要阅读对象。三者功能不同，但往往彼此交叉。看看中国古代典籍的成书过程就知道：典籍往往产生于文书档案的集合。
在我们看来，以上认识，是和操作实践紧密联系的。比如要研究琉球汉籍，首先要建立一份关于琉球汉籍的清单;要确立清单的标准线，就要比较和分析。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份清单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不成熟。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已知“琉球王国时期琉球人翻刻的汉籍和自撰的汉文著作，在琉球王国故地遗存已不足五十种，在日本国内似也不超过百种”（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另外有人认为，琉球人编撰的汉籍133部，其中“汉诗文集共有二十多种”（高津孝《琉球的出版文化与琉球汉诗集》，载《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这两个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说法。不过在我们看来，其标准线不明确，统计也不够完全，因为在宫良殿内文库、阪卷—宝玲文库、伊波普猷文库、仲原善忠文库、岛袋源七文库、原忠顺文库（下文分别略称“宫库”“宝玲”“伊库”“仲库”“岛库”“原库”）等琉球古文书文库中，收存了1200多件文书;在位于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也有一个书库叫“楚南家文书”（下文略称“楚书”）。在这些文库中，可以见到许多符合标准的古典籍——也就是经过编纂、用汉字书写（包括少数偶尔旁注标音符号和返點符号）的书籍。这些书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而据我们统计，其中有以下46种汉籍：
（一） 琉球版中国书：
《孝经》（仅见于宫库），《二十四章孝行之录》（仅见于宫库），《千家诗》（仅见于宫库），（明）茅伯符《琉球馆译语》（仅见于伊库），（明）陈侃《使琉球录》（仅见于伊库、宫库），（明）吕坤《吕子节抄》卷四、五、六（仅见于宫库），（明）侯继高《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仅见于伊库）。
（二） 琉球人所抄日本汉籍：
佚名《实语教》（仅见于岛库），佚名《经典补注》（仅见于宫库、宝玲），（明）安梦松撰《孔圣全书》（仅见于宫库）。
（三） 琉球人所撰之汉籍：
史部写本：蔡温《中山世谱》（宝玲），佚名《王代记》（仅见于伊库），郑秉哲等《球阳外卷》（伊库，宫库），程顺则《指南广义》（仲库），佚名《服制》（仅见于宫库），佚名《中山王府相卿传职年谱》（伊库），佚名《琉球国碑文记》（伊库），佚名《汉文集》（仅见于宫库），佚名《糺明法条》（仅见于宫库），佚名《林政八书》（仅见于宝玲），佚名《呈文集》（仅见于楚书），佚名《禀报集》（仅见于楚书），佚名《拟庆贺登极表》（仅见于楚书），佚名《飘流别地方求口粮呈》（仅见于楚书），佚名[漂风难夷收官口供]（仅见于楚书），佚名[册封关系]（仅见于楚书）。
子部写本：佚名《习字手本》（仅见于宫库），佚名《郑嘉训书》（仅见于宫库），佚名《古波藏亲方御手迹》（仅见于宫库），佚名《真字手本》（仅见于宫库），佚名《行书唐诗帖》（仅见于宫库），佚名《大桥长右衙门殿御手迹》（仅见于宫库），佚名《狂戯いろは诗歌》（仅见于宝玲），佚名《一门和睦传》（仅见于宫库），佚名[花木养方之书]（仅见于宫库）。
集部印本：阮宣诏等《琉球诗录》（宝玲），阮宣诏等《琉球诗课》（宝玲），林世功等《琉球诗录》（宝玲），林世功等《琉球诗课》（宝玲）。
集部写本：林世功等《琉球诗录》（仅见于宝玲），佚名《琉球咏诗》（仅见于宝玲），佚名《御茶屋之御挂物并御额御挂床字写》（仅见于宝玲），佚名《中国册封使渡来の时の正·副使及从客と琉球诗人との唱和》（仅见于宝玲），佚名《诗集》（仅见于宫库），佚名《联句集》（仅见于宫库），佚名《细字手本》（仅见于宫库）。
