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时，很多研究者部分归因于遍布全球的华人商业网络。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最初的捷径。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商业网络的扩张，从来不是单向度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不仅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入中国。
中国人曾惯于将外国人称为“外宾”，因为外国的宾客通常是中国主人请来的。同时，能成为“外宾”的外国人，一般也是些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是不会成为中国的“外宾”的。基于这种想法，中国的服务业一直在制度上区分“内宾”和“外宾”—有官方认可的资质向外宾提供服务的场所，一般设施和价格都更为高档。
这种制度隐含的逻辑是，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是有钱人、有正式职业并处于高端职位的人，一些偶尔在消费上显得吝啬寒酸一点的人，只是非主流的少数，大多应该是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与向往的外国屌丝。
但到了21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不请自到的外国人，不断出现在中国商业城市里。和“外宾”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应主人之邀而来，而是市场的不速之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对国际政治、中国文化与外事礼仪似乎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挖掘中国这座财富金矿里蕴藏着的能使他们致富的商业与贸易机会。这些人生计各异，住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渐渐形成一些聚居社区，除了签证之外，似乎也没什么欲望与中国政府的外事部门沟通并受其管理。
于是，“外事无小事”之说似乎开始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和这些人有关的事务，虽在理论上仍属“外事”，却除了涉及刑事案件的极端情况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事”。
在北京，望京社区人尽皆知的身份标签，是“韩国城”，大量韩国人聚居于此，甚至难以分辨正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韩国的；在义乌，印度商人想在自己聚居的地方建一座印度教的神庙，但他们不知道找哪个政府部门审批；在广州，在非洲人群落内部，尼日利亚人的口碑似乎不太好，但大多数广州人对此茫然无知，他们习惯于将所有来自非洲的人视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分地统称为“黑人”。
此刻，当我们突然发现一些肤色各异的或特擅或不擅中文的人突然成为我们的邻居、市场上的熟人、超市里排在我们前面的付账者，甚至是某个朋友的姻亲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全球化终于在我们日常的人际关系里不期而至了。
就在不久前，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还不过是麦当劳汉堡、家乐福超市、苹果手机之类的“物”，并不包括或在外貌上难分彼此，或高鼻蓝目，或肤色深奥的人。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所谓的移民，不过是外地人来到本地，或本国人移民他国，并不包括外国人移居本地。一旦遇上，我们不免暗暗惊诧，他们怎么来了，还这么多人？
在这个时候，市场的同质化力量展现出它蔑视文化的“匪气”。在这个并非“外宾”的群体里，彬彬有礼的举止只是一种模仿上流社会的虚伪做派。同样有着草根习性的异域商旅，和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底层小商人和劳动人民一样，直截了当，斤斤计较，唯利是图。同样，任何文化差别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也会至少在表面上变得无足轻重—无论是语言、宗教还是习俗。入乡随俗的道理，才是世界的普世价值。没有神庙与清真寺，并未减少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义乌“各据一方”的驻留时日。
在草根一极的商业思维里，只要能赚到钱，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然而，这是，且仅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现象。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对当地社会，甚至是中国的潜在影响，无疑将是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外事无小事”之说的复兴或指日可待。
经由国际性草根商业组织与网络在全球扩散的，不止是中国的商品，也有中国的商业文化，其中最负面的商业策略就是骗。几乎每个在义乌经商的印度商人都有过被骗的经历，而他们的中国商业伙伴，也有同样的遭遇。这种彼此欺骗之所以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基础，就是在残酷竞争环境下形成的“赊销”传统，这个传统显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们抱怨中国警察对他们态度不太好，这里面实际也隐藏着一种来自本地社会的一种对非洲人某种“不耐烦”的心理。非洲人会在半夜里突然引吭高歌、纵情舞蹈的生活习惯，显然刺激了中国邻居们容易衰弱的神经。虽然中国人已经被卡拉OK显著提升了唱歌水平和听觉上的耐力，但还是不愿与这样一些艺术感过于强烈的人比邻而居。
居住在望京的体面的韩国人被中国居民认为提升了本地的房价，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成本。这其中甘苦自知的滋味，在社区居民族群边界的两端共享。
