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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妻子打败奥巴马”——2015年2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二奶杀手”张玉芬的故事，在这份以时政报道闻名的报纸上，通常是美国总统这样的政要才能上头条。张玉芬的事业成绩包括抓出“一名铁路局长有17个二奶”，中国当下反腐风暴背景，让张玉芬引起了海外媒体注意。
2015年2月27日，正月初九，张玉芬一早起来就忙着洗菜、切菜，这天中午，她要在西安的家中招待每年过年都要相聚的姐妹们。前一天，她接受了3家媒体的采访，半夜，一个来自美国媒体的电话把她吵醒，她这几天还要留心着什么时候能买到火车票回北京，去接受一家西班牙电视媒体的访谈。
“二奶侦探”张玉芬在“月亮湾”门前。
这个今年58岁的女人因为“中国第一女子侦探”、“二奶杀手”之名，十几年来，早已习惯了成为新闻关注热点，不过今年春节期间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出口转内销”，《华盛顿邮报》、德新社等外媒再次提及她的事迹后，国内媒体转载跟进，又让她走到了聚光灯下。
接近中午，张玉芬已经做好了六七个菜，而她的姐妹们也陆续到来，这些人都是她在“杀二奶”的过程中认识的，都有着因丈夫出轨而曾遭遇婚姻不幸的经历。张玉芬为每个人斟满酒：“祝大家美满平安！”大家举杯，一饮而尽。
十多年前的一个年末的夜晚，同样是在这屋子里，张玉芬和另外九位因二奶导致家庭不幸的姐妹一起，互相倾诉自己的经历，情不能自已，抱头痛哭。张玉芬站起来说：“别哭了！我们要想办法拯救自己！”她带头唱起了《国际歌》。激昂的战歌中，十姐妹决定，成立侦探社，为妻子抓二奶提供证据。彼时，“二奶杀手”的名声传遍全国。
今天，十姐妹中的其他九人都早已去世，而张玉芬和第二拨、第三拨姐妹一起，仍然在为妇女在婚姻中的维权而抗争。物是人非，“我老了，已经‘杀’不动了。”现在，她的微信账号叫做“中国妇女维权第一人”。
诉夫重婚十年路
年初九的聚会上，每来一个姐妹，张玉芬都先要为她做一碗西安传统的臊子面，其中一个搪瓷面碗，是上世纪70年代她在西安南郊长安县（今长安区）下乡当知青时的物品。张玉芬和她的前夫郭某就是在那时认识的。1981年，两人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
张玉芬的性格外向，风风火火;郭某比较腼腆，在税务局工作。性格互补的夫妻俩共同维持家庭，安宁美满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95年，张玉芬开始听到风言风语，说郭某在外面有人。起初她并不在意，近二十年的相识，让她对丈夫充满信任，在她眼里，郭某是个“和女孩子说话都要脸红的人”。直到郭某开始越来越少回家，从最开始的一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她才知道真的出事了。
1997年的一天，郭某在家里和张玉芬摊牌：“我们离婚吧。我不想跟你过了。就算外面的是一头猪，我也要跟她过。”第二天，郭某离家出走，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甚至连床单都没留下。
当时的张玉芬觉得天都要塌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个第三者居然是熟人，自己还曾和郭某一起在家里热情款待她。在痛苦和愤怒中煎熬了几天后，她决定要复仇，要用起诉重婚的方式打击出轨的丈夫和二奶，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她去派出所报案，但警察听说是出轨的事，不愿意来管;她去过妇联，那里的人说只能帮忙调解，也没法做其他的事;向法院起诉，她只能自己取证。
河南许昌春秋广场，一名中年妇女抓着“小三”的头发扭打在一起。
于是，她用最簡陋的录音机、照相机，最简单的走路骑车，一直跟踪郭某和二奶。她一路跟，郭某一路换地方住，这一跟，就是十年。她得到了许多相片、录音，还曾把郭某和二奶捉奸在床。
但是，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郭某姘居，不能证明她重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曾说：“如果邻居、同事或者居委会能提供合法证据，证实两人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才能判定为重婚。而对于姘居，法律是没有相关条文惩罚的，只能采取社会的道德制裁。”
张玉芬明白，邻居、同事、居委会都不可能给她这个证据，而要证明“公开以夫妻名义”更显得荒谬;但她依然不屈不挠，非要坚持下去。十年间，她11次起诉郭某重婚，法院11次驳回她的起诉。
张玉芬的父亲是税务干部，母亲是满族人，还曾是全国劳模。 “我父亲心特善，爱管闲事。我妈性格特刚强，干事情从来不屈服，打官司一定要打到底。我们家有个房子，以前租给别人，后来对方竟然把房子的产权写成自己的了。这个官司从1982年一直打到2007年才结束。我妈要干哪件事情，就一定要干成功。”张玉芬曾这样说过，她认为自己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2007年，法院判决张玉芬与郭某离婚。虽然未能支持张玉芬对前夫的重婚起诉，但基于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郭某与他人姘居的事实，法院将原来二人共同的住房判给了张玉芬。“他原来还说要把我赶出去，现在事实是他被赶出去了。他也被税务局辞退了，那个二奶最后也没有和他在一起。”
