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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6年在我的内心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我感受最大的变化，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怪事，比如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走了。他们离开了田林新村，再没回来的打算。比如我的几位亲人也搬离了这里，曾经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被彻底打破。从那时起，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才得以清晰、缓慢地展开。
——《旧时迷宫》，2012a
我住过三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田林新村、上南新村，至今依然住在新村里，这是我三十年来的全部人生。我所了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及男女平等、语言与娱乐并将之整理成文字贩卖以维生……全部的起源同样都产自于新村生活。……“新村”没落了，它的没落无声无息，却不免令依然身处其间的人，从心底生发出怜惜与追缅。
——《新村里的空间、时间、世间》，2017b
在曾经的上海，工厂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也缺乏新奇感。……这个工业的时代在上海历史上并不算长，它曾经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观看世界的基本模式，直到它悄悄过去了，才发现我并不算理解它。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才记录了一些往事。回头看看，会发现这并不算是“文学上海”的主流，只是一个声部。
——《家族生活的多重宇宙》，2020c
生于1980年代末，在上海工人新村里长大的作家张怡微，没有赶上工人新村与新村住户最为风光的年代，却生逢城市大开发、住房商品化与新一轮城市空间版图的重新分配。对外界充满探索欲的成长期，与周遭环境的没落正面相逢，这种奇异的张力，在张怡微处浇铸了一段特殊的“工人后代”对工人家庭生活史的记忆与见证，成为她观看世界、认识自己的起点。当“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共和国篇章翻过，她笔下的工人新村，更多地染上了小市民的凡俗烟火气与“看不到变动的希望”的父辈的戚容。
2007年左右，张怡微开始有意识地告别青春校园叙事，转而关注上海家庭的日常伦理。在习作阶段，写了《今日不选》 《我真的不想来》等以新村家庭为背景的成长主题小说。工人新村自此成为20岁的张怡微找到的“更写实的立足之地”d。从那时算起，张怡微对上海工人新村及其文学再现问题的觉察、理解和诠释，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持之以恒的十五年。随着现实中工人新村日益凋敝，张怡微愈加认识到这一写作素材的宝贵，也在纤敏的回忆与琐细的家庭起居记录里，融入了更多对空间变迁、社会分层与城市想象范式的反思。学界对张怡微的讨论，大多围绕题材论上的“家庭”或“世情小说传统”展开，对家庭镶嵌其中的物理空间即工人新村却鲜少有效的讨论。本文尝试梳理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书写，意在指出，张怡微不仅写出了私人情感、伦理意义上的“家变”，后者与更复杂开阔的“世变”动态相连。处于个人、家庭与城市间的工人新村，正是勾连“家变”与“世变”、接通“父辈”与“我辈”的文学中介。
近年来社会学、城市史、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对工人新村的反思性研究。比如，起初新村的居住权多是劳模、干部等少数人的福利，难以解决工人住房困难;又比如，在房屋质量、配置设施、布局设计上存在许多不便利之处。在文学研究领域，更令人关心的则是工人新村在城市文学的审美谱系里有多少更新的潜能。“十七年时期”的小说、电影、画册里，作为先进城市象征的工人新村符号为人们所熟知，它们展示计划经济时期整齐、朴素、朝气昂扬的社会主义美学，也是国家兑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与宣传图景。e但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老上海“怀旧热”商业文化兴起后，工人新村地位一落千丈。在“谁能代表上海”的争论中，石库门压倒工人新村成为强势的上海建筑新地标，后者则日益淡出大众视野。f近年来只有《繁花》等极少数的文学作品，发掘出了一些上海工人新村书写的新面向。g
