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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斯奋作为多门类创作的岭南文艺大家与宣传工作领导，首倡“用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标准来评价广东的文化现状”，创造性提出“朝阳文化”的主张，他对中国美学的弘扬离不开对文化自信的坚守——国学传统中的兼容并蓄、天人合一、中庸之美，岭南文化里的个性鲜活、与时俱进、开放进取，成就其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的核心。
其中，他自认为研究最长久与最深入的是《白门柳》写作期间对明末清初历史的梳理。此外，“陈寅恪晚年诗文论辩”与“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两起学术公案，刘斯奋文艺作品中张扬的文艺精神，以及随时代变迁而发的“中国之问”“朝阳理论”等学术思想，亦是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对于理解、定义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岭南文化体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陈寅恪晚年诗文论辩
刘斯奋学术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斯奋与余英时论战”，堪称学术界的一桩旧公案。当时学者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后，引起众多议论。“有一天我父亲刘逸生把《明报月刊》给我，问我对余英时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反驳并不难……总共写了两篇文章，与余英时的五篇文章都在《明报月刊》发表了。”[1] 刘斯奋表示，作为局外人当时写反驳文章，一方面是对于陈寅恪先生被人无端污蔑于身后感到不平;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余英时文章傲慢，视国内学人如无物。
刘斯奋觉得遗憾的是，文章发表之后，始终未见余英时的回应，也未见参与论辩的文章出来。倒是钱锺书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认为“刘文甚好！”[2]。此外，1988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季羡林先生也曾就此事对刘斯奋说：“由于年事已高，近年已很少看完一本书，但你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我是看完了的，我同意你的意见。”[3] 两位前辈当时的态度，对刘斯奋在此学术论战中的自我认知应该是有力的鼓励和持久的慰藉。
二、“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
2015年，刘斯奋发表了《“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一文，对清朝初年诗人吴梅村诗句所引起的聚讼百年的学术悬案，进行了深入考证，获得学界认可。
吴梅村“墓门深更阻侯门”这句诗的解说，百年来之所以聚讼纷纭，是因为唐代诗人崔郊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赠去婢》诗。其中“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郞是路人”之句，经世代传诵深入人心。而“墓门深更阻侯门”这句诗，恰好也有“深阻侯门”之说。于是一经提出，读者便纷纷被引到崔诗的思路上去，以至绕来绕去总绕不出来。刘斯奋根据冒辟疆晚年的《自述》，将这两句诗理解为：由于本属冒家产业的墓园，被清朝的新贵所霸占，以至冒襄及其亲友连进入凭吊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当时其父刘逸生也认为是“确解”。后来发现学术界多年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刘斯奋再度出来表达对此句的个人看法，不失为逻辑清晰、颇具学理的一路学术观点。
三、“文化朝阳理论”
刘斯奋把弘扬巨人精神、追寻盛世传统概括为“朝阳文化”[4]。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他的“文化朝阳理论”作为一种文艺发展理论，更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整体趋势的一种思考。他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强的自信心，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核其实蕴藏着强大生命力，包括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等，都应该作为始终坚定固守的“体”，并由此出发，去继续探索前行的路向[5]。
他认为中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优长：17、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对当时社会民众乃至对世界都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已越过高峰期，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矛盾与各种社会问题，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应对之法，其文化精神也就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气，导致文艺创作走向平庸化、套路化、娱乐化，对世界的影响远不能与当年相比;而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时代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化，近代由于错失了向工业文明转进的历史机遇，导致陷入危亡境地以及激进派的“全盘西化”主张，但今日中华民族在新中国的逐步发展中走向全面复兴，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开始回归，我们的文艺创作有了新的思想起点和日益充沛的底气。
重新认识我们曾經立足的文化制高点，重新认识我们几千年所形成并支撑起民族文化辉煌建树的审美理想才是我们创作的真正着力点。刘斯奋认为，文化自信其来源为更深层次的传统审美定式。与西方坦露、激烈、极端的表达方式不同，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认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中庸之美，即含蓄、内敛、过犹不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以中西方的饮食文化为表现形式而言，西方文化好比其饮食文化中的“比萨文化”，制作材料尽情袒露在外面;中国文化仿如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包子文化”，材料尽数包在里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民族本性之中，经历了数千年的反复实践，而后沉淀乃成的审美理想。它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造就过无数成功的艺术案例，至今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民族个性。