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张玉芬得到了解脱。
“把二奶赶尽杀绝”
在与二奶战斗的10年里，张玉芬遇到了不少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姐妹，她们互相支持，一起抓二奶、找证据。张玉芬觉得，对于别人的事，自己不合适直接冲到最前面，就给姐妹们支招。“可以用录音、照相，最有效的证据就是找到他们住的地方后，你自己去捉奸。”发现丈夫和二奶共同居住的线索后，她们就一人一天接力蹲守，直到把他们抓个正着。碰到二奶，姐妹们会一拥而上一阵撕打，还会在闹市区扒掉二奶的衣服当众羞辱她。有人会找保安和报警，但后者了解到是妻子和二奶之间的纠纷后，一般也就不管了。 2002年，在报纸上看到我国对侦探社商标注册解禁的消息，张玉芬萌生了将“打二奶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念头。她打电话给当地的报纸咨询具体政策。“她到报社来找我，来传话的同事们都带着一脸惊诧。后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她戴着一副硕大的墨镜，看上去就是个特工。”接待他的记者，现任《三秦都市报》新闻调查部主任的闫晓鸿向《新民周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觉得历历在目。
“特工”打扮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尽管原则上对商标注册开禁，但私人侦探领域在我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侦探社”的名号还是太敏感，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际从事的还是抓二奶的侦探事务，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包二爷”的证据，以便在法院判决时保护无过错方。“凤凰浴火重生”，这是张玉芬命名的含义。“形容我们生命力非常顽强，面对这么大的打击，我们没倒下，重新站起来了。”
“火凤凰”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一时间“二奶杀手”的称号传遍全国。张玉芬刚开始觉得“二奶杀手”这个叫法太凶，不太愿意被这么说，后来她渐渐觉得，二奶就得打就得杀。2008年，她与全国各处的16个遭遇相仿的人共同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中就写着：“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由于不满税务方面的不规范管理，张玉芬在2004年注销了“火凤凰”，但她“杀二奶”的行动没有停止。她开通了婚外情咨询热线，曾经一天接一百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是 164个，最大的咨询者有90岁。多年来，她用来记录打二奶的笔记本，已经用到了第34个。被媒体关注后，她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议声不绝。她在各种媒体节目上与人辩论，总是理直气壮，有时直接把反对她的人骂哭。
反对的人认为她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和隐私权，并涉嫌故意伤害。张玉芬总是坚持：“二奶就该打！小偷偷东西要打，二奶偷人就不打了？！”不过，她也承认：“二奶固然可恨，但主要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可以说，有多少二奶，就有多少坏男人！”那为何不打丈夫？张玉芬与几位姐妹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我们是女人，打不动男的。而且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总得给孩子留个面子。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老公能回头，能回归家庭。”
数年间，她指挥的打二奶行动数次遭遇警方干预，各地有数名经她指导出手打二奶的妻子都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抓。她自己也曾被西安的法院传唤过，后来因为传唤她的法官被纪委带走，此事不了了之。加上自己年龄渐长，已经“跑不动打不动”，从2009年开始，她逐渐减少了打二奶、做侦探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
情感驿站月亮湾
2014年，张玉芬的“情感驿站月亮湾”在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一处民房里开业了。“月亮代表女性，月亮湾就是女性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从2006年开始，张玉芬就有了办这样一家妇女救助站的愿望。但是那时的钱不够，在西安也没人支持她。这些年，她将调查婚外情得到的收入攒起来，加上自己的养老金，投入近10万元，终于把“月亮湾”开了起来。