以上这些书，是在一一读过以后归类的。比如《孔圣全书》，其底本是宽文八年（1668）武村三郎兵卫的刊行本。宫良当宗据此刊本抄写而来，所以我们将其判为“琉球人所抄日本汉籍”。又如在“琉球人所撰之汉籍”中，有《球阳外卷》和《服制》。《球阳外卷》是民间传说集，因从《球阳》一书中辑出，故名;又称《遗老说传》。它在伊库有两写本，分别编为IH013号、IH014号。今依《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4册，列在“史部”。《服制》则是松茂氏当宗抄写于光绪六年（1880）的文书集。所抄为琉球王府评定所于1725年至1737年之间关于葬礼、丧服等制度的规定，用汉字书写，所以也判为史部书。至于佚名[漂风难夷收官口供]、佚名[册封关系]等，书名中的方括号表示原无书名，此名由后人所拟。 关于以上这份清单，我们想说这样一句话：今存琉球汉籍（琉球人抄写、刊印或撰著的汉文书）共有140种;其中46种见于各文库，而且有36种仅见于文库，未见于其他图书馆——占琉球汉籍总数四分之一强。这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典籍是在文书这片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所以，只有全面掌握古文书资料，才能准确认识古典籍。
二
我们另外想说的一句话是：作为方法的“域外汉籍研究”，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研究古文书同古典籍的关系。
一般来说，古文书同古典籍之间有三种关系：其一，古典籍以文书的形式存在，往往手抄，有时为摘抄。以上所列的琉球汉籍，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这类文献视同于汉籍，作为汉籍流传与再生研究的直接对象。其二，古文书记录古典籍，或记其书名，或记其内容，或记其流传。比如宫良殿内文库所藏《万书集》，载“书物目录”，著录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又载“和述书物目录”，著录用和文书写的书籍：共达几十种。这类文献既表明了琉球人的汉籍观念，又为汉籍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其三，作为准汉籍的古文书，亦即有编纂倾向、传承倾向的古文书。其特点是：或有序跋，或抄辑在一起，或增加了篇名，或有目录，或署作者、编写者、传授者姓名。比如宫良殿内文库有《花木养方之书》，书中记有“村山师傅传授”（传授者）等字样;有《孝女口说》，封面写“登川亲云上作为”（作者）;有《细字手本》和《稽古书面集》，署整理者（编写者）为松茂氏当昭。这些书或在编写方面，或在传承方面，模仿了汉籍，因而反映了汉籍在琉球再生的过程，也反映了琉球人制作汉籍的动机与途径。不难推想，如果从以上三方面对琉球各文库所存1200多件文书逐一加以考察，进而同已公布的琉球汉籍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一定能阐明汉籍在琉球的流传方式、影响深度，及其再生方式和再生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琉球还保存了一批拥有特殊内容与形式的古文书，例如：（一） 伊波普猷等文库所保存的多种琉歌集，包括《歌集》《古今琉歌集》《おもろさうし》，收载古今歌谣;（二） 宫良殿内、仲原善忠等文库所收藏的多种漂流文书，包括《漂流唐人の经过报告书》《难船唐人の报告书》和文学笔记《满次郎漂流记》，以及作为漂流文书模板的《汉文集》（見封二）;（三） 阪卷—宝玲等文库收藏的数十种记录上江户使团出使经过的图书，包括《琉球人行列记》《宝永七年琉球人来聘》《琉球人音乐见物御达书并音乐见物之控》和日记体的《离方间切之村々回见日记》;（四） 伊波普猷、阪卷—宝玲等文库收藏的多种琉球古典音乐乐谱，例如《工工四》《琴工工四》《八重山工工四》《琉球乐典安富祖流工工四》;（五） 各书库收藏的中日琉使者的笔谈书，例如《琉馆笔谈》《琉客谈记》《古实方答》。这些文献在内容上超越了中国汉籍的范围，形式上也有丰富表现。看见它们，我们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书籍分类的本质是什么？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视野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哪些新鲜意义？这问题提示我们：书籍品类实际上是对文化品类的反映。若要“辨章学术”，就要结合文化品类来考察书籍品类;若要“考镜源流”，就要考察来自中国的编纂意识、书写制度同琉球本土社会结构、文化传承习惯的相互作用。由于在不同地区，文化的品类、书籍的品类都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一方法是超越中国学者的旧习惯的。但正因为这样，关于古文书的研究可以究明书籍产生的机制，究明在传播中发生变异的原因，也究明汉文文献学的原理。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