而博采众长，跟上时代的脚步，依托不断变化中的现实生活去寻找新的生长点和突破点，同时借鉴吸纳全人类文化的优秀元素，从事具有创新意义的个性化艺术创作，就不至于被固有传统的某些题材、样式和技法所束缚。中国人的文化里还有一层实用主义的东西，如果光靠儒家不行，那就将道家、佛家都请进来，形成新的理学。我们文化的核心并不是儒家的某些教条，而是易——就是变化本身。[6] 他作品的诗学张力在于：以最古典的精神，容纳最当代的生命情思，从而形成古典生存与当代生存之间的一个张力，这种张力有怀念古典的审美意愿，也有当代文化的抒情空间。
四、网络时代的“中国之问”
在这样的创新文化思路之下，刘斯奋文艺思想中极其重要的部分进一步铺展开来——如何把握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文化定位与走向，是每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艺家的必修课题。
（一）精神产品的“永恒”意义 在这个文化板块里，他认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些不适应的事物将被无情淘汰或产生相应变化。而就精神创造层面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超越物质生产形式的精神创造，其经典成果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如中国古典诗歌是历代文人用以表达情感和观点的工具与载体，《白门柳》也是深受其自身诗文素养影响而写成的，他坚信产生于古代的经典文化遗存，并不会因为文明的更替与传播手段的革新而消弭其价值与光芒，反而会凭借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得到更有力与深入人心的传播。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审美理想只有民族差异的问题，没有过时的问题，文化人更应该立足传统文化根基，实现各领域融会贯通，才能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扬光大。
（二）网络时代的文化分工与平等
刘斯奋认为，目前，一个崭新的互联网时代，精英话语权丧失，民间话语上来了，众声喧哗、真伪杂陈之状况是不能够持久的，最后还要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建构一种新的伦理。[7] 新的时代造就新的文化分工，到互联网时代，突破专业的壁垒，回归以前那种更加合乎文学规律的文化分工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严格社会分工被彻底打破了，跨界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8]
当然，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个文化层面，通俗艺术的受众从来都远多于高雅艺术的受众，两者可以说各有分工，也各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未来还会催生出更多新的文化艺术品种，这是可以预期的。而互联网时代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民族长期以来的农业文明中，平均主义一直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尽管不切实际却体现了对平等的强烈诉求，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状社会使平等成为基本原则，大家都可以公开自由发声，是符合中国老百姓心态的。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等级社会对这种平等的愿望压抑很深，使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更容易受到动员与号召。何况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家思想，一直强调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慕和向往，《周易》的“变易”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接受新的事物。[9]
（三）文艺评论回归“本职”
刘斯奋认为，现在的文艺评论确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和讨论。例如，文艺评论本来是为推动文艺创作服务的，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总结、提升和理论化，通过对文艺作品进行评论，既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也给作者一些理论上、思维上的启发，指出作品不足，促使作者改进。
但现在的一些评论似乎完全偏离了此目的，为评论而评论，自说自话;或者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热衷于自创理论，提出某个貌似新鲜的概念，然后制造舆论氛围，鼓动自我的创作理念。这从本质上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实践结果也并不见得成功，反而生出许多流弊。他认为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还是应当摆正关系，文艺评论应回归“本职”，对作品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给出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表扬，引导舆论的同时推动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四）“中国之问”
近代以来，西方文艺作品曾经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各国民众迫切希望寻找“西方之问”的答案，而具体、形象、鲜活的文艺作品无疑是一条便捷通道。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到来，各国民众同样会产生“中国之问”的好奇，这对于中国的文艺家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及时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传世作品。
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向各种文明形态转型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世界首先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东西，如天人合一观，如价值模糊观，等等[10]。扬美藏拙之余兼容并蓄，刘斯奋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文化，在未来文化发展中兼容性越强的文化越有生命力，越有可能发展成为高位文化。当年佛教在中国能生根、开花、结果，就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的结合点应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一个层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另一个层面，就是要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中国传统的“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致的，只是前人思想比较朴素，不成体系，但本质上已经悟到这一点。[11]
