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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永福，1892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小辛庄村。家境极为贫寒的他14岁便背井离乡和哥哥来到正太铁路阳泉火车站当了一名养路工。那时正太路的法国当局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极端残酷，养路工整天扒石碴，抡洋镐，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劳动强度极大，每月工资除了吃饭，只挣2元1角。而法国总管每月的工资则高达现大洋500元。尽管这样，工人们动不动就挨打受罚，甚至被开除。梁永福为了混口饭吃，只得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干活，但心中对洋人、工头却充满着厌恶和仇恨……
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一成立，就十分重视工人运动。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设立了北方分部，负责指导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的工人运动。北方分部负责人张国焘、罗章龙等先后到石家庄正太路总机厂建立关系，通过开设工人补习班和进行巡回讲演等方式，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反动资本家和军阀政府做斗争。1922年2月，石家庄“工界联合会”成立。5月，党组织为加强对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派共产党员张昆弟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组织发动下，10月18日，石家庄成立了“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传习所成立后，为实现正太铁路全线工人的联合，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共产党员刘明俨、吴献瑞、贾芋青到正太铁路开展工运工作。12月，“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下设石家庄、阳泉、太原三个分工会。
吴献瑞到阳泉后，担任阳泉分工会指导员，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梁永福和工人们由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懂得了工人阶级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要想推翻这吃人的旧社会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梁永福第一个报名参加了阳泉传习所，在党领导的斗争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传习所改为工会时，他当选为阳泉分会委员、副会长。从此，竖起了“阳泉分工会”的旗帜。不久，阳泉铁路工人大部分都参加了工会，工人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二）
正太铁路工人同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端贫苦，劳动条件十分恶劣，20多年都没有升过一次工资。1922年10月, 石家庄正太铁路机器厂总管王纯，为破坏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借故殴打并开除了该所骨干赵永庆等人。工人对此极为不满，要求惩办王纯，并恢复赵永庆等人的公职，但被厂方拒绝，从而激起了工人们的更大愤慨。愤怒的工人由要求惩办王纯进而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
12月12日，正太铁路总工会召集石家庄机器厂积极分子开会，大会通过了向路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9项要求，决定由正太路总工会代表机器厂工人，向路局进行交涉，并限令24小时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会议还决定联络太原、阳泉等各站工人，一致行动，声援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的斗争。14日，由于路局对工人所提的要求拒不作答，正太铁路总工会又召开了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定从15日起举行全线总罢工。太原分工会和阳泉分工会在贺昌、梁永福的带领下，工人们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负责巡逻，维持秩序，保护机器，防止坏人破坏，积极做好了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5日早晨6点钟，石家庄正太总机厂鞭炮齐鸣，汽笛怒吼，参加罢工的工人1000余人听到罢工的信号后，按照规定的地点集合。纠察队员们臂戴袖章来到车站，代替了原来站岗的武勇，包围了法国资本家的住宅和办公楼。霎时间，水泵发电机等机器停转，火车停运，罢工开始，从石家庄到太原，200多公里的正太铁路全线瘫痪了……
但在6点钟前，由太原开出的一列头班客车未接到罢工通知，正在铁路线上奔驰着。如果让它继续运行，开到石家庄，那将对罢工产生极坏的影响，还会瓦解罢工工人的高昂士气。怎么办？正太铁路总工会便向阳泉分工会下达命令：“一定要把列车截在阳泉，不准向前再开一步，还要把旅客安置好。”阳泉分工会负责人梁永福接到命令后，立即作了传达部署，并组织了敢死队、纠察队、宣传队分头行动，圆满完成任务，并机智勇敢地打灭了正太铁路局车务处总管、法国人白聂的嚣张气焰。
正太路全线工人大罢工使当时中国的铁路当局非常惊恐，他们慌忙出动，四面求助，请太原和石家庄各报馆、警局、商会、矿务局等有关部门竭力调停。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曾派代表与总工会疏通关系，但均遭到拒绝。至17日，正太路总工会又发出了罢工的第二次宣言，在原有9项罢工条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承认正太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人之权、罢工期间不得扣薪、不得因罢工开除工人、路局处罚工人须先征得工会同意等5项条件。
正太路大罢工得到了全国各工会组织的声援，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都发来了声援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迅速援助正太全路工友，并表示“誓死援助，非达到目的不止”。兄弟工会的声援大大鼓舞了正太铁路工人的斗志，这次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整整坚持了12天。12月26日，法国总办沙革终于低头认输，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答应了工人所提出的14项要求，并将这些答复条款印制数千份，通告全国。至此，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获得了全面胜利，27日全线复工。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致使路局损失30万元以上，梁永福和工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更让他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由于梁永福在罢工中表现机智勇敢，受到群众赞扬，遂成为阳泉铁路地区的工运领袖。
