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同志回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大罪状是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陈毅与粟裕之间，确实有过分歧。那是在解放战争初，研究在何处歼敌的问题，充其量是工作分歧。当陈毅知道党中央、毛泽东已经批准了粟裕关于“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后再行西进”的意见后，便改变了态度，与张鼎丞、邓子恢一样，全力支持粟裕，从而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这个极其辉煌的伟大胜利。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按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写报告向毛泽东做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做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1954年10月粟裕任总参谋长。
　　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介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粟裕的弟二大罪状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军委扩大会于1958年7月22日结束。对粟裕近两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有时也会给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元帅，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摘自《党史天地》2007.3.22）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