五、刘斯奋的创作个性与中庸精神
刘斯奋自我总结为“快乐的蝙蝠”，大半生以文化人自居，追求个性和自由，同时在作家、书法家、画家、官员的不同身份中妥协而又从容自洽。妥协的艺术是刘斯奋的艺术哲学，而他对个性价值的关注，不仅是一种艺术哲学，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对于个性和激情的重视，使之认为个性是一切艺术价值的根本和生命。“刘斯奋的小说创作和绘画都倾注着独特而自觉的审美理想——以超然之心随心所欲描绘现实影像。他写小说，一写就是有着错综复杂历史背景的明清社会文化。他画画，一不拜师，二不临摹，只靠悟性，随心画去，满纸文人气息。著名画家杨之光曾说：“此人不问哪家派，派学不沾独自尊。”严谨渊博之间透着才情与灵气。那是什么？是艺术的创作个性。但，更是深厚古典文化底蕴的迸发。
刘斯奋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现在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规律，研究共性，但是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艺术家的个性，就《白门柳》的写作而言，我的主要感悟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扬长避短。”[12] 他对人物的研究，是对古代文人的生活模式和艺术审美的研究，也是对社会巨变时期新的审美方式与传统道德的潜移默化的研究，其间不离个性的主导。
“个性”二字，也成为解读刘斯奋书画人生、艺术修为乃至整个文化创造的关键词与基本路向。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此四要素至今仍是其标准。但刘斯奋坦言，自己并不想局限于艺术家的范畴，而是在那么多角色中甘愿自称“文化人”，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标准的文化人——立德、立功、立言。
同时，他又强调“中庸之美”，提倡回归与重振中国文化自身的“道统”，以弘扬民族文化独特個性为方向去寻求突破。他以著名导演李安的电影为例：“我觉得李安作品很重要就是守住中国传统审美，他把武侠拍得跟舞蹈一样，在竹林里面打架，在飘，这是艺术画，这是中国审美，就算刀光剑影也是很艺术。正是因为他做到了好莱坞做不到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得到奥斯卡。”[13] “中国绘画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不走一端，太柔美和太阳刚都不对，它应该是中庸，是一种过犹不及，要内敛和含蓄。”刘斯奋坚守“中庸之美”的理念，与当下国学传统精粹复兴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与其家世背景、教育、经历等有关——幼承家学熏陶，成年恰逢“文革”，高考由画转文，学而优则入“仕”，个中曲折颇富戏剧性。种种人生际遇使他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艺术、道德等有了更加现实、深入、多维的综合观看，成就其在政、学、文、艺等多方面的成就，“中庸之美”应该正是刘斯奋际遇、观察和长考的结果。[14] 六、刘斯奋文学作品中的学术思想
论断刘斯奋先生的艺术成就与学术成就，正如剪之双刃、鸟之两翼，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比翼齐飞的。
刘斯奋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治学功力，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与近代文学的研究上。不仅出版有《岭南三家诗选》《黄节诗选》《梁启超诗文选》《苏曼殊诗笺注》《周邦彦词选》《辛弃疾词选》《姜夔张炎词选》《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专著与合著，而且在《白门柳》等艺术创作中，也体现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与见解，蕴含着厚实的学术思想。他不仅对中国文学史具有精准的把握，而且对晚明与晚清的历史，具有深刻的体认与精细的考辨。他的历史小说创作，既具有文人小说的艺术特质，又具有学人小说的深厚底蕴。刘斯奋的选本，有一个突出特质，即格外关注中古之后的世变之际，这样的眼光自然与《白门柳》具有扣合性的伏脉关系。对世变之际的审视，他的目光又特别关注岭南与江南，并由此而反观中原。其实，刘斯奋本人最看重《白门柳》的地方，也在它的思想性、学术性。他说这部书“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也就是立意，历史的考证、历史的思考、历史的结论，要具有一种永恒性”。这番话，不仅是单纯小说家的艺术立场，也是史学家的立场。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在《白门柳》等作品中与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所谓实学，即切实之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宽泛概念，既包含反对清谈、空谈、玄谈的意思，也包含主张切实、经世、切己的意思。而作为一种学术崇尚与主张，它代表着一种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与方法，即顾炎武所谓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修己治人之实学”。“实学”的对立面是“空言”，“空言”最大的害处是导致亡国。凡是依据上述宗旨治学的学派，从颜李学派，到乾嘉之学，均属于实学。“刘斯奋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经世。对现实的关注，是他的一个重要面向。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是他最常表达的价值目标。明清之际所倡导的实学，到康熙时期趋于弱化。明代的东林学派为纠正王学的空疏之弊，曾不遗余力地提倡经世致用。”[15]
七、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总结
刘斯奋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他擅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处理古与今、中与西、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提出坚持文化自信应当大力弘扬审美自信。他提出的‘朝阳文化’理论是这方面论述的代表”[16]。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一种维护，表达了一种积极的、向上向前的文化观。刘斯奋的理性认识与实际作为高度统一，体现了不可撼动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
大半辈子的学术积累，他将自己在文艺研究方面的感悟，归纳为一个研究人员应当具备的几方面的素质。
其一，要有较强的思想洞察力。这是观察和发现问题所必需的。思想洞察力不够，看问题不敏锐、不透彻，就不可能抓住要害，开展有效的研究。
其二，是思想方法的确立。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赋的因素，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训练和确立更加重要。只有掌握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摒除纷繁复杂的表象干扰，进行层层剖析和严密的论证，形成坚实的结论。就刘斯奋个人来说，他信服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科学论断而言，与中国传统思想中“衣食足知荣辱，倉廪实知礼节”的认知，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被不少知识分子接受，应该说跟中国传统的认知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思想，发展到今天，只有在中国取得空前巨大的成功。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
