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理工大学宿舍楼见到郎志正，今年78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依然忙于标准审查工作。郎志正说他喜欢校园的环境，在2010年离任国务院参事之前，教授和参事就是他工作的两点一线，两者都与标准化密不可分。
　　郎志正是中国最早将质量管理与标准化工作相结合的元老之一，35年来，他一直奋斗在这个领域。他说，目前我国标准化工作应该重视发展战略，构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的标准结构。
　　《中国经济周刊》：采用国际标准，是我们加入WTO时的承诺，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要求。但目前我们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仍不到80%，在产品出口方面造成了障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郎志正：过去，我们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政策导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标准化工作，已经到了不能只跟着发达国家走的时候，而要开拓自己的路。现在，我们在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EC（国际电工委员会）都已经是常任理事国。“入常”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就不仅是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也是跟我们国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是要用我们国家的标准去影响国际标准，把我们的标准变成国际标准。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这个标准，就是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被ITU（国际电信联盟）批准的无线通信国际标准。
　　《中国经济周刊》：有一句话叫“一流国家卖标准，二流国家卖技术，三流国家卖产品”，您觉得我们应该朝着“卖标准”去发展？
　　郎志正：当然是，因为标准太重要了，标准引领产业的发展。过去，标准是指事物不断重复，最后总结形成标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常常是先有标准，然后才有产业，TD-SCDMA是这样，WAPI无线局域网也是这样。现在常常是科研和标准同时进行，在科研的过程中就把标准制定下来，之后对这个产业怎么发展给予指导性意见，用标准来推动产业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国家的标准体系应当如何完善，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郎志正：应当构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的标准结构。国家标准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应该有明确思路。馒头也弄个国家标准，还规定体积大小，有意义吗？我总和国标委的领导反映意见，制定国家标准计划的时候，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服务部门都在报，报完了为了平衡，给你几个，给他几个，结果最后形不成一个系统。
　　我的意见，不同层次的标准有不同分工。国家标准的范畴应该限定在基础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节约标准、公共服务标准、跨行业公用标准以及顶层管理标准范畴内，有重点地制定和修订，不必追求数量，把不该作为国家标准的变为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的制定，应当突出地方特色，如特有农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标准、地方特色产品标准、旅游及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标准。比如，黄山制定了很多旅游相关的标准，很切合实际；烟台水果、陕西水果、新疆水果风味不同，地方标准也很重要。至于一些各地都有的东西，就没必要制定地方标准。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的顶层标准包括哪些，能举个例子吗？
　　郎志正：很多管理性的标准是国家标准，为什么？因为它是顶层标准，来规定怎么来做。比如说标准体系应该怎么制定，标准该怎么写，标准化怎么执行。比如《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是指导企业管理的，所有行业都可以用，也是顶层标准。
　　（宋明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