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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征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各种考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与发展。也正是由于长征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持与发展，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本文着眼于长征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坚持发展这一过程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研究。血的教训，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共识；艰辛探索，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关键词：红军长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魂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93-02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中国工农红军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这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密不可分。历史与现实昭示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是我军的命根子。
一、血的教训，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共识
三湾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一整套原则和措施。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漫长长征途中严峻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都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带来巨大挑战。广大红军官兵在血的教训中凝聚和坚定起这样的共识：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确保人民军队历经严峻复杂考验而战无不胜。
1.错误的思想路线削弱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红军的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军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不但打破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而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王明等人大肆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上，错误地取消了党委制，1931年赣南会议上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明确要求，“把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1]P813这样就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了党委集体领导，党委领导作战等被实践证明的科学有效的原则制度被打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几乎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湘江之战“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指挥上的逃路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2]P232
2.野心家夺权图谋的失败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深入人心。长征是在敌重兵围追堵截、战事频繁激烈、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进行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还受到分散主义，特别是妄图以枪指挥党的野心家的挑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主张，自恃人多枪多，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并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最终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红四方面军也因此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召开了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实质是“破坏中央的威信”，把“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并进一步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血的教训教育了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正确斗争方针的指导下，在朱德等同志艰难的斗争中，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觉悟下，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野心和图谋。
3.严酷的斗争形势使各路红军自觉置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之下。广大官兵在血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形成，并被实践证明科学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队恢复了党的领导制度，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形成了我党第一个正确的领导集体，强化了广大红军官兵对党中央的认同。各路红军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凭着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高度自觉地凝聚在了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达成了默契的战略配合。经过艰苦的跋涉和战斗，三大主力红军最终实现了胜利会师。
二、艰辛探索，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有党才有军。党的坚强领导、政策正确，就能胜利；不胜也垮不了，即使暂时垮了也能重新建立，最后一定能胜利”[3]P151。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需要以一系列制度作支撑，更需要落实到军队建设各方面工作中。在血的教训和成功经验的总结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在长征途中不断巩固强化，使我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1.抓住思想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红军的第一位。思想政治建设说到底，就是用党的政治纲领路线、先进的思想觉悟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把广大官兵武装起来，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并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事业，及时的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长征途中，红军的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思想教育，通过官兵喜闻乐见形式开展的教育，红军官兵朦胧的革命意识最终升华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正如红四方面军战士说：红军长征之所以“都挺过来了，马列主义必胜，这一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红一方面军战士也谈到，“不管东南西北，党中央、毛主席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们要的是共产主义”。[4]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使党的政治纲领路线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而且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党的领导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
2.抓住组织建设这个核心。长征初期，由于部队没有党委有力的组织领导，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先后给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成立了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和军委分会，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集体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苏区及临近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5]P32同时明确要求二、六军团，“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5]P39这就把党委的集体领导又一次以制度的形式进行明确并固定了下来。长征途中还加强了政治机关的建设。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加强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明确了各级政治机关的战斗任务，并指出要“严格纠正行军中放松党的工作的错误”[6]P948。由于持续的作战行军和突围转移，红军基层骨干伤亡很大。为此，红军总政治部连续下发文件，就党支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发表指导性意见，要求各部队“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党支部工作”。[7]1935年5月2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比较完备的规范了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的各种工作流程。各部队认真贯彻了总政治部训令，保证了各级组织生活的正常。各级党组织、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的艰苦工作，对于在长征途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险恶的局面和环境下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组织建设最终成为党实现对军队绝对领导独具特色的形式和方法。 3.抓住有效落实这个关键。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重要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必须落到实处，必须把政治工作威信牢固立起来，才能发挥巨大威力。长征时期的政治工作威信，主要靠的就是政治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总政治部在长征途中明确要求，“要以适合这一转变的高度机动的政治工作，与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克服任何困难，反对任何悲观动摇的情绪，百倍团结与巩固部队”，以实现“在政治上保障每一个战术任务的完成，保障红军以阶级纪律的模范行为，争取广大群众为苏维埃而斗争”[6]P947的目的。即使是在紧张的作战行军途中，党的工作在红军中依然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在关于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8]P293便是对当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落实的生动写照。正如红四方面军在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中着重指出的，“政治工作的坚强与否，党的领导的充实与否？是战胜敌人最主要条件。”[6]P939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树立起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威信，确保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在红军中的有效落实，真正实现了“听党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长征途中环境复杂、任务繁重、斗争艰险，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正确引领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最终转危为安。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长征所蕴含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重要启示，仍然是我们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征途上的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赵明磊，1990年生人，男，汉族，山东齐河人，现于南京政治学院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
参考文献：
[1]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第一卷[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萧克.朱毛红军侧记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宗成康.论长征对军魂的铸造 [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
[5]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第三卷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6]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第二卷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7]古琳晖.红军长征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巩固 [J]//. 军事历史研究，2013（2）.