其三，有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还要有把它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的能力。光有空洞的理论教条而不能真正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决不能说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真谛，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其四，要有学养的积累。所谓的学养积累，是拥有尽可能广博的知识，以及对这些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运用。学术问题总是具体的、多样的。不同的问题需要调动不同的知识储备，才能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引下，获得充分的、深透的、完整的解决。
其五，还要有较强的文字表述能力。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和认识形成之后，最初可能是层次复杂、头绪繁多的。如何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之条理化，并且明白晓畅、要言不烦地表达出来，这是对研究者文字表达能力的考验，也关系到研究成果的社会效应能否顺利实现，绝不可以视为旁枝末节而加以轻视。
其六，要坚守作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要保持投入的激情，首先是不要自我设限，要“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即保持务实的精神、包容的态度和不断进取的心态[17]。
其七，至于平衡艺术创作与本职工作，确实需要统筹安排。一方面不断转换对事物的关注点和激情的生发点，这是一种平衡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学会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开会、学习、处理公务，确实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会挤压从事创作的时间。但是如果把前者当成是丰富对社会世事的认知，增长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开阔眼界心胸的机会，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画外功夫、学外功夫的积累，都会内化为创作力反映到作品之中。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绝不能单一地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应该有广阔的眼界和心胸。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小说、书法、绘画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刘斯奋积极投入，创作与研究的激情主要依托于其绝不自我设限的精神。他认为一个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工业社会流水线式的生产分工，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混为一谈，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各自规范于不同的“专业”之内，一旦尝试越界，往往会被人说成不务正业。“我是岭南人，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岭南文化的传统特征是“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即保持务实的精神、包容的态度和不断进取的心态。这种开放、进取和包容、平和的态度持续到近现代，使得岭南文化一直处在不断融合与进取之中，保持着独有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作为岭南文化哺育成长的文化人，刘斯奋向往打破藩篱、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发挥潜能的创作方式，始终忠于内心，不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恋恋不舍，不为某种激情不再的事情空耗精力，随时转向新目标、新挑战、新潜能——保持长久鲜活的创造力，乃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之源泉。 此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GD17XZW11）成果。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注释：
[1] 易文翔：《徜徉于艺术的自由之境——访文化名家刘斯奋先生》，《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2] 易文翔：《徜徉于艺术的自由之境——访文化名家刘斯奋先生》，《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3] 舒晋瑜：《刘斯奋谈〈白门柳〉、余英时、文人画》，《中华读书报》，2015年 7 月 29 日。
[4] 叶俊东：《来自广东的文化攻势》，《南风窗》，1996 年，第 1 期。
[5]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6]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孔夫子入党”——传统文化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3 期。
[7]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8]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9] 劉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10] 张承良：《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关于当前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漫谈》，《粤海风》，1998年，第1期。
[11]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孔夫子入党”——传统文化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3 期。
[12] 舒晋瑜：《刘斯奋谈<白门柳>、余英时、文人画》，《中华读书报》，2015 年 7 月 29 日。
[13] 陈艳梅：《刘斯奋先生关于新文人画价值体系构建路径浅探》，《大众文艺》，2014年，第 14 期。
[14] 陈艳梅：《刘斯奋先生关于新文人画价值体系构建路径浅探》，《大众文艺》，2014年，第 14 期。