开篇的引文，可以视作张怡微这些年的一则反思侧记，一系列核心问题在自我梳理后逐渐浮现。比如，作为成长叙事的“内”与“外”，个人内在的心灵波动、工人后代的情感结构，怎样与工人新村的外部空间体验互相穿透与支撑？在年轻一代的笔下，淡出历史舞台的“工业上海”与消隐中的城市工业空间能否在文学中重获生机？又比如，在花园洋房、石库门、弄堂、摩天大楼主导的“文学上海”想象秩序之外，今天要如何讲述一个工人社区里的上海，接通霓虹灯光圈外的另一种“海派文学传统”？
“发现”工人新村看似是张怡微基于成长际遇的自然选择，实则有着独辟蹊径的立意与苦心。沿着这些问题，在小说虚构与城市史、街区建筑、集体记忆、阶层印痕、日常生活的交界處，作为文学空间的“工人新村”也涌现出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潜能。
二、田林新村作为“原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的工业化任务，解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与职工住房紧张之间的供需矛盾，借鉴苏联模式的工人新村建设计划被提上日程。1951年，作为试点项目的曹杨新村成为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此后相继有了“两万户”等工人住宅的大面积开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布局规整，由3-6层砖混结构住宅构成的行列式小区，已成为上海最具特色的住宅类型和城市景观之一。在世纪末加速的旧城改造中，不少工人新村被拆除，居住工人新村的身份尊严与优越性被抹去，被物质空间衰颓的“老破小”取代。而不再热闹的工人新村依然留有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乌托邦印记，也是几代人真实的居住环境，这其中就包括张怡微这样的“新村第三代”。h
根据自述，张怡微生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外婆是纺织厂工人，母亲在无线电厂工作，父亲则是海员。五岁从曹杨新村搬入田林新村后，张怡微在此地居住了整整17年。与建国初期率先得到开发的曹杨新村等地不同，田林地区的工人新村主要崛起于1980年代。i田林位于上海市区西南角，曾长期归上海县管辖，直至80年代仍留有相当的乡野风貌。张怡微回忆童年时的田林“就是一整片汪洋般的农地”。j在城市化浪潮袭来之前，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与小闸镇的农舍、棚户隔街相望。这种地理位置偏僻、发展迟缓、城乡杂处却不乏生机的“另类上海经验”，正是田林的特殊所在。 日本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提出“文学的原风景”概念，指称作家固有的、自己形成的空间。“我想是在该作家幼年期和青春期形成的。从出生到七八岁，根据父母的家、游戏场以及亲友们的环境，在无意当中形成，并固定在深层意识之中。多年以后带着不可思议的留恋心情回想起时，小时候不理解的那些风景或形象的意义会逐渐得到理解。”k工人新村堪称张怡微的“原风景”，它最初出现在作家笔下时总是笼罩着童年的光晕。这种“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也可以从工人新村自给自足的配套设计中得到解释。田林地区从住宅、学校、医院、公园、宾馆到殡仪馆一应俱全，在单位制未解体前，工人家庭的“内部顶岗”制度也维持着工作资源的循环稳定。在张怡微早期关于“消失的小闸镇与田林”的作品中，新村的“原风景”还未褪去青春叙事的痕迹。其作品更多时候借助少年主人公的惘然之口怀念逝去的家园景象，抒发“青春梦被踏平”的感伤与怀旧情绪，尚未有太多回应深层社会变迁的自觉。l
广告媒体打造的“大上海形象”，与工人新村中陈旧的建筑、清贫实惠的生活气息、过时的政治记忆相去甚远，张怡微由此觉察出工人新村在上海文学光谱中的缺位。走在新村的街道上，“沿街可算是最上海不过的风貌，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去留意它”。m为了反拨这种被“包括在外”的失语感与错位感，张怡微以田林为据点，正面打开“仿佛是上海的背面”的工人新村文学世界，对城市空间中心/边缘的权力划分提出质疑。事实证明，“上海想象”越是固化，其内部就越容易出现源自真实生活经验的分歧与反叛。或者不妨说，正是固化的城市想象生产出了它自己的解构者，为城市地图注入了重绘的动力。