（三）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工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2月4日下午1时，正太铁路总工会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做出4条决定。下午6时，又召开了正太铁路工人大会，正太路总工会委员、共产党员施恒清代表总工会介绍郑州会议的情形。6日，施恒清到阳泉、太原传达总工会的决议，散发罢工宣言。7日，施恒清与孙云鹏、贾芋青等领导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二七”同情大罢工。阳泉铁路工人再次汇入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洪流中。
罢工开始后，芹泉车站一名养路工人被警察局栽赃陷害，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入狱。吴献瑞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派梁永福带领纠察队去找警务段要人。梁永福等人闯进警务段长罗祖德家里，以凛然正气说服了罗答应放人。紧接着，梁永福和工友们就投入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京汉路工人罢工，并与法国资本家的武力镇压展开了英勇搏斗，遭到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野蛮镇压。2月8日，阎锡山派晋军旅长蔡永寿带军警到阳泉强迫工人复工。10日，正太铁路工人含恨复工。“二七”大罢工失败了，总工会和石家庄、阳泉、太原的分工会均被反动军警查封取缔，收缴了会旗、会章和工会财产，摘掉了牌子，开除了工会积极分子。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阳泉籍工人代表冯德耀被捕，梁永福也遭山西当局通缉。不久，梁永福、解长发等工会领导人及27名骨干成员也遭路局开除。此后，山西境内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也和全国一样转入低潮。但铁路工人并未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梁永福、冯德耀等失业工人先后聚集在石家庄，同在职工人一起进行了要求复职的斗争。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可他们仍然坚持党的活动，不屈不挠地同正太路当局做斗争。他们多次找路局，到北京找交通部交涉，但都互相推诿，置之不理。还是工人们心连心，大伙暗地里凑钱，买些吃的，支援失业工人暂且度日。因梁永福积极参加并经过“正太”“同情”两次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表现得立场坚定，斗志顽强，
同年10月15日，经中共北方区委张志刚、正太铁路总工会施恒清介绍，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批准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阳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山西铁路线上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几年来辛勤培养组织起来的工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少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甚至遭到杀害。大批进步工人被开除。1933年国民党成立正太路特别党部，除了用白色恐怖的野蛮手段向工人阶级进行攻击以外，还利用黄色工会以改良主义的谬论来欺骗工人，企图缓和阶级矛盾。这时共产党领导铁路工人进行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和黄色工会斗争。当时，正太铁路总工会一共有9名理事和3名党务理事，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组成。梁永福是理事兼阳泉分工会党务干事。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工人兄弟巧妙地利用国民党改良主义的措施，提出了一些能够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口号和斗争方式来发动和争取群众，为改善工人的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2年10月，正太铁路收归国有，梁永福等的复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被开除的失业工人30余人于1933年2月1日全部复职。梁永福被派到芹泉车站养路工区工作。失业整整10年的他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干起工作来更加积极了，沿线各站工人们都支持他。在1934年1月7日工会改选时，他以213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委员，到阳泉专门从事工会工作。此时，正太铁路工人已普遍加薪一次，工作时间由10小时改为9小时，后来又争取改成了8小时。他就利用这大好形势趁热打铁，想尽一切办法又为工人争取到了一些零星的福利。
1935年10月，正太路总工会再次改选，梁永福由于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积极同路局开展斗争，并为工人又争取到16项福利。这些为当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正太路工人解决了一定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更增强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年底，梁永福调石家庄正太路总工会任常务理事。当时，理事会分两派，一派是工人选的代表，另一派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爪牙。工人选的代表除梁永福外，还有施恒清、王凤书、田珍等。他们团结起来，专门替工人说话，跟国民党进行斗争，使红色工会的威望在群众中越来越高。