[15] 谭晋玄：《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7月31日。
[16] 李红岩：《学艺双携 文化担当——刘斯奋文艺成就研讨会摘要》，《南方日报》，2018年1月20日。
[17] 陈艳梅：《刘斯奋先生关于新文人画价值体系构建路径浅探》，《大众文艺》，2014年，第 14 期。
其中，他自认为研究最长久与最深入的是《白门柳》写作期间对明末清初历史的梳理。此外，“陈寅恪晚年诗文论辩”与“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两起学术公案，刘斯奋文艺作品中张扬的文艺精神，以及随时代变迁而发的“中国之问”“朝阳理论”等学术思想，亦是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对于理解、定义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岭南文化体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陈寅恪晚年诗文论辩
刘斯奋学术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斯奋与余英时论战”，堪称学术界的一桩旧公案。当时学者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后，引起众多议论。“有一天我父亲刘逸生把《明报月刊》给我，问我对余英时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反驳并不难……总共写了两篇文章，与余英时的五篇文章都在《明报月刊》发表了。”[1] 刘斯奋表示，作为局外人当时写反驳文章，一方面是对于陈寅恪先生被人无端污蔑于身后感到不平;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余英时文章傲慢，视国内学人如无物。
刘斯奋觉得遗憾的是，文章发表之后，始终未见余英时的回应，也未见参与论辩的文章出来。倒是钱锺书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认为“刘文甚好！”[2]。此外，1988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季羡林先生也曾就此事对刘斯奋说：“由于年事已高，近年已很少看完一本书，但你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我是看完了的，我同意你的意见。”[3] 两位前辈当时的态度，对刘斯奋在此学术论战中的自我认知应该是有力的鼓励和持久的慰藉。
二、“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
2015年，刘斯奋发表了《“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一文，对清朝初年诗人吴梅村诗句所引起的聚讼百年的学术悬案，进行了深入考证，获得学界认可。
吴梅村“墓门深更阻侯门”这句诗的解说，百年来之所以聚讼纷纭，是因为唐代诗人崔郊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赠去婢》诗。其中“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郞是路人”之句，经世代传诵深入人心。而“墓门深更阻侯门”这句诗，恰好也有“深阻侯门”之说。于是一经提出，读者便纷纷被引到崔诗的思路上去，以至绕来绕去总绕不出来。刘斯奋根据冒辟疆晚年的《自述》，将这两句诗理解为：由于本属冒家产业的墓园，被清朝的新贵所霸占，以至冒襄及其亲友连进入凭吊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当时其父刘逸生也认为是“确解”。后来发现学术界多年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刘斯奋再度出来表达对此句的个人看法，不失为逻辑清晰、颇具学理的一路学术观点。
三、“文化朝阳理论”
刘斯奋把弘扬巨人精神、追寻盛世传统概括为“朝阳文化”[4]。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他的“文化朝阳理论”作为一种文艺发展理论，更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整体趋势的一种思考。他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强的自信心，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核其实蕴藏着强大生命力，包括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等，都应该作为始终坚定固守的“体”，并由此出发，去继续探索前行的路向[5]。
他认为中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优长：17、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对当时社会民众乃至对世界都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已越过高峰期，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矛盾与各种社会问题，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应对之法，其文化精神也就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气，导致文艺创作走向平庸化、套路化、娱乐化，对世界的影响远不能与当年相比;而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时代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化，近代由于错失了向工业文明转进的历史机遇，导致陷入危亡境地以及激进派的“全盘西化”主张，但今日中华民族在新中国的逐步发展中走向全面复兴，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开始回归，我们的文艺创作有了新的思想起点和日益充沛的底气。
重新认识我们曾經立足的文化制高点，重新认识我们几千年所形成并支撑起民族文化辉煌建树的审美理想才是我们创作的真正着力点。刘斯奋认为，文化自信其来源为更深层次的传统审美定式。与西方坦露、激烈、极端的表达方式不同，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认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中庸之美，即含蓄、内敛、过犹不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以中西方的饮食文化为表现形式而言，西方文化好比其饮食文化中的“比萨文化”，制作材料尽情袒露在外面;中国文化仿如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包子文化”，材料尽数包在里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民族本性之中，经历了数千年的反复实践，而后沉淀乃成的审美理想。它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造就过无数成功的艺术案例，至今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民族个性。
而博采众长，跟上时代的脚步，依托不断变化中的现实生活去寻找新的生长点和突破点，同时借鉴吸纳全人类文化的优秀元素，从事具有创新意义的个性化艺术创作，就不至于被固有传统的某些题材、样式和技法所束缚。中国人的文化里还有一层实用主义的东西，如果光靠儒家不行，那就将道家、佛家都请进来，形成新的理学。我们文化的核心并不是儒家的某些教条，而是易——就是变化本身。[6] 他作品的诗学张力在于：以最古典的精神，容纳最当代的生命情思，从而形成古典生存与当代生存之间的一个张力，这种张力有怀念古典的审美意愿，也有当代文化的抒情空间。