在复旦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学位期间，张怡微从王安忆处获得了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系统训练。n王安忆关于“写你熟悉的事情”的教导，令张怡微对工人新村做了大量文献功课;正式动笔前为主要人物写传的要求，也让张怡微从“自我”转向对父辈成长史的考据，在“元场景”的写作练习里为几代新村人的经验建档。这些都构成张怡微的硕士毕业作品《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重要的准备工作。
《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是张怡微对父母一辈青春往事的“纪实与虚构”，也是她迄今唯一涉足1950-1980年代的作品。女主人公茉莉的原型是张怡微的母亲，在她丈夫何宝荣身上也有张父的影子。小说用大段文字铺陈田林新村的历史沿革，以此为序幕，家住田林路65弄的“工人新村的女儿”茉莉登场。尽管叙事声音青涩，这样的开场仍能看到《长恨歌》的影响（第一章鸟瞰上海弄堂世界，引出“典型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张怡微将笔墨焦点落在上海内部的“城/乡”分野上：田林人住在城乡交界处，以“这里也是上海，我们也是上海人”自我安慰，却总忍不住向慕那个以繁华的淮海路为轴心的上海传奇，饱受“合法城市身份”的诱惑与折磨。
因此，对茉莉而言，“恢复真正的上海人”（身份）的焦虑，既结构性地内在于田林人尴尬的地理-身份处境之中，又表现为少女时期苦闷、隐秘的身体与精神内耗。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茉莉在身不由己的空间迁移中长大成人：搬出建国西路多层洋房——寄养在常州乡下——搬入田林工人新村——插队闵行塘湾镇——回城——嫁入大自鸣钟何家，每处地名、每种住宅形态都刻有顽固的空间价值等第。在新时期历史转轨时刻，茉莉借一场婚姻逃离工人新村，重返“城心”，看似是反抗革命话语对个人价值的压抑，实则付出了家毁人亡的惨痛代价。
在此，田林新村扮演了一个相当暧昧的空间符号，它提供“家”的庇护，但集体生活的桎梏、落后的物质条件又与茉莉的小布尔乔亚上海梦水火不容。茉莉逃出新村的“绝情”，在于把“家”的价值也一道否定了，以至最后陷入彷徨。这种两难，与其说是人物的，毋宁说是作者本人的——小说在一个戲剧冲突激烈、血肉模糊的切面上戛然而止，不少历史褶皱处理含混，未能找到妥善安置主人公身心归宿的答案。《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对1950-1980年代的理解、对人物身世的体察多少带有去历史化的隔膜感。张怡微也承认结尾的仓促，称其“像另一个故事的前戏”，“还没有写完”。但这种“前史”整理工作，仍为她讲述“子一代”的新村故事打下基础。在她此后几年的写作里，工人新村得到了更熨帖于“情”与“史”的价值重估，被驱逐的“家”也在更复杂的空间-伦理单位中被寻回。
三、“家宅”与离散
上海工人新村在1990年代后的式微，原本是新城开发、旧城改造全面启动后客观的现象，其能内化为作家深刻的个人记忆，与“离散经验”的冲击密不可分。在张怡微笔下，“离散”的具体形态既有亲密关系的破碎，也包含工人新村自身的拆迁和消失。但对张怡微而言，恰恰是现实中的离散，促使她以文学的方式重新锚定、凝结了工人新村中“家”的意义。此乃“离散”与“团圆”的辩证法。
在散文《旧时迷宫》中，张怡微回忆了1996年接连发生的家庭变故：外公突然离世，阴差阳错地耽误了父母升级房产以挽救婚姻的最后机会。“当时正值第一批置换房屋的潮流，我们全家都去彭浦新村看过房，几乎就要下定，无奈出了如此变故。而后我父亲离家，我和母亲索性就在田林扎根似地住下，顽固得很，也看不到变动的希望。”o父母分道扬镳，亲戚们搬出田林新村，张怡微就读的田林三小也有不少同学出国，从此音信杳无。张怡微与母亲成了“留在新村里的人”，初尝被生活淘洗、弃置于队列之末的酸楚。用小说里的话说，“是父母的分离令我逐渐揭开了成人世界的面纱，也是原生家庭的逐渐瓦解令我意识到生活的严酷”。p
如果放入一个更大的历史镜框就会发现，这一连串事情的同时发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1990年代中期，商品房小区建设速度加快，住房产权改革令新村里的房屋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引发新村工人前所未有的居住流动。具备经济能力的原著居民选择离开，搬入品质更高的社区，或加入移民大潮。但同一时期国企改制、工人大面积下岗，一部分本就拮据的新村工人更难以改善住房条件。新村从其内部产生了个体与家庭进一步的社会分层、分流，形成“混得好的都搬出去了，不会留在这种地方”的自我认知。q新世纪以后上海房价快速上涨，一再错失置换房屋良机的人，不得不接受彻底留下的命运。毋庸置疑，原生家庭的残缺，是张怡微一再写作的主题。但如果没有这种更大的“世变”镜框，“家变”或将仅仅是一桩桩私人意外与情感纠纷，但张怡微显然不愿止步于此。找到穿透“家变”与“世变”的方法，对于作家来说，是离散后的个体如何修复创伤，重建新的情感联结，追问更大的群体命运的关键。