（五）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阳泉，梁永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隐居阳泉甘河村。他租了两亩地，一边务农为生，一边宣传动员村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斗争。1944年回到河北老家且一直从事农业劳动。当地抗日政府为他送米、送柴，赠送农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无比。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初，政府通知梁永福到县里去学习。两个月后，党组织即派他到石家庄搞地下工作，告诉他可以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梁永福来到石家庄，首先投奔“二七”老工友李永顺家中，了解各方面情况后到路局报到，被分配到工务段当领班。梁永福离开铁路8年又回来了，整个正太线上的工友们都非常高兴，他不为日伪服务的气节倍受大家崇敬。在1946年底工会选举中，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工会委员。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为工人群众谋利益。同时，搜集有关情报，向解放区汇报。
1947年9月，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线在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中运输不畅，石家庄市烧煤困难。当时，路局每季发给每个工人一吨福利煤，但是，工务段却迟迟不发。工友们来找梁永福商量对策，他经过暗访，发现福利煤被段长朱景光和会计齐向卿私吞了。梁永福暗中组织工人，冲进段长办公室，找朱景光进行说理斗争。朱老奸巨滑，采取拖延手段不予解决。梁永福把这件事张扬到沿线各站，到处都在议论朱景光克扣工人福利煤且吃空额、贪污4亿多元的罪行。许多工人知道内情后都不干活了，大家要联名到南京去告状。朱闻言十分惊慌，只好去求梁永福帮忙。梁永福说，工人的条件又增加了，不光要煤，还要开除会计齐向卿，事后不准处罚工人。朱景光为了尽快平息这件事，只好在条件书上签了字。工人们通过这次斗争，既夺回了福利煤，又打击了朱景光的嚣张气焰。群众扬眉吐气，梁永福的威信更高了。11月石家庄解放时，周围京汉、石德、石太各条铁路，已经被战争破坏得支离破碎，处于瘫痪状态。当时，铁路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抢修铁路，支援解放大军南下。梁永福迎难勇进，出任抢修工程队副队长，他带领铁路职工日夜奋战、苦干实干，完成了任务，被上级授予三等功。
1948年5月，梁永福代表晋察冀边区铁路局总工会出席了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6月，他随中国工人代表团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到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了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梁永福从旧社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养路工，到新社会变成为工人代表，周游社会主义各国，参加世界工联大会，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工人阶级大翻身。1949年8月，在太原铁路局总工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总工会副主席兼任生产部长。1951年9月，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副主席。1957年12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员会候补委员。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3年10月18日，病逝于北京铁路总医院，终年81岁。
（责编孟红）
梁永福，1892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小辛庄村。家境极为贫寒的他14岁便背井离乡和哥哥来到正太铁路阳泉火车站当了一名养路工。那时正太路的法国当局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极端残酷，养路工整天扒石碴，抡洋镐，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劳动强度极大，每月工资除了吃饭，只挣2元1角。而法国总管每月的工资则高达现大洋500元。尽管这样，工人们动不动就挨打受罚，甚至被开除。梁永福为了混口饭吃，只得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干活，但心中对洋人、工头却充满着厌恶和仇恨……
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一成立，就十分重视工人运动。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设立了北方分部，负责指导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的工人运动。北方分部负责人张国焘、罗章龙等先后到石家庄正太路总机厂建立关系，通过开设工人补习班和进行巡回讲演等方式，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反动资本家和军阀政府做斗争。1922年2月，石家庄“工界联合会”成立。5月，党组织为加强对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派共产党员张昆弟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组织发动下，10月18日，石家庄成立了“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传习所成立后，为实现正太铁路全线工人的联合，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共产党员刘明俨、吴献瑞、贾芋青到正太铁路开展工运工作。12月，“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下设石家庄、阳泉、太原三个分工会。
吴献瑞到阳泉后，担任阳泉分工会指导员，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梁永福和工人们由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懂得了工人阶级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要想推翻这吃人的旧社会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梁永福第一个报名参加了阳泉传习所，在党领导的斗争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传习所改为工会时，他当选为阳泉分会委员、副会长。从此，竖起了“阳泉分工会”的旗帜。不久，阳泉铁路工人大部分都参加了工会，工人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二）
正太铁路工人同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端贫苦，劳动条件十分恶劣，20多年都没有升过一次工资。1922年10月, 石家庄正太铁路机器厂总管王纯，为破坏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借故殴打并开除了该所骨干赵永庆等人。工人对此极为不满，要求惩办王纯，并恢复赵永庆等人的公职，但被厂方拒绝，从而激起了工人们的更大愤慨。愤怒的工人由要求惩办王纯进而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