[8]刘伯承等.回顾长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关键词：红军长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魂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93-02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中国工农红军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这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密不可分。历史与现实昭示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是我军的命根子。
一、血的教训，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共识
三湾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一整套原则和措施。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漫长长征途中严峻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都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带来巨大挑战。广大红军官兵在血的教训中凝聚和坚定起这样的共识：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确保人民军队历经严峻复杂考验而战无不胜。
1.错误的思想路线削弱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红军的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军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不但打破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而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王明等人大肆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上，错误地取消了党委制，1931年赣南会议上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明确要求，“把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1]P813这样就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了党委集体领导，党委领导作战等被实践证明的科学有效的原则制度被打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几乎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湘江之战“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指挥上的逃路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2]P232
2.野心家夺权图谋的失败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深入人心。长征是在敌重兵围追堵截、战事频繁激烈、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进行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还受到分散主义，特别是妄图以枪指挥党的野心家的挑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主张，自恃人多枪多，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并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最终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红四方面军也因此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召开了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实质是“破坏中央的威信”，把“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并进一步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血的教训教育了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正确斗争方针的指导下，在朱德等同志艰难的斗争中，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觉悟下，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野心和图谋。
3.严酷的斗争形势使各路红军自觉置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之下。广大官兵在血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形成，并被实践证明科学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队恢复了党的领导制度，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形成了我党第一个正确的领导集体，强化了广大红军官兵对党中央的认同。各路红军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凭着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高度自觉地凝聚在了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达成了默契的战略配合。经过艰苦的跋涉和战斗，三大主力红军最终实现了胜利会师。
二、艰辛探索，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有党才有军。党的坚强领导、政策正确，就能胜利；不胜也垮不了，即使暂时垮了也能重新建立，最后一定能胜利”[3]P151。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需要以一系列制度作支撑，更需要落实到军队建设各方面工作中。在血的教训和成功经验的总结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在长征途中不断巩固强化，使我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1.抓住思想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红军的第一位。思想政治建设说到底，就是用党的政治纲领路线、先进的思想觉悟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把广大官兵武装起来，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并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事业，及时的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长征途中，红军的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思想教育，通过官兵喜闻乐见形式开展的教育，红军官兵朦胧的革命意识最终升华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正如红四方面军战士说：红军长征之所以“都挺过来了，马列主义必胜，这一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红一方面军战士也谈到，“不管东南西北，党中央、毛主席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们要的是共产主义”。[4]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使党的政治纲领路线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而且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党的领导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
2.抓住组织建设这个核心。长征初期，由于部队没有党委有力的组织领导，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先后给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成立了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和军委分会，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集体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苏区及临近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5]P32同时明确要求二、六军团，“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5]P39这就把党委的集体领导又一次以制度的形式进行明确并固定了下来。长征途中还加强了政治机关的建设。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加强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明确了各级政治机关的战斗任务，并指出要“严格纠正行军中放松党的工作的错误”[6]P948。由于持续的作战行军和突围转移，红军基层骨干伤亡很大。为此，红军总政治部连续下发文件，就党支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发表指导性意见，要求各部队“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党支部工作”。[7]1935年5月2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比较完备的规范了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的各种工作流程。各部队认真贯彻了总政治部训令，保证了各级组织生活的正常。各级党组织、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的艰苦工作，对于在长征途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险恶的局面和环境下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组织建设最终成为党实现对军队绝对领导独具特色的形式和方法。 3.抓住有效落实这个关键。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重要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必须落到实处，必须把政治工作威信牢固立起来，才能发挥巨大威力。长征时期的政治工作威信，主要靠的就是政治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总政治部在长征途中明确要求，“要以适合这一转变的高度机动的政治工作，与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克服任何困难，反对任何悲观动摇的情绪，百倍团结与巩固部队”，以实现“在政治上保障每一个战术任务的完成，保障红军以阶级纪律的模范行为，争取广大群众为苏维埃而斗争”[6]P947的目的。即使是在紧张的作战行军途中，党的工作在红军中依然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在关于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8]P293便是对当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落实的生动写照。正如红四方面军在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中着重指出的，“政治工作的坚强与否，党的领导的充实与否？是战胜敌人最主要条件。”[6]P939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树立起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威信，确保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在红军中的有效落实，真正实现了“听党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长征途中环境复杂、任务繁重、斗争艰险，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正确引领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最终转危为安。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长征所蕴含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重要启示，仍然是我们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征途上的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赵明磊，1990年生人，男，汉族，山东齐河人，现于南京政治学院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
参考文献：
[1]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第一卷[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萧克.朱毛红军侧记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宗成康.论长征对军魂的铸造 [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
[5]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第三卷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6]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第二卷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7]古琳晖.红军长征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巩固 [J]//. 军事历史研究，2013（2）.
[8]刘伯承等.回顾长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