1996年在我的内心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我感受最大的变化，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怪事，比如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走了。他们离开了田林新村，再没回来的打算。比如我的几位亲人也搬离了这里，曾经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被彻底打破。从那时起，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才得以清晰、缓慢地展开。
——《旧时迷宫》，2012a
我住过三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田林新村、上南新村，至今依然住在新村里，这是我三十年来的全部人生。我所了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及男女平等、语言与娱乐并将之整理成文字贩卖以维生……全部的起源同样都产自于新村生活。……“新村”没落了，它的没落无声无息，却不免令依然身处其间的人，从心底生发出怜惜与追缅。
——《新村里的空间、时间、世间》，2017b
在曾经的上海，工厂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也缺乏新奇感。……这个工业的时代在上海历史上并不算长，它曾经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观看世界的基本模式，直到它悄悄过去了，才发现我并不算理解它。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才记录了一些往事。回头看看，会发现这并不算是“文学上海”的主流，只是一个声部。
——《家族生活的多重宇宙》，2020c
生于1980年代末，在上海工人新村里长大的作家张怡微，没有赶上工人新村与新村住户最为风光的年代，却生逢城市大开发、住房商品化与新一轮城市空间版图的重新分配。对外界充满探索欲的成长期，与周遭环境的没落正面相逢，这种奇异的张力，在张怡微处浇铸了一段特殊的“工人后代”对工人家庭生活史的记忆与见证，成为她观看世界、认识自己的起点。当“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共和国篇章翻过，她笔下的工人新村，更多地染上了小市民的凡俗烟火气与“看不到变动的希望”的父辈的戚容。
2007年左右，张怡微开始有意识地告别青春校园叙事，转而关注上海家庭的日常伦理。在习作阶段，写了《今日不选》 《我真的不想来》等以新村家庭为背景的成长主题小说。工人新村自此成为20岁的张怡微找到的“更写实的立足之地”d。从那时算起，张怡微对上海工人新村及其文学再现问题的觉察、理解和诠释，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持之以恒的十五年。随着现实中工人新村日益凋敝，张怡微愈加认识到这一写作素材的宝贵，也在纤敏的回忆与琐细的家庭起居记录里，融入了更多对空间变迁、社会分层与城市想象范式的反思。学界对张怡微的讨论，大多围绕题材论上的“家庭”或“世情小说传统”展开，对家庭镶嵌其中的物理空间即工人新村却鲜少有效的讨论。本文尝试梳理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书写，意在指出，张怡微不仅写出了私人情感、伦理意义上的“家变”，后者与更复杂开阔的“世变”动态相连。处于个人、家庭与城市间的工人新村，正是勾连“家变”与“世变”、接通“父辈”与“我辈”的文学中介。
近年来社会学、城市史、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对工人新村的反思性研究。比如，起初新村的居住权多是劳模、干部等少数人的福利，难以解决工人住房困难;又比如，在房屋质量、配置设施、布局设计上存在许多不便利之处。在文学研究领域，更令人关心的则是工人新村在城市文学的审美谱系里有多少更新的潜能。“十七年时期”的小说、电影、画册里，作为先进城市象征的工人新村符号为人们所熟知，它们展示计划经济时期整齐、朴素、朝气昂扬的社会主义美学，也是国家兑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与宣传图景。e但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老上海“怀旧热”商业文化兴起后，工人新村地位一落千丈。在“谁能代表上海”的争论中，石库门压倒工人新村成为强势的上海建筑新地标，后者则日益淡出大众视野。f近年来只有《繁花》等极少数的文学作品，发掘出了一些上海工人新村书写的新面向。g
