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医学“藏象”理论以藏于人体内的脏腑与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之间的表里关系为本,古代文论的“体性”以作家内在的性格、人格、品德、情志与其外化于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貌、格调、形式之间的表里关系为核心:二者都强调内与外的对应与相符,由此即可知彼.中医学认识、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论治、由表及里,即通过望闻问切收集有关疾病的资料,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发展变化趋向等,再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古代文论注重辨体明性,认为作者之“性”必然会在作品之“体”中有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医学“藏象”理论以藏于人体内的脏腑与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之间的表里关系为本,古代文论的“体性”以作家内在的性格、人格、品德、情志与其外化于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貌、格调、形式之间的表里关系为核心:二者都强调内与外的对应与相符,由此即可知彼.中医学认识、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论治、由表及里,即通过望闻问切收集有关疾病的资料,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发展变化趋向等,再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古代文论注重辨体明性,认为作者之“性”必然会在作品之“体”中有所体现,作者之“人”必然会在其“文”中有所流露,强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故以人格和风格互相推论,形成了因文观人、因人观文的传统.具体而言,中医学辨证的总纲是“八纲”,古代文论有“八体”等风格分类理论;“脏”作为人体内在决定因素指以肝、心、脾、肺、肾为主的五脏系统,“性”作为作家主体因素指才、气、学、习、胆、识、力等;中医学由表及里的诊视方式是“四诊”,古代文论披文入情的鉴赏方式是“六观”.“藏象”与“体性”理论共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及生命观.
其他文献
杜诗“集大成”说的前形态见于元稹和两《唐书》,正式由苏轼提出、秦观阐述、严羽补充完整.本文从学力和性情二端对这一理论作了新的解读,认为在宋人那里,杜甫是以极强的学习本领,全面学习、消化了前代文学遗产,充分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学力深厚,终成诗国巅峰.同时,杜诗的整体高度、其创作姿态的潇洒自由,表明杜诗以发抒自我情感、张扬主体情性为本的鲜明特征.“集大成”说昭示了学力和性情在杜诗中的互补共生作用.
《诗大序》“风”凡17处,在古代共两种读音,读作平声,13处;读作去声,3处;平去兼读,1处.现代则分别对应为三种读音,读作fēng,13处,解为风诗、风俗;读作fěng,3处,解为劝告、讽谏;读作fèng,1处,解为风化、教化.它们水乳交融,自为一体,形成了“风——风诗——风用”整体的风喻.无论是“缘风喻诗”,还是“托风喻用”,都以“风”为喻体,借“风”丰富的美学内涵形成了关于诗之源、诗之体和诗之用整体的风喻批评.它基于人与自然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建立在比喻和类比的生成机制上,自《诗大序》明确建立后,
宋代江西诗人无论其数量还是他们留存的诗歌数量,都是宋代诗坛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地域分布和诗人家族来看,以抚州、吉安、上饶最多.考察这一群体的身份有帝王宗室后裔,有在任官吏,还有僧人道士、布衣隐士、闺妇等等,构成较为复杂,而且他们之间又有师生或诗友关系,甚至创办书院,亲任山长,他们或相互支持,或相互唱和往来,共同促进了宋代江西诗歌繁盛局面的形成.
《文选》编成后,直到隋末萧该、曹宪将之展示在舞台上,其间有近五十余年的空白.在北方表现出对南方文化的倾慕和艳羡的同时,在南方江都一带,因曹宪的孜孜努力,也蕴育出江南的第一个《文选》学圈.《文选》受到了学者们持久的关注,且已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即初唐时太宗及其周围人的追摹、取法.重要的是,随着《文选》的读习渐趋向普通士子蔓延,这一摘句模拟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后代的认可,最终形成了摘句赏析的时代风尚.这直接促使了科举试题对《文选》的借重,并用在了最高的省试——进士科试中.由这一更强大、更持久稳定的助力,最终从稳定的
中国传统文学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的特点和汉字的特点,中华诗文也就具有了世界上最突出甚至独有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讲究引用典故,一是讲究音韵骈仗.这正是中国人喜闻乐见和无比自豪的文化财富.用典就是对历史的重温和致敬,对仗乃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学追求.然而百年前胡适名文《文学改良刍议》直接精准针对中华诗文这两大特点,试图进行破坏,实属无理,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损失.胡适对中华文化欠一个百年道歉.
刘勰引入易道模式来建构心物关系,在情志领域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乾坤世界;将文学世界看作是在一定伦理秩序和自由天地之下的自然化生,而在这化生过程中又渗透着感物体道的理性色彩.《周易》意、象、言系统中“意”具有神圣性与理性,言、象、意具有一体性,“象”、“言”共同来完成对“意”的阐释,这一阐释系统在刘勰的意、象、言诗学话语系统中隐性存在并衍化变形,这使得文道的神圣性和理性得以延续和贯彻;在处理言意问题时,刘勰几乎成为语言本体论者,以语言来表达情志,呈现和建构艺术世界;而意、象、言阐释系统背后的数学和逻辑模型,也成
杨阿敏先生发来书稿《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嘱我作序.我怀着强烈兴趣,一口气读完了十篇访谈.掩卷而思,感触纷涌.rn这本书是古典文学名家系列访谈的第一集,书中采访了北京及周边十位古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他们治学的领域和路数各有不同,年龄差异亦颇大,但以1950年代生人为主;他们上大学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但以1970年代为主.总之,多数被访者皆为“文革”后进入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喜欢《学海沧桑》这个书名,用“沧桑”二字来形容这四五十年间学术的发展变化,极为贴切.沧桑是这一代人的际遇,变革是这一代人的使
宋代类编诗话通过选取、删改、对比、分门等方式,汇集和整合众多的诗话文献,重新建立知识秩序,形成了文学史权力.成书于南北宋之际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与《诗话总龟》是其中典型.二书在分门类目及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它们在材料归类上的一致,体现了宋人认识论上的趋同,分门的偏差则体现了二书的权力较量.类编诗话的文学史权力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划定门类归属引导了诗学文献性质的解读,二是编者在传抄过程中的主观删节,三是制造和固定诗歌异文本.这对诗学的知识秩序和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献文化学和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晚清著名政论家,黄爵滋的诗文理论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具体而言,其诗论以儒家所言人的道德本性为体,回归传统诗教,强调诗歌的经世功能、批评受袁枚“性灵说”影响的纤靡之作.其文论强调文章本于经术,以“忠信”解释“修辞立诚”,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关怀,认为制义文也具有阐明圣学、扶翼世风的作用,故不能废弃.黄爵滋的诗文创作,是其经世诗文理论的体现.黄氏长期为官京师,是当时诗坛领袖之一,他与好友汤鹏、张际亮、潘德舆、姚莹、魏源等论诗、唱和,共同引领了晚清嘉道时期的经世文艺思潮.
“箴”、“戒”、“训”、“规”都属箴戒类文体,四种文体特征相近,常有区分之难,对其早期形态进行辨微尤为必要.虽然文体最初的确与动词义相关,但是仅凭这点仍无法有效区分如此相近的文体.需要进一步分析与字本义相关的文字要义,并结合早期文本实际,方可把握这些文体的本质性的核心内涵.后期演变往往受到施受主体关系、使用场景、载体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口诵性也是此类文体的重要区分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