四、网络时代的“中国之问”
在这样的创新文化思路之下，刘斯奋文艺思想中极其重要的部分进一步铺展开来——如何把握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文化定位与走向，是每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艺家的必修课题。
（一）精神产品的“永恒”意义 在这个文化板块里，他认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些不适应的事物将被无情淘汰或产生相应变化。而就精神创造层面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超越物质生产形式的精神创造，其经典成果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如中国古典诗歌是历代文人用以表达情感和观点的工具与载体，《白门柳》也是深受其自身诗文素养影响而写成的，他坚信产生于古代的经典文化遗存，并不会因为文明的更替与传播手段的革新而消弭其价值与光芒，反而会凭借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得到更有力与深入人心的传播。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审美理想只有民族差异的问题，没有过时的问题，文化人更应该立足传统文化根基，实现各领域融会贯通，才能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扬光大。
（二）网络时代的文化分工与平等
刘斯奋认为，目前，一个崭新的互联网时代，精英话语权丧失，民间话语上来了，众声喧哗、真伪杂陈之状况是不能够持久的，最后还要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建构一种新的伦理。[7] 新的时代造就新的文化分工，到互联网时代，突破专业的壁垒，回归以前那种更加合乎文学规律的文化分工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严格社会分工被彻底打破了，跨界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8]
当然，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个文化层面，通俗艺术的受众从来都远多于高雅艺术的受众，两者可以说各有分工，也各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未来还会催生出更多新的文化艺术品种，这是可以预期的。而互联网时代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民族长期以来的农业文明中，平均主义一直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尽管不切实际却体现了对平等的强烈诉求，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状社会使平等成为基本原则，大家都可以公开自由发声，是符合中国老百姓心态的。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等级社会对这种平等的愿望压抑很深，使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更容易受到动员与号召。何况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家思想，一直强调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慕和向往，《周易》的“变易”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接受新的事物。[9]
（三）文艺评论回归“本职”
刘斯奋认为，现在的文艺评论确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和讨论。例如，文艺评论本来是为推动文艺创作服务的，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总结、提升和理论化，通过对文艺作品进行评论，既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也给作者一些理论上、思维上的启发，指出作品不足，促使作者改进。
但现在的一些评论似乎完全偏离了此目的，为评论而评论，自说自话;或者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热衷于自创理论，提出某个貌似新鲜的概念，然后制造舆论氛围，鼓动自我的创作理念。这从本质上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实践结果也并不见得成功，反而生出许多流弊。他认为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还是应当摆正关系，文艺评论应回归“本职”，对作品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给出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表扬，引导舆论的同时推动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四）“中国之问”
近代以来，西方文艺作品曾经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各国民众迫切希望寻找“西方之问”的答案，而具体、形象、鲜活的文艺作品无疑是一条便捷通道。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到来，各国民众同样会产生“中国之问”的好奇，这对于中国的文艺家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及时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传世作品。
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向各种文明形态转型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世界首先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东西，如天人合一观，如价值模糊观，等等[10]。扬美藏拙之余兼容并蓄，刘斯奋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文化，在未来文化发展中兼容性越强的文化越有生命力，越有可能发展成为高位文化。当年佛教在中国能生根、开花、结果，就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的结合点应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一个层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另一个层面，就是要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中国传统的“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致的，只是前人思想比较朴素，不成体系，但本质上已经悟到这一点。[11]
五、刘斯奋的创作个性与中庸精神
