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在人力资源市场中以“求职难”身份登场的外来务工者，如今有更多理由和底气成为谈判桌上的“主角”。据悉，春节过后，各地用工荒再度来袭，“招工大战”硝烟四起。包括矿山、冶金、制造等很多企业都在用工方面存在着不小的缺口，特别是煤矿、建筑等一些高安全风险的企业更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状。
　　劳动力供求博弈的变局，正在倒逼用工方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待遇。然而事实表明，这些举措难以迎合新一代务工者融入城市生活的深层次需求。
　　某知名网站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52%的打工者年后不愿回原单位上班；85%的企业在担心人员流动性问题。其中35%的企业都表示，春节后将不再回来上班的员工占了大多数。用工方普遍遭遇“不涨薪，根本找不到人；涨薪，也没招到几个人”的尴尬。在上海、深圳等传统劳务输入大城市，招聘单位不约而同地打出了加薪、提供食宿等优惠条件吸引务工者的目光，更有企业祭出“悬赏”奇招：“凡初五至初七介绍一名员工进厂的，报销路费200元、奖励300元现金。”然而，这些举措似乎仍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推动了大量务工人员跨地域迁徙，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其收入报酬水平，用工企业由此得享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国际竞争优势。然而从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随着劳动力输出地域经济状况的改善，务工者外出打工的动力正在弱化。一度作为劳务输入输出重地的长三角以及中西部各省市，现今正纷纷加入到“用工争夺战”之中。虽然家乡与沿海城市劳务报酬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考虑到日常开支成本以及外地生活的不便，许多人还是放弃了长途跋涉到陌生大城市打工的念头。以此观之，尽管目前国内整体劳动力供给依然充分，但愈演愈烈的季节性用工荒预示着，国内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刘易斯拐点”正渐行渐近，企业低用工成本的制度红利时代即将终结。更为关键的是，新生代务工者不仅对经济收入回报提出了较高期望，更对自我价值实现抱有期待，他们希望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务工诉求的转向加剧了80后、90后员工团队的流动性，一些年轻工人甚至进厂一个多月就会提出辞呈，跳槽频繁现象让招聘单位头痛不已。加薪与提供食宿等用工条件改善对年轻员工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而扩大医疗、教育、住房、户籍等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培育归属感，才更能留住外来务工者的心。
　　恰因此，沿海城市用工荒现状的根本性缓解，需要全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同构建有效的用工激励机制和产业创新机制。部分企业并不是不愿为员工涨薪，而是因利润空间狭小而无能为力，由此凸显企业产品附加值低的现状。当然，这一困局正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过滤器”：有实力提供更具诱惑力的用工条件者，在劳资双方的共赢中重获新生。报道显示，用工大户富士康将加快机器人上岗速度，拟用5－10年的时间在大陆地区投运首批全自动化工厂。可见，用工荒很可能成为企业摆脱低端竞争框架、向现代制造业蜕变的一次契机，企业不应简单地将员工待遇提升视为“零和游戏”，而应从内部挖潜中实现凤凰涅槃。当然，现代务工人员所关注的社会保障需求，是用工单位一方力所不逮的，地方政府应通过优化公共政策予以逐步完善。这不仅需要相关决策部门加快税费改革、为企业减负让利、积极增加民生投入，而且也需要大刀阔斧地推进“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改革，以规避劳动力成本增长对地方经济造成的直接冲击，并有的放矢地为新型外来人才搭建起完善的福利平台。
　　用工荒是经济转型期所必然经历的一场“阵痛”，需要以审慎、科学的态度予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