这间小屋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月租400元，位于公路边上一个小山坡顶，房后就是大山。门前种了些青菜，晾衣绳上晒满了棉被。救助站看上去与普通民房并无二致，附近的大部分村民都未曾听说过它。
整个救助站只有一间房，屋子陈设简陋，进门左边就是大炕，右边靠墙则是一张单人折叠床，大部分物品都是张玉芬买的或从西安带过来的，还有一些他人捐助的床垫等。
2014年7月的一天早上，张玉芬踩着饭桌将塑料纸打印的救助站名钉在门框上，放了鞭炮之后就正式开张了，在场的除了五位受到婚姻伤害的妇女，还有两位妻子出轨的男人。许多来救助站的都是她曾经帮助或者给予建议的妇女，因为在家里无人可倾诉，就跑来北京投奔她。
张玉芬与受助妇女們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张炕上睡觉，和她们聊天，为她们做心理的疏导疗伤。她每天还会帮助疾病缠身的受助妇女做按摩、针灸治疗。
孙艳比张玉芬大一岁，来自河南平顶山，是这里的第二位住客。在她之前是一位来自徐州双腿残疾的妇女。张玉芬说，“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孙艳的丈夫2007年出轨，经过几年的纠缠在两年前离了婚。孙艳在一次“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的活动上认识了张玉芬。孙艳说因为离婚的打击，她中了风。女儿已移民国外，独自一人生活的她说，婚姻之伤旁人无法理解，“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谁也不能总听你说啊”。不久前，孙艳来到北京住进了“月亮湾”。
发生在明星夫妻身上的小三纠纷，往往会损伤明星形象，但很快，他们又会被公众原谅。
张玉芬每天给孙艳做按摩、针灸治疗。由于孙艳行动不便，她还要负责每天做三顿饭。尽管现在已经不打二奶了，但她时常会跟孙艳说起自己以前打二奶的故事，“打二奶就是要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这些回忆，她的姐妹们百听不厌。
无论在哪里，张玉芬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短信，有的是向她求助，有的是对她表示支持，“还有一个人很逗，说自己是侦察兵转业的，一上来就问我收不收徒弟。”张玉芬开心地对记者说。
除了情感治疗还远远不够，张玉芬担任被婚外情伤害的妇女的公民代理人，为她们提供代理诉讼服务。张玉芬说，如果她们需要法律援助，她在北京和西安两地都有律师朋友。
张玉芬西安家中的电视一直调在央视12套“社会与法”频道。自从她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后，她一直自学婚姻法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一本法律集子都翻烂了。她陆陆续续写下了21条对婚姻法修订的建议，包括重新界定重婚罪的判定条件、严惩出轨者、打击第三者、要求公安参与婚外情侦查等。“我参加过一些婚姻法修订的讨论会，但那些人就是不听我的。”张玉芬很无奈。
2015年2月27日，正月初九，张玉芬一早起来就忙着洗菜、切菜，这天中午，她要在西安的家中招待每年过年都要相聚的姐妹们。前一天，她接受了3家媒体的采访，半夜，一个来自美国媒体的电话把她吵醒，她这几天还要留心着什么时候能买到火车票回北京，去接受一家西班牙电视媒体的访谈。
这个今年58岁的女人因为“中国第一女子侦探”、“二奶杀手”之名，十几年来，早已习惯了成为新闻关注热点，不过今年春节期间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出口转内销”，《华盛顿邮报》、德新社等外媒再次提及她的事迹后，国内媒体转载跟进，又让她走到了聚光灯下。
接近中午，张玉芬已经做好了六七个菜，而她的姐妹们也陆续到来，这些人都是她在“杀二奶”的过程中认识的，都有着因丈夫出轨而曾遭遇婚姻不幸的经历。张玉芬为每个人斟满酒：“祝大家美满平安！”大家举杯，一饮而尽。
十多年前的一个年末的夜晚，同样是在这屋子里，张玉芬和另外九位因二奶导致家庭不幸的姐妹一起，互相倾诉自己的经历，情不能自已，抱头痛哭。张玉芬站起来说：“别哭了！我们要想办法拯救自己！”她带头唱起了《国际歌》。激昂的战歌中，十姐妹决定，成立侦探社，为妻子抓二奶提供证据。彼时，“二奶杀手”的名声传遍全国。
今天，十姐妹中的其他九人都早已去世，而张玉芬和第二拨、第三拨姐妹一起，仍然在为妇女在婚姻中的维权而抗争。物是人非，“我老了，已经‘杀’不动了。”现在，她的微信账号叫做“中国妇女维权第一人”。
诉夫重婚十年路
年初九的聚会上，每来一个姐妹，张玉芬都先要为她做一碗西安传统的臊子面，其中一个搪瓷面碗，是上世纪70年代她在西安南郊长安县（今长安区）下乡当知青时的物品。张玉芬和她的前夫郭某就是在那时认识的。1981年，两人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
张玉芬的性格外向，风风火火;郭某比较腼腆，在税务局工作。性格互补的夫妻俩共同维持家庭，安宁美满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95年，张玉芬开始听到风言风语，说郭某在外面有人。起初她并不在意，近二十年的相识，让她对丈夫充满信任，在她眼里，郭某是个“和女孩子说话都要脸红的人”。直到郭某开始越来越少回家，从最开始的一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她才知道真的出事了。