刘斯奋自我总结为“快乐的蝙蝠”，大半生以文化人自居，追求个性和自由，同时在作家、书法家、画家、官员的不同身份中妥协而又从容自洽。妥协的艺术是刘斯奋的艺术哲学，而他对个性价值的关注，不仅是一种艺术哲学，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对于个性和激情的重视，使之认为个性是一切艺术价值的根本和生命。“刘斯奋的小说创作和绘画都倾注着独特而自觉的审美理想——以超然之心随心所欲描绘现实影像。他写小说，一写就是有着错综复杂历史背景的明清社会文化。他画画，一不拜师，二不临摹，只靠悟性，随心画去，满纸文人气息。著名画家杨之光曾说：“此人不问哪家派，派学不沾独自尊。”严谨渊博之间透着才情与灵气。那是什么？是艺术的创作个性。但，更是深厚古典文化底蕴的迸发。
刘斯奋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现在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规律，研究共性，但是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艺术家的个性，就《白门柳》的写作而言，我的主要感悟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扬长避短。”[12] 他对人物的研究，是对古代文人的生活模式和艺术审美的研究，也是对社会巨变时期新的审美方式与传统道德的潜移默化的研究，其间不离个性的主导。
“个性”二字，也成为解读刘斯奋书画人生、艺术修为乃至整个文化创造的关键词与基本路向。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此四要素至今仍是其标准。但刘斯奋坦言，自己并不想局限于艺术家的范畴，而是在那么多角色中甘愿自称“文化人”，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标准的文化人——立德、立功、立言。
同时，他又强调“中庸之美”，提倡回归与重振中国文化自身的“道统”，以弘扬民族文化独特個性为方向去寻求突破。他以著名导演李安的电影为例：“我觉得李安作品很重要就是守住中国传统审美，他把武侠拍得跟舞蹈一样，在竹林里面打架，在飘，这是艺术画，这是中国审美，就算刀光剑影也是很艺术。正是因为他做到了好莱坞做不到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得到奥斯卡。”[13] “中国绘画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不走一端，太柔美和太阳刚都不对，它应该是中庸，是一种过犹不及，要内敛和含蓄。”刘斯奋坚守“中庸之美”的理念，与当下国学传统精粹复兴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与其家世背景、教育、经历等有关——幼承家学熏陶，成年恰逢“文革”，高考由画转文，学而优则入“仕”，个中曲折颇富戏剧性。种种人生际遇使他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艺术、道德等有了更加现实、深入、多维的综合观看，成就其在政、学、文、艺等多方面的成就，“中庸之美”应该正是刘斯奋际遇、观察和长考的结果。[14] 六、刘斯奋文学作品中的学术思想
论断刘斯奋先生的艺术成就与学术成就，正如剪之双刃、鸟之两翼，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比翼齐飞的。
刘斯奋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治学功力，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与近代文学的研究上。不仅出版有《岭南三家诗选》《黄节诗选》《梁启超诗文选》《苏曼殊诗笺注》《周邦彦词选》《辛弃疾词选》《姜夔张炎词选》《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专著与合著，而且在《白门柳》等艺术创作中，也体现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与见解，蕴含着厚实的学术思想。他不仅对中国文学史具有精准的把握，而且对晚明与晚清的历史，具有深刻的体认与精细的考辨。他的历史小说创作，既具有文人小说的艺术特质，又具有学人小说的深厚底蕴。刘斯奋的选本，有一个突出特质，即格外关注中古之后的世变之际，这样的眼光自然与《白门柳》具有扣合性的伏脉关系。对世变之际的审视，他的目光又特别关注岭南与江南，并由此而反观中原。其实，刘斯奋本人最看重《白门柳》的地方，也在它的思想性、学术性。他说这部书“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也就是立意，历史的考证、历史的思考、历史的结论，要具有一种永恒性”。这番话，不仅是单纯小说家的艺术立场，也是史学家的立场。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在《白门柳》等作品中与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所谓实学，即切实之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宽泛概念，既包含反对清谈、空谈、玄谈的意思，也包含主张切实、经世、切己的意思。而作为一种学术崇尚与主张，它代表着一种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与方法，即顾炎武所谓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修己治人之实学”。“实学”的对立面是“空言”，“空言”最大的害处是导致亡国。凡是依据上述宗旨治学的学派，从颜李学派，到乾嘉之学，均属于实学。“刘斯奋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经世。对现实的关注，是他的一个重要面向。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是他最常表达的价值目标。明清之际所倡导的实学，到康熙时期趋于弱化。明代的东林学派为纠正王学的空疏之弊，曾不遗余力地提倡经世致用。”[15]
七、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总结
刘斯奋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他擅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处理古与今、中与西、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提出坚持文化自信应当大力弘扬审美自信。他提出的‘朝阳文化’理论是这方面论述的代表”[16]。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一种维护，表达了一种积极的、向上向前的文化观。刘斯奋的理性认识与实际作为高度统一，体现了不可撼动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
大半辈子的学术积累，他将自己在文艺研究方面的感悟，归纳为一个研究人员应当具备的几方面的素质。
其一，要有较强的思想洞察力。这是观察和发现问题所必需的。思想洞察力不够，看问题不敏锐、不透彻，就不可能抓住要害，开展有效的研究。
其二，是思想方法的确立。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赋的因素，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训练和确立更加重要。只有掌握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摒除纷繁复杂的表象干扰，进行层层剖析和严密的论证，形成坚实的结论。就刘斯奋个人来说，他信服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科学论断而言，与中国传统思想中“衣食足知荣辱，倉廪实知礼节”的认知，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被不少知识分子接受，应该说跟中国传统的认知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思想，发展到今天，只有在中国取得空前巨大的成功。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