12月12日，正太铁路总工会召集石家庄机器厂积极分子开会，大会通过了向路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9项要求，决定由正太路总工会代表机器厂工人，向路局进行交涉，并限令24小时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会议还决定联络太原、阳泉等各站工人，一致行动，声援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的斗争。14日，由于路局对工人所提的要求拒不作答，正太铁路总工会又召开了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定从15日起举行全线总罢工。太原分工会和阳泉分工会在贺昌、梁永福的带领下，工人们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负责巡逻，维持秩序，保护机器，防止坏人破坏，积极做好了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5日早晨6点钟，石家庄正太总机厂鞭炮齐鸣，汽笛怒吼，参加罢工的工人1000余人听到罢工的信号后，按照规定的地点集合。纠察队员们臂戴袖章来到车站，代替了原来站岗的武勇，包围了法国资本家的住宅和办公楼。霎时间，水泵发电机等机器停转，火车停运，罢工开始，从石家庄到太原，200多公里的正太铁路全线瘫痪了……
但在6点钟前，由太原开出的一列头班客车未接到罢工通知，正在铁路线上奔驰着。如果让它继续运行，开到石家庄，那将对罢工产生极坏的影响，还会瓦解罢工工人的高昂士气。怎么办？正太铁路总工会便向阳泉分工会下达命令：“一定要把列车截在阳泉，不准向前再开一步，还要把旅客安置好。”阳泉分工会负责人梁永福接到命令后，立即作了传达部署，并组织了敢死队、纠察队、宣传队分头行动，圆满完成任务，并机智勇敢地打灭了正太铁路局车务处总管、法国人白聂的嚣张气焰。
正太路全线工人大罢工使当时中国的铁路当局非常惊恐，他们慌忙出动，四面求助，请太原和石家庄各报馆、警局、商会、矿务局等有关部门竭力调停。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曾派代表与总工会疏通关系，但均遭到拒绝。至17日，正太路总工会又发出了罢工的第二次宣言，在原有9项罢工条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承认正太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人之权、罢工期间不得扣薪、不得因罢工开除工人、路局处罚工人须先征得工会同意等5项条件。
正太路大罢工得到了全国各工会组织的声援，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都发来了声援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迅速援助正太全路工友，并表示“誓死援助，非达到目的不止”。兄弟工会的声援大大鼓舞了正太铁路工人的斗志，这次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整整坚持了12天。12月26日，法国总办沙革终于低头认输，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答应了工人所提出的14项要求，并将这些答复条款印制数千份，通告全国。至此，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获得了全面胜利，27日全线复工。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致使路局损失30万元以上，梁永福和工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更让他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由于梁永福在罢工中表现机智勇敢，受到群众赞扬，遂成为阳泉铁路地区的工运领袖。
（三）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工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2月4日下午1时，正太铁路总工会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做出4条决定。下午6时，又召开了正太铁路工人大会，正太路总工会委员、共产党员施恒清代表总工会介绍郑州会议的情形。6日，施恒清到阳泉、太原传达总工会的决议，散发罢工宣言。7日，施恒清与孙云鹏、贾芋青等领导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二七”同情大罢工。阳泉铁路工人再次汇入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洪流中。
罢工开始后，芹泉车站一名养路工人被警察局栽赃陷害，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入狱。吴献瑞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派梁永福带领纠察队去找警务段要人。梁永福等人闯进警务段长罗祖德家里，以凛然正气说服了罗答应放人。紧接着，梁永福和工友们就投入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京汉路工人罢工，并与法国资本家的武力镇压展开了英勇搏斗，遭到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野蛮镇压。2月8日，阎锡山派晋军旅长蔡永寿带军警到阳泉强迫工人复工。10日，正太铁路工人含恨复工。“二七”大罢工失败了，总工会和石家庄、阳泉、太原的分工会均被反动军警查封取缔，收缴了会旗、会章和工会财产，摘掉了牌子，开除了工会积极分子。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阳泉籍工人代表冯德耀被捕，梁永福也遭山西当局通缉。不久，梁永福、解长发等工会领导人及27名骨干成员也遭路局开除。此后，山西境内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也和全国一样转入低潮。但铁路工人并未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梁永福、冯德耀等失业工人先后聚集在石家庄，同在职工人一起进行了要求复职的斗争。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可他们仍然坚持党的活动，不屈不挠地同正太路当局做斗争。他们多次找路局，到北京找交通部交涉，但都互相推诿，置之不理。还是工人们心连心，大伙暗地里凑钱，买些吃的，支援失业工人暂且度日。因梁永福积极参加并经过“正太”“同情”两次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表现得立场坚定，斗志顽强，