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际上都共同指向同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人该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之间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性人口流动正成为人口移入地的新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市民，都恰恰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传统。
在成规模人口移动发生的条件下—这种移动通常是基于经济原因的个体主动选择，看上去相对零散的个体移民可能将基于原居住地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拓展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构建出新的基于族群的社会网络—这就使新移民的“群体性”得以凸显。当移民与移入地的当地居民在就业机会、住房和社会服务以及教育资源上展开竞争与争夺的时候，族群身份是他们获取社会与文化支持、免于成为“孤单的个体”的重要资源。同时，为了强化族群网络，也为了满足符合自身文化特性的各种需求，拥有共同族群（有时也包括地域）身份的移民们通常会居住到一起，并发展出各种针对本群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全球各地如“唐人街”式的族群聚居区就是这个体系的物理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域性群体（老乡）还是族群（本族），其心理需求与行为取向都呈现出高度的群体化特征。因此，无论是在“老家”遭遇到外来群体，还是在“外地”遭遇到当地的本地人，任何负面的社会互动都会加强族群之间的紧张感，甚至是敌意，从而为群体间的冲突铺垫了社会心理基础。
而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就可能会因其“外事”的特点而给社会带来更为复杂的后果。
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国不仅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草根商人群体，也有一种商业社会的道德义务保护这个群体。我们不能总是“热烈欢迎”跨国集团进驻本地的开发区，却排斥外国的草根商业力量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是不公平的。而对于那些在中国做小生意的外国人来说，遵守中国本地的法律，以适宜的方式在文化上实现“本地化”，也是他们的份内之事。
然而，道理清晰简单，实践上却总有各种纠结复杂之事。
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简单的解决方案。在这其中，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与族群歧视是唯一原则。
全球化为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有与之相伴的挑战。此刻，中国社会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商业社会的文化具有平等的天性，因为任何自主的交易都是自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外宾”时代的民间外事，正因为市场上不速之客的蜂拥而至，在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蓬勃展开。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商业网络的扩张，从来不是单向度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不仅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入中国。
中国人曾惯于将外国人称为“外宾”，因为外国的宾客通常是中国主人请来的。同时，能成为“外宾”的外国人，一般也是些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是不会成为中国的“外宾”的。基于这种想法，中国的服务业一直在制度上区分“内宾”和“外宾”—有官方认可的资质向外宾提供服务的场所，一般设施和价格都更为高档。
这种制度隐含的逻辑是，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是有钱人、有正式职业并处于高端职位的人，一些偶尔在消费上显得吝啬寒酸一点的人，只是非主流的少数，大多应该是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与向往的外国屌丝。
但到了21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不请自到的外国人，不断出现在中国商业城市里。和“外宾”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应主人之邀而来，而是市场的不速之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对国际政治、中国文化与外事礼仪似乎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挖掘中国这座财富金矿里蕴藏着的能使他们致富的商业与贸易机会。这些人生计各异，住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渐渐形成一些聚居社区，除了签证之外，似乎也没什么欲望与中国政府的外事部门沟通并受其管理。
于是，“外事无小事”之说似乎开始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和这些人有关的事务，虽在理论上仍属“外事”，却除了涉及刑事案件的极端情况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事”。
在北京，望京社区人尽皆知的身份标签，是“韩国城”，大量韩国人聚居于此，甚至难以分辨正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韩国的；在义乌，印度商人想在自己聚居的地方建一座印度教的神庙，但他们不知道找哪个政府部门审批；在广州，在非洲人群落内部，尼日利亚人的口碑似乎不太好，但大多数广州人对此茫然无知，他们习惯于将所有来自非洲的人视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分地统称为“黑人”。
此刻，当我们突然发现一些肤色各异的或特擅或不擅中文的人突然成为我们的邻居、市场上的熟人、超市里排在我们前面的付账者，甚至是某个朋友的姻亲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全球化终于在我们日常的人际关系里不期而至了。