开篇的引文，可以视作张怡微这些年的一则反思侧记，一系列核心问题在自我梳理后逐渐浮现。比如，作为成长叙事的“内”与“外”，个人内在的心灵波动、工人后代的情感结构，怎样与工人新村的外部空间体验互相穿透与支撑？在年轻一代的笔下，淡出历史舞台的“工业上海”与消隐中的城市工业空间能否在文学中重获生机？又比如，在花园洋房、石库门、弄堂、摩天大楼主导的“文学上海”想象秩序之外，今天要如何讲述一个工人社区里的上海，接通霓虹灯光圈外的另一种“海派文学传统”？
“发现”工人新村看似是张怡微基于成长际遇的自然选择，实则有着独辟蹊径的立意与苦心。沿着这些问题，在小说虚构与城市史、街区建筑、集体记忆、阶层印痕、日常生活的交界處，作为文学空间的“工人新村”也涌现出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潜能。
二、田林新村作为“原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的工业化任务，解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与职工住房紧张之间的供需矛盾，借鉴苏联模式的工人新村建设计划被提上日程。1951年，作为试点项目的曹杨新村成为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此后相继有了“两万户”等工人住宅的大面积开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布局规整，由3-6层砖混结构住宅构成的行列式小区，已成为上海最具特色的住宅类型和城市景观之一。在世纪末加速的旧城改造中，不少工人新村被拆除，居住工人新村的身份尊严与优越性被抹去，被物质空间衰颓的“老破小”取代。而不再热闹的工人新村依然留有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乌托邦印记，也是几代人真实的居住环境，这其中就包括张怡微这样的“新村第三代”。h
根据自述，张怡微生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外婆是纺织厂工人，母亲在无线电厂工作，父亲则是海员。五岁从曹杨新村搬入田林新村后，张怡微在此地居住了整整17年。与建国初期率先得到开发的曹杨新村等地不同，田林地区的工人新村主要崛起于1980年代。i田林位于上海市区西南角，曾长期归上海县管辖，直至80年代仍留有相当的乡野风貌。张怡微回忆童年时的田林“就是一整片汪洋般的农地”。j在城市化浪潮袭来之前，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与小闸镇的农舍、棚户隔街相望。这种地理位置偏僻、发展迟缓、城乡杂处却不乏生机的“另类上海经验”，正是田林的特殊所在。 日本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提出“文学的原风景”概念，指称作家固有的、自己形成的空间。“我想是在该作家幼年期和青春期形成的。从出生到七八岁，根据父母的家、游戏场以及亲友们的环境，在无意当中形成，并固定在深层意识之中。多年以后带着不可思议的留恋心情回想起时，小时候不理解的那些风景或形象的意义会逐渐得到理解。”k工人新村堪称张怡微的“原风景”，它最初出现在作家笔下时总是笼罩着童年的光晕。这种“封闭、和美的童年的安全感、完满感”也可以从工人新村自给自足的配套设计中得到解释。田林地区从住宅、学校、医院、公园、宾馆到殡仪馆一应俱全，在单位制未解体前，工人家庭的“内部顶岗”制度也维持着工作资源的循环稳定。在张怡微早期关于“消失的小闸镇与田林”的作品中，新村的“原风景”还未褪去青春叙事的痕迹。其作品更多时候借助少年主人公的惘然之口怀念逝去的家园景象，抒发“青春梦被踏平”的感伤与怀旧情绪，尚未有太多回应深层社会变迁的自觉。l
广告媒体打造的“大上海形象”，与工人新村中陈旧的建筑、清贫实惠的生活气息、过时的政治记忆相去甚远，张怡微由此觉察出工人新村在上海文学光谱中的缺位。走在新村的街道上，“沿街可算是最上海不过的风貌，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去留意它”。m为了反拨这种被“包括在外”的失语感与错位感，张怡微以田林为据点，正面打开“仿佛是上海的背面”的工人新村文学世界，对城市空间中心/边缘的权力划分提出质疑。事实证明，“上海想象”越是固化，其内部就越容易出现源自真实生活经验的分歧与反叛。或者不妨说，正是固化的城市想象生产出了它自己的解构者，为城市地图注入了重绘的动力。
在复旦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学位期间，张怡微从王安忆处获得了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系统训练。n王安忆关于“写你熟悉的事情”的教导，令张怡微对工人新村做了大量文献功课;正式动笔前为主要人物写传的要求，也让张怡微从“自我”转向对父辈成长史的考据，在“元场景”的写作练习里为几代新村人的经验建档。这些都构成张怡微的硕士毕业作品《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重要的准备工作。