其三，有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还要有把它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的能力。光有空洞的理论教条而不能真正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决不能说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真谛，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其四，要有学养的积累。所谓的学养积累，是拥有尽可能广博的知识，以及对这些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运用。学术问题总是具体的、多样的。不同的问题需要调动不同的知识储备，才能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引下，获得充分的、深透的、完整的解决。
其五，还要有较强的文字表述能力。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和认识形成之后，最初可能是层次复杂、头绪繁多的。如何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之条理化，并且明白晓畅、要言不烦地表达出来，这是对研究者文字表达能力的考验，也关系到研究成果的社会效应能否顺利实现，绝不可以视为旁枝末节而加以轻视。
其六，要坚守作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要保持投入的激情，首先是不要自我设限，要“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即保持务实的精神、包容的态度和不断进取的心态[17]。
其七，至于平衡艺术创作与本职工作，确实需要统筹安排。一方面不断转换对事物的关注点和激情的生发点，这是一种平衡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学会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开会、学习、处理公务，确实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会挤压从事创作的时间。但是如果把前者当成是丰富对社会世事的认知，增长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开阔眼界心胸的机会，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画外功夫、学外功夫的积累，都会内化为创作力反映到作品之中。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绝不能单一地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应该有广阔的眼界和心胸。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小说、书法、绘画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刘斯奋积极投入，创作与研究的激情主要依托于其绝不自我设限的精神。他认为一个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工业社会流水线式的生产分工，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混为一谈，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各自规范于不同的“专业”之内，一旦尝试越界，往往会被人说成不务正业。“我是岭南人，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岭南文化的传统特征是“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即保持务实的精神、包容的态度和不断进取的心态。这种开放、进取和包容、平和的态度持续到近现代，使得岭南文化一直处在不断融合与进取之中，保持着独有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作为岭南文化哺育成长的文化人，刘斯奋向往打破藩篱、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发挥潜能的创作方式，始终忠于内心，不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恋恋不舍，不为某种激情不再的事情空耗精力，随时转向新目标、新挑战、新潜能——保持长久鲜活的创造力，乃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之源泉。 此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GD17XZW11）成果。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注释：
[1] 易文翔：《徜徉于艺术的自由之境——访文化名家刘斯奋先生》，《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2] 易文翔：《徜徉于艺术的自由之境——访文化名家刘斯奋先生》，《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3] 舒晋瑜：《刘斯奋谈〈白门柳〉、余英时、文人画》，《中华读书报》，2015年 7 月 29 日。
[4] 叶俊东：《来自广东的文化攻势》，《南风窗》，1996 年，第 1 期。
[5]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6]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孔夫子入党”——传统文化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3 期。
[7]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8]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9] 劉斯奋，刘斯翰，谭运长：《虚拟世界与技术寡头：互联网伦理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 5 期。
[10] 张承良：《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关于当前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漫谈》，《粤海风》，1998年，第1期。
[11] 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孔夫子入党”——传统文化三人谈》，《粤海风》，2015年，第3 期。
[12] 舒晋瑜：《刘斯奋谈<白门柳>、余英时、文人画》，《中华读书报》，2015 年 7 月 29 日。
[13] 陈艳梅：《刘斯奋先生关于新文人画价值体系构建路径浅探》，《大众文艺》，2014年，第 14 期。
[14] 陈艳梅：《刘斯奋先生关于新文人画价值体系构建路径浅探》，《大众文艺》，2014年，第 14 期。
[15] 谭晋玄：《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7月31日。
[16] 李红岩：《学艺双携 文化担当——刘斯奋文艺成就研讨会摘要》，《南方日报》，2018年1月20日。
[17] 陈艳梅：《刘斯奋先生关于新文人画价值体系构建路径浅探》，《大众文艺》，2014年，第 1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