就在不久前，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还不过是麦当劳汉堡、家乐福超市、苹果手机之类的“物”，并不包括或在外貌上难分彼此，或高鼻蓝目，或肤色深奥的人。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所谓的移民，不过是外地人来到本地，或本国人移民他国，并不包括外国人移居本地。一旦遇上，我们不免暗暗惊诧，他们怎么来了，还这么多人？
在这个时候，市场的同质化力量展现出它蔑视文化的“匪气”。在这个并非“外宾”的群体里，彬彬有礼的举止只是一种模仿上流社会的虚伪做派。同样有着草根习性的异域商旅，和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底层小商人和劳动人民一样，直截了当，斤斤计较，唯利是图。同样，任何文化差别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也会至少在表面上变得无足轻重—无论是语言、宗教还是习俗。入乡随俗的道理，才是世界的普世价值。没有神庙与清真寺，并未减少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义乌“各据一方”的驻留时日。
在草根一极的商业思维里，只要能赚到钱，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然而，这是，且仅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现象。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对当地社会，甚至是中国的潜在影响，无疑将是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外事无小事”之说的复兴或指日可待。
经由国际性草根商业组织与网络在全球扩散的，不止是中国的商品，也有中国的商业文化，其中最负面的商业策略就是骗。几乎每个在义乌经商的印度商人都有过被骗的经历，而他们的中国商业伙伴，也有同样的遭遇。这种彼此欺骗之所以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基础，就是在残酷竞争环境下形成的“赊销”传统，这个传统显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们抱怨中国警察对他们态度不太好，这里面实际也隐藏着一种来自本地社会的一种对非洲人某种“不耐烦”的心理。非洲人会在半夜里突然引吭高歌、纵情舞蹈的生活习惯，显然刺激了中国邻居们容易衰弱的神经。虽然中国人已经被卡拉OK显著提升了唱歌水平和听觉上的耐力，但还是不愿与这样一些艺术感过于强烈的人比邻而居。
居住在望京的体面的韩国人被中国居民认为提升了本地的房价，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成本。这其中甘苦自知的滋味，在社区居民族群边界的两端共享。
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际上都共同指向同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人该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之间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性人口流动正成为人口移入地的新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市民，都恰恰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传统。
在成规模人口移动发生的条件下—这种移动通常是基于经济原因的个体主动选择，看上去相对零散的个体移民可能将基于原居住地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拓展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构建出新的基于族群的社会网络—这就使新移民的“群体性”得以凸显。当移民与移入地的当地居民在就业机会、住房和社会服务以及教育资源上展开竞争与争夺的时候，族群身份是他们获取社会与文化支持、免于成为“孤单的个体”的重要资源。同时，为了强化族群网络，也为了满足符合自身文化特性的各种需求，拥有共同族群（有时也包括地域）身份的移民们通常会居住到一起，并发展出各种针对本群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全球各地如“唐人街”式的族群聚居区就是这个体系的物理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域性群体（老乡）还是族群（本族），其心理需求与行为取向都呈现出高度的群体化特征。因此，无论是在“老家”遭遇到外来群体，还是在“外地”遭遇到当地的本地人，任何负面的社会互动都会加强族群之间的紧张感，甚至是敌意，从而为群体间的冲突铺垫了社会心理基础。
而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就可能会因其“外事”的特点而给社会带来更为复杂的后果。
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国不仅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草根商人群体，也有一种商业社会的道德义务保护这个群体。我们不能总是“热烈欢迎”跨国集团进驻本地的开发区，却排斥外国的草根商业力量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是不公平的。而对于那些在中国做小生意的外国人来说，遵守中国本地的法律，以适宜的方式在文化上实现“本地化”，也是他们的份内之事。
然而，道理清晰简单，实践上却总有各种纠结复杂之事。
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简单的解决方案。在这其中，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与族群歧视是唯一原则。
全球化为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有与之相伴的挑战。此刻，中国社会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商业社会的文化具有平等的天性，因为任何自主的交易都是自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外宾”时代的民间外事，正因为市场上不速之客的蜂拥而至，在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