《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是张怡微对父母一辈青春往事的“纪实与虚构”，也是她迄今唯一涉足1950-1980年代的作品。女主人公茉莉的原型是张怡微的母亲，在她丈夫何宝荣身上也有张父的影子。小说用大段文字铺陈田林新村的历史沿革，以此为序幕，家住田林路65弄的“工人新村的女儿”茉莉登场。尽管叙事声音青涩，这样的开场仍能看到《长恨歌》的影响（第一章鸟瞰上海弄堂世界，引出“典型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张怡微将笔墨焦点落在上海内部的“城/乡”分野上：田林人住在城乡交界处，以“这里也是上海，我们也是上海人”自我安慰，却总忍不住向慕那个以繁华的淮海路为轴心的上海传奇，饱受“合法城市身份”的诱惑与折磨。
因此，对茉莉而言，“恢复真正的上海人”（身份）的焦虑，既结构性地内在于田林人尴尬的地理-身份处境之中，又表现为少女时期苦闷、隐秘的身体与精神内耗。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茉莉在身不由己的空间迁移中长大成人：搬出建国西路多层洋房——寄养在常州乡下——搬入田林工人新村——插队闵行塘湾镇——回城——嫁入大自鸣钟何家，每处地名、每种住宅形态都刻有顽固的空间价值等第。在新时期历史转轨时刻，茉莉借一场婚姻逃离工人新村，重返“城心”，看似是反抗革命话语对个人价值的压抑，实则付出了家毁人亡的惨痛代价。
在此，田林新村扮演了一个相当暧昧的空间符号，它提供“家”的庇护，但集体生活的桎梏、落后的物质条件又与茉莉的小布尔乔亚上海梦水火不容。茉莉逃出新村的“绝情”，在于把“家”的价值也一道否定了，以至最后陷入彷徨。这种两难，与其说是人物的，毋宁说是作者本人的——小说在一个戲剧冲突激烈、血肉模糊的切面上戛然而止，不少历史褶皱处理含混，未能找到妥善安置主人公身心归宿的答案。《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对1950-1980年代的理解、对人物身世的体察多少带有去历史化的隔膜感。张怡微也承认结尾的仓促，称其“像另一个故事的前戏”，“还没有写完”。但这种“前史”整理工作，仍为她讲述“子一代”的新村故事打下基础。在她此后几年的写作里，工人新村得到了更熨帖于“情”与“史”的价值重估，被驱逐的“家”也在更复杂的空间-伦理单位中被寻回。
三、“家宅”与离散
上海工人新村在1990年代后的式微，原本是新城开发、旧城改造全面启动后客观的现象，其能内化为作家深刻的个人记忆，与“离散经验”的冲击密不可分。在张怡微笔下，“离散”的具体形态既有亲密关系的破碎，也包含工人新村自身的拆迁和消失。但对张怡微而言，恰恰是现实中的离散，促使她以文学的方式重新锚定、凝结了工人新村中“家”的意义。此乃“离散”与“团圆”的辩证法。
在散文《旧时迷宫》中，张怡微回忆了1996年接连发生的家庭变故：外公突然离世，阴差阳错地耽误了父母升级房产以挽救婚姻的最后机会。“当时正值第一批置换房屋的潮流，我们全家都去彭浦新村看过房，几乎就要下定，无奈出了如此变故。而后我父亲离家，我和母亲索性就在田林扎根似地住下，顽固得很，也看不到变动的希望。”o父母分道扬镳，亲戚们搬出田林新村，张怡微就读的田林三小也有不少同学出国，从此音信杳无。张怡微与母亲成了“留在新村里的人”，初尝被生活淘洗、弃置于队列之末的酸楚。用小说里的话说，“是父母的分离令我逐渐揭开了成人世界的面纱，也是原生家庭的逐渐瓦解令我意识到生活的严酷”。p
如果放入一个更大的历史镜框就会发现，这一连串事情的同时发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1990年代中期，商品房小区建设速度加快，住房产权改革令新村里的房屋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引发新村工人前所未有的居住流动。具备经济能力的原著居民选择离开，搬入品质更高的社区，或加入移民大潮。但同一时期国企改制、工人大面积下岗，一部分本就拮据的新村工人更难以改善住房条件。新村从其内部产生了个体与家庭进一步的社会分层、分流，形成“混得好的都搬出去了，不会留在这种地方”的自我认知。q新世纪以后上海房价快速上涨，一再错失置换房屋良机的人，不得不接受彻底留下的命运。毋庸置疑，原生家庭的残缺，是张怡微一再写作的主题。但如果没有这种更大的“世变”镜框，“家变”或将仅仅是一桩桩私人意外与情感纠纷，但张怡微显然不愿止步于此。找到穿透“家变”与“世变”的方法，对于作家来说，是离散后的个体如何修复创伤，重建新的情感联结，追问更大的群体命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