同年10月15日，经中共北方区委张志刚、正太铁路总工会施恒清介绍，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批准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阳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山西铁路线上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几年来辛勤培养组织起来的工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少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甚至遭到杀害。大批进步工人被开除。1933年国民党成立正太路特别党部，除了用白色恐怖的野蛮手段向工人阶级进行攻击以外，还利用黄色工会以改良主义的谬论来欺骗工人，企图缓和阶级矛盾。这时共产党领导铁路工人进行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和黄色工会斗争。当时，正太铁路总工会一共有9名理事和3名党务理事，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组成。梁永福是理事兼阳泉分工会党务干事。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工人兄弟巧妙地利用国民党改良主义的措施，提出了一些能够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口号和斗争方式来发动和争取群众，为改善工人的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2年10月，正太铁路收归国有，梁永福等的复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被开除的失业工人30余人于1933年2月1日全部复职。梁永福被派到芹泉车站养路工区工作。失业整整10年的他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干起工作来更加积极了，沿线各站工人们都支持他。在1934年1月7日工会改选时，他以213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委员，到阳泉专门从事工会工作。此时，正太铁路工人已普遍加薪一次，工作时间由10小时改为9小时，后来又争取改成了8小时。他就利用这大好形势趁热打铁，想尽一切办法又为工人争取到了一些零星的福利。
1935年10月，正太路总工会再次改选，梁永福由于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积极同路局开展斗争，并为工人又争取到16项福利。这些为当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正太路工人解决了一定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更增强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年底，梁永福调石家庄正太路总工会任常务理事。当时，理事会分两派，一派是工人选的代表，另一派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爪牙。工人选的代表除梁永福外，还有施恒清、王凤书、田珍等。他们团结起来，专门替工人说话，跟国民党进行斗争，使红色工会的威望在群众中越来越高。
（五）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阳泉，梁永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隐居阳泉甘河村。他租了两亩地，一边务农为生，一边宣传动员村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斗争。1944年回到河北老家且一直从事农业劳动。当地抗日政府为他送米、送柴，赠送农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无比。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初，政府通知梁永福到县里去学习。两个月后，党组织即派他到石家庄搞地下工作，告诉他可以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梁永福来到石家庄，首先投奔“二七”老工友李永顺家中，了解各方面情况后到路局报到，被分配到工务段当领班。梁永福离开铁路8年又回来了，整个正太线上的工友们都非常高兴，他不为日伪服务的气节倍受大家崇敬。在1946年底工会选举中，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工会委员。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为工人群众谋利益。同时，搜集有关情报，向解放区汇报。
1947年9月，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线在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中运输不畅，石家庄市烧煤困难。当时，路局每季发给每个工人一吨福利煤，但是，工务段却迟迟不发。工友们来找梁永福商量对策，他经过暗访，发现福利煤被段长朱景光和会计齐向卿私吞了。梁永福暗中组织工人，冲进段长办公室，找朱景光进行说理斗争。朱老奸巨滑，采取拖延手段不予解决。梁永福把这件事张扬到沿线各站，到处都在议论朱景光克扣工人福利煤且吃空额、贪污4亿多元的罪行。许多工人知道内情后都不干活了，大家要联名到南京去告状。朱闻言十分惊慌，只好去求梁永福帮忙。梁永福说，工人的条件又增加了，不光要煤，还要开除会计齐向卿，事后不准处罚工人。朱景光为了尽快平息这件事，只好在条件书上签了字。工人们通过这次斗争，既夺回了福利煤，又打击了朱景光的嚣张气焰。群众扬眉吐气，梁永福的威信更高了。11月石家庄解放时，周围京汉、石德、石太各条铁路，已经被战争破坏得支离破碎，处于瘫痪状态。当时，铁路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抢修铁路，支援解放大军南下。梁永福迎难勇进，出任抢修工程队副队长，他带领铁路职工日夜奋战、苦干实干，完成了任务，被上级授予三等功。
1948年5月，梁永福代表晋察冀边区铁路局总工会出席了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6月，他随中国工人代表团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到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了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梁永福从旧社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养路工，到新社会变成为工人代表，周游社会主义各国，参加世界工联大会，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工人阶级大翻身。1949年8月，在太原铁路局总工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总工会副主席兼任生产部长。1951年9月，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副主席。1957年12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员会候补委员。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3年10月18日，病逝于北京铁路总医院，终年81岁。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