1997年的一天，郭某在家里和张玉芬摊牌：“我们离婚吧。我不想跟你过了。就算外面的是一头猪，我也要跟她过。”第二天，郭某离家出走，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甚至连床单都没留下。
当时的张玉芬觉得天都要塌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个第三者居然是熟人，自己还曾和郭某一起在家里热情款待她。在痛苦和愤怒中煎熬了几天后，她决定要复仇，要用起诉重婚的方式打击出轨的丈夫和二奶，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她去派出所报案，但警察听说是出轨的事，不愿意来管;她去过妇联，那里的人说只能帮忙调解，也没法做其他的事;向法院起诉，她只能自己取证。
于是，她用最簡陋的录音机、照相机，最简单的走路骑车，一直跟踪郭某和二奶。她一路跟，郭某一路换地方住，这一跟，就是十年。她得到了许多相片、录音，还曾把郭某和二奶捉奸在床。
但是，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郭某姘居，不能证明她重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曾说：“如果邻居、同事或者居委会能提供合法证据，证实两人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才能判定为重婚。而对于姘居，法律是没有相关条文惩罚的，只能采取社会的道德制裁。”
张玉芬明白，邻居、同事、居委会都不可能给她这个证据，而要证明“公开以夫妻名义”更显得荒谬;但她依然不屈不挠，非要坚持下去。十年间，她11次起诉郭某重婚，法院11次驳回她的起诉。
张玉芬的父亲是税务干部，母亲是满族人，还曾是全国劳模。 “我父亲心特善，爱管闲事。我妈性格特刚强，干事情从来不屈服，打官司一定要打到底。我们家有个房子，以前租给别人，后来对方竟然把房子的产权写成自己的了。这个官司从1982年一直打到2007年才结束。我妈要干哪件事情，就一定要干成功。”张玉芬曾这样说过，她认为自己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2007年，法院判决张玉芬与郭某离婚。虽然未能支持张玉芬对前夫的重婚起诉，但基于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郭某与他人姘居的事实，法院将原来二人共同的住房判给了张玉芬。“他原来还说要把我赶出去，现在事实是他被赶出去了。他也被税务局辞退了，那个二奶最后也没有和他在一起。”
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张玉芬得到了解脱。
“把二奶赶尽杀绝”
在与二奶战斗的10年里，张玉芬遇到了不少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姐妹，她们互相支持，一起抓二奶、找证据。张玉芬觉得，对于别人的事，自己不合适直接冲到最前面，就给姐妹们支招。“可以用录音、照相，最有效的证据就是找到他们住的地方后，你自己去捉奸。”发现丈夫和二奶共同居住的线索后，她们就一人一天接力蹲守，直到把他们抓个正着。碰到二奶，姐妹们会一拥而上一阵撕打，还会在闹市区扒掉二奶的衣服当众羞辱她。有人会找保安和报警，但后者了解到是妻子和二奶之间的纠纷后，一般也就不管了。 2002年，在报纸上看到我国对侦探社商标注册解禁的消息，张玉芬萌生了将“打二奶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念头。她打电话给当地的报纸咨询具体政策。“她到报社来找我，来传话的同事们都带着一脸惊诧。后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她戴着一副硕大的墨镜，看上去就是个特工。”接待他的记者，现任《三秦都市报》新闻调查部主任的闫晓鸿向《新民周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觉得历历在目。
“特工”打扮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尽管原则上对商标注册开禁，但私人侦探领域在我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侦探社”的名号还是太敏感，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际从事的还是抓二奶的侦探事务，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包二爷”的证据，以便在法院判决时保护无过错方。“凤凰浴火重生”，这是张玉芬命名的含义。“形容我们生命力非常顽强，面对这么大的打击，我们没倒下，重新站起来了。”
“火凤凰”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一时间“二奶杀手”的称号传遍全国。张玉芬刚开始觉得“二奶杀手”这个叫法太凶，不太愿意被这么说，后来她渐渐觉得，二奶就得打就得杀。2008年，她与全国各处的16个遭遇相仿的人共同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中就写着：“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由于不满税务方面的不规范管理，张玉芬在2004年注销了“火凤凰”，但她“杀二奶”的行动没有停止。她开通了婚外情咨询热线，曾经一天接一百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是 164个，最大的咨询者有90岁。多年来，她用来记录打二奶的笔记本，已经用到了第34个。被媒体关注后，她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议声不绝。她在各种媒体节目上与人辩论，总是理直气壮，有时直接把反对她的人骂哭。
