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版的陈寅恪《书信集》中，有一封陈氏致傅斯年的信：
　　孟真兄左右：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此函达渝，未识已启程否。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匆此奉复，顺颂
　　行祺
　　弟陈寅恪顿首
　　此信作者所署日期为十月三日，无年份，编者则订为约一九二九年。但据信中内容判断，这封信应是一九四四年所写，时陈氏正在成都。所谓“西北之行”，当指一九四五年七月一——五日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黄炎培等人作为国民参政会代表访问延安的事。可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原书标为第六十一的信：“孟真兄左右：昨发一函，谅已先达，适有二事，故复作此书，行旅或尚未发也。”该信署十月四日（编者将其系在一九四四年），内容与前信有明显的承接关系，“昨发”之函当即前信也。
　　由于这一失误，编者也误解了信中“古典”的涵义。原注“郦生指北魏郦道元，范阳涿县人。为吏威猛为治。道元好学博览，访渎搜渠，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皆行于世”，实与上文“陆贾之功”一句（陆氏曾说降南越王尉佗）无关，盖实不知所指也。按此郦生当指汉初人郦食其，天下未定时曾为刘邦说齐王田广。上下文合观，则陈先生对于傅氏等人西北之行显然不抱乐观。
　　除了了解陈氏那时对中共的认知外，这封信还具有另一重价值。众所周知，陈氏为学向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准，对于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的“研究”不以为然。这之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怎样看待中共的历史研究（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而目前遗存的材料中对此并无直接的指示。不过，此信却透露出这方面的些许信息。显然，陈先生对于延安史学的情况绝非一无所知，亦不深闭固拒，而颇有了解的兴趣。信中所提“林”，盖指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主席，系陈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范”即范文澜。因此，所谓“彼处新刊中国史数种”者，至少包括甚至可能主要即指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一九四一年出版）和中册（一九四三年出版）。“求之与抑与之与”语出《论语》，盖由前“索取”二字牵连而来，是陈先生的幽默，当并无深意。“纵有误读”一句，则谓延安史学虽或可能有“误读”史事之处，却可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的解释。
　　傅斯年是否为陈寅恪要到了延安史家的著作、陈寅恪读后又何感想，都需进一步的材料，目前尚须阙疑。不过，周一良回忆说:“北京解放后不久，范老瞩我写信给陈先生，代他致意，陈先生没有反应。”范文澜主动联系陈寅恪，此段渊源或即是特定“语境”之一。但是，北京解放以后，范文澜已是新政权的权威学者，而陈氏则有意与新政权拉开距离，“没有反应”也便是这一态度的反映。但一般总将此“没有反应”视为陈寅恪对待中共史家的一贯立场，则似有所偏颇。
　　事实上，陈寅恪所谓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不拒绝特定思想立场上的学术阐释。这可以从他对夏曾佑著作的态度中见出一斑。
　　众所周知，陈寅恪并不赞同晚清今文学家的基本学术立场。他在讨论武则天“托古改制”的论文中指出，如依托“新译或伪造，则必假托译主，或别撰经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书更难取信于人。仍不如既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为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为事半而功倍。由此观之，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
　　但这一批评并不妨碍他对站在今文学立场上具体研究的欣赏。据卞慧新所记陈寅恪一九三五年在清华讲“晋至唐史”第一课笔记，陈氏谓：“今日坊间教科书，以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为最好。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其书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评”云云。陈氏鉴于“选课人的程度不齐”，不得不开教科书，乃着眼于“最低限度的常识”。按，陈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备课笔记》即有对“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第叁册第贰篇第壹章第叁捌节晋南北朝隋之风俗”的引录。此“备课笔记”是否即为卞慧新所录“晋至唐史”一课所做准备，实不可知。但是，目前公布的陈氏文稿中很少提及近人通史性著作，夏书可谓少有的例外之一。故可知陈寅恪虽对夏书并不完全满意，然确有好感。
　　夏氏虽“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但也因此而“有独特见解”。据陈寅恪一向的学术立场可知，其对夏书的表彰显然着意于后者，而非前者。但另一方面，夏曾佑的“独特见解”也正是其“公羊今文家眼光”的表现，离开此一特定“眼光”，夏氏的“独特见解”恐亦不可见（但这并不是说“独特见解”必须依赖于特定的政治立场）。这也可解释陈氏对于同样以特定“眼光评论历史”的延安史家的看法，即所谓“误书亦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