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战败、赔款、割地，几乎三位一体。一贯万国来朝安享富贵尊荣的天朝上国，一败于英、再败于法也还罢了，最不能忍受的，居然败于我们几乎正眼都不瞧瞧的蕞尔小邦小东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改良还是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最为重要的两大主旋律，结果如何、过程怎样、后果孰轻孰重、是否还有他途，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笔墨官司一直打到今天，棺盖而定论不了。也许改良和革命，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彼此不能割舍。因为，双方共同的指向，都是一个“变”字。
　　事后想来，真是好笑，老佛爷他们满脑子“祖宗之法不可变”，最违背的就是“祖宗之法”了，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也不过分。中国文化哲学的核心，就是“变”字。六经之首的《易》，“易有三义”，虽然“不易”占其一，但人们最乐道的还是“变易”与“简易”，连“易穷而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系辞》文句，都是妇孺皆知了的。
　　中世纪的欧洲，上帝创世、宇宙秩序一成不变是不可撼动的铁律，那个叫布鲁诺的教士，就因为坚持哥白尼“太阳中心”的“歪理邪说”，受到跟荒淫无道的殷纣王发明的刑罚相似的迫害，真是可怜可叹。放在咱们这儿，脚下的大地虽然厚德载物，但从来没有超过天的地位，天时第一地利其次，“日月行焉，四时生焉”，这次序错不了。就是山呼万岁的时候，伟大领袖被誉为太阳，但没谁有胆量给他来个“地球中心论”嘛。晚至19世纪中叶，《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还要给人拉着猴子认祖先的事儿，咱们看着还是好稀奇。
　　所以在西方天翻地覆的太阳中心说、进化论，挨过打的中国，观念上，几乎毫无阻力地与“变”的传统接了轨。流风所至，一个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的绩溪少年，将名字改为适，就取自严几道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总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的跟风少年，估计自己都没料到，会影响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一百年，并还将影响下去。
　　大书法家颜真卿在《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中，再次叙述了那个著名的沧桑故事：“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间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麻姑的大场面、长时段沧桑，当然不是如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所可见的。但方寸之间，依然沧桑，还是斑斑可考。
　　譬如我的老家，豫南小村西杨家，即使将父辈近乎夸张的祖辈最阔时算起，最大占地，方圆不会超过10平方公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说是螺丝壳上的道场，也不算太污蔑。这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及身所见，山形虽然近似，细部大有不同，大概跟着“农业学大寨”、家庭承包以及近年的国家级“国土整治”和“新农村”工程的节奏，每有犁锄、钩机、铲车的手术。庄稼就不必说了，单是山头的植被，都换了好几回，由杂木灌木丛生的荒山，而松木、而杉木、而板栗，如今是不及一尺的油茶幼苗。
　　山光水涸的有形改变，几十年过去，健忘而卑微的记忆中，似乎一贯如此，其实远非旧章。聚族而居别无二姓的西杨家，没数过是我的多少辈，洪武年间被朱明所迫，从江西南昌启程，过鄱阳、越长江、溯倒水河而上，历经艰辛，在大别山腹地的一小块山间丘陵盆地中扎下根来。口口相传的记忆如朝露一般，早就在烈日下无影无踪，多少年的恩怨情仇筚路蓝缕，地名如同朝露的水迹，留下点联想的印痕。西杨家现在耕作的土地上，我能记得的就有胡家洼、张家坳、辛家坳、叶家塘，很显然，胡张辛叶这些家族曾经也在那片土地上生息过的。好听点说是尊重历史，不好听点说，也幸亏了祖辈的懒惰，继承的地名，还透出无限的信息。
　　稍远几步，我小妹婆家所在的那个村子大张家，鲁姓占了多数；我砍柴出省的第一站，一岭就是大张家的湖北红安陶家边，全村千把人，男人全姓方，媳妇中不知有没有姓陶的；我堂姐婆家所在的向家湾，现在都姓了陈；我妈妈娘家王岗边上的一个村子朱岗，稍微上点年纪的，辈分上我都要喊舅舅姥爷，显然都姓了王；我四姨的婆家高湾，最后一家高姓，据说也消失了几十年；……
　　所以，多少年不变、几搞几不搞什么的，说起来简单，做到怕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