反对的人认为她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和隐私权，并涉嫌故意伤害。张玉芬总是坚持：“二奶就该打！小偷偷东西要打，二奶偷人就不打了？！”不过，她也承认：“二奶固然可恨，但主要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可以说，有多少二奶，就有多少坏男人！”那为何不打丈夫？张玉芬与几位姐妹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我们是女人，打不动男的。而且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总得给孩子留个面子。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老公能回头，能回归家庭。”
数年间，她指挥的打二奶行动数次遭遇警方干预，各地有数名经她指导出手打二奶的妻子都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抓。她自己也曾被西安的法院传唤过，后来因为传唤她的法官被纪委带走，此事不了了之。加上自己年龄渐长，已经“跑不动打不动”，从2009年开始，她逐渐减少了打二奶、做侦探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
情感驿站月亮湾
2014年，张玉芬的“情感驿站月亮湾”在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一处民房里开业了。“月亮代表女性，月亮湾就是女性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从2006年开始，张玉芬就有了办这样一家妇女救助站的愿望。但是那时的钱不够，在西安也没人支持她。这些年，她将调查婚外情得到的收入攒起来，加上自己的养老金，投入近10万元，终于把“月亮湾”开了起来。
这间小屋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月租400元，位于公路边上一个小山坡顶，房后就是大山。门前种了些青菜，晾衣绳上晒满了棉被。救助站看上去与普通民房并无二致，附近的大部分村民都未曾听说过它。
整个救助站只有一间房，屋子陈设简陋，进门左边就是大炕，右边靠墙则是一张单人折叠床，大部分物品都是张玉芬买的或从西安带过来的，还有一些他人捐助的床垫等。
2014年7月的一天早上，张玉芬踩着饭桌将塑料纸打印的救助站名钉在门框上，放了鞭炮之后就正式开张了，在场的除了五位受到婚姻伤害的妇女，还有两位妻子出轨的男人。许多来救助站的都是她曾经帮助或者给予建议的妇女，因为在家里无人可倾诉，就跑来北京投奔她。
张玉芬与受助妇女們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张炕上睡觉，和她们聊天，为她们做心理的疏导疗伤。她每天还会帮助疾病缠身的受助妇女做按摩、针灸治疗。
孙艳比张玉芬大一岁，来自河南平顶山，是这里的第二位住客。在她之前是一位来自徐州双腿残疾的妇女。张玉芬说，“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孙艳的丈夫2007年出轨，经过几年的纠缠在两年前离了婚。孙艳在一次“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的活动上认识了张玉芬。孙艳说因为离婚的打击，她中了风。女儿已移民国外，独自一人生活的她说，婚姻之伤旁人无法理解，“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谁也不能总听你说啊”。不久前，孙艳来到北京住进了“月亮湾”。
张玉芬每天给孙艳做按摩、针灸治疗。由于孙艳行动不便，她还要负责每天做三顿饭。尽管现在已经不打二奶了，但她时常会跟孙艳说起自己以前打二奶的故事，“打二奶就是要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这些回忆，她的姐妹们百听不厌。
无论在哪里，张玉芬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短信，有的是向她求助，有的是对她表示支持，“还有一个人很逗，说自己是侦察兵转业的，一上来就问我收不收徒弟。”张玉芬开心地对记者说。
除了情感治疗还远远不够，张玉芬担任被婚外情伤害的妇女的公民代理人，为她们提供代理诉讼服务。张玉芬说，如果她们需要法律援助，她在北京和西安两地都有律师朋友。
张玉芬西安家中的电视一直调在央视12套“社会与法”频道。自从她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后，她一直自学婚姻法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一本法律集子都翻烂了。她陆陆续续写下了21条对婚姻法修订的建议，包括重新界定重婚罪的判定条件、严惩出轨者、打击第三者、要求公安参与婚外情侦查等。“我参加过一些婚姻法修订的讨论会，但那些人就是不听我的。”张玉芬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