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月中旬，武汉金银潭医院换工牌，多做了9块。先是钟鸣想要一块，工牌号选了9632，他在上海医学院的学号。其余8块分别属于童朝晖、邱海波、杜斌、姜利、郑霞、桑岭、潘纯和张伟。1月18日开始，9位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湖北省外的重症医学专家，平均分布在金银潭医院南楼的五六七层，成为每层重症病房的核心救治力量。
　　钟鸣在武汉抗疫75天的经历已经被外界反复讲述。他返沪那天，包机上的上海医护们撺掇着他举着医疗队的红旗第一个走出包机。上海各大媒体发出头条新闻——“上海援鄂第一人回家了”。从1月24日到4月5日，钟鸣一直在金银潭医院南六楼进行重症救治，这是临时改造的ICU隔离病房。在此之前，先到的三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童朝晖、邱海波、杜斌已经在南楼五六七层会诊了三天。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不同寻常，超出过往经验认知，比如有患者看起来只是轻微喘气，血氧饱和度其实已经跌至20————人的血氧饱和度及格线至少为90，低于70就可能昏迷。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定点收治传染病的医院，其重症医疗力量十分薄弱。坐在金银潭南七楼的医生办公室里，3位专家点名了6名全国优秀青年重症医生驰援金银潭医院。3位顶尖专家，6名青年重症医生，这是9张工牌的来历。
　　如今看来，武汉是人类遭遇新冠病毒的第一战场。在这个战场积攒的每一点经验——许多经验是死亡教学——都是全人类对抗新冠疫情的武器，第五六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也正是在此诞生，这是目前最为成熟的新冠肺炎救治经验。
　　重症病人不断往金银潭的重症病房里转。就像在走悬崖，谁也看不到绝路在何处，但只要能用各种手段——俯卧位通气、气管插管、气管切管、ECMO（体外膜肺氧合）、肺移植——托住患者多往前走几步，患者就有可能依靠自身力量消灭新冠病毒，进而让体内受到攻击的各脏器逐渐恢复。
　　最开始，钟鸣有时会想到淞沪会战。敌军强大，恐惧笼罩在上海，国人依然前赴后继。桂军、川军、东北军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上海，不断增补兵力，伤亡惨重。2月中下旬，病区里终于有一位病人成功拔管——能够自主呼吸是好转的重要表现——就好像國人苦撑许久，终于等来了台儿庄大捷。他还会想到《权力的游戏》里的多斯拉克骑兵和异鬼之间的人鬼大决战，异鬼隐于黑暗中貌不可见，多斯拉克骑兵举着火把向前冲锋，“这样的冲锋给人精神上的振奋，而非麻木于无比强大的敌人。”

二

　　在钟鸣日常工作的上海中山医院的重症病房，我才意识到疫情期间武汉重症病房的一些特殊的细节。普通的重症病房安静，总能有几个护士轮流坐着工作，武汉的重症病房里人声和机器声此起彼伏，几乎所有的仪器都在报警：血氧检测仪、输液棒、心电检测仪等等。没有人有机会坐着，有护士在小跑的过程中摔倒了，在地上打个滚爬起来。在金银潭的重症病房，通风走廊里晾着衣服，尽头放着几个大的垃圾袋：有的是医疗废物，有的是患者的遗物被临时堆放在那里。一旦有家属来医院，医生就在遗物里翻找身份证件和手机——其他遗物或因为担心沾染病毒，极少会被认领。
　　钟鸣1月23日从上海匆忙出发，1月24日进病房。进病房第一天起，钟鸣就知道自己站在历史之中。他后来用电影《寂静岭》来形容第一天进入金银潭重症病房的氛围：病区外寂寥无人，病区内的医护们穿着复杂的防护设备——作为一个重症医生，钟鸣极少面对烈性传染病。几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穿着橙色的防护服走入病区，沉默冷静，推走了逝者。
　　来武汉前，41岁的钟鸣刚刚升任中山医院的主任医师。他长于临床，能熟练应用ECMO——这是一种能够暂时替代患者心肺功能的体外支持技术，是当下最强有力的生命支持系统。为了增进研究能力，他刚刚在美国独自做完两年博士后的科研。国家卫健委和中山医院共同选择派钟鸣去武汉，正是看中他专业精湛、临床熟练。
　　但至少有20天，钟鸣不断遭遇挫败。他用各种手段想帮患者多延长一些时间，以求获得生的希望，却没能跑赢死神。新冠病毒攻击患者全身器官，有的患者自身已丧失重建能力。
　　最早援鄂的外省市医护们经历过真正的物资短缺：防护口罩一天就一个，每次佩戴时间都超过标准时间;无论是憋气的工业防护服还是薄透的不合规防护服，有得穿就行。钟鸣的病区里只有两个正压头套，大家轮着戴。戴完了就消毒，有时候钟鸣戴上头套，消毒液就滴答滴答地流下来。
　　最短缺的是氧气和人手，医院的供氧管道无法应对同一时间每个重症病人都需要的氧，突然的断氧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至于人手，几乎所有医生都会描述这样一种情况：这边抢救，那边呼救，分身乏术。
　　也在钟鸣抵汉的头20天，我和他有过两次接触，这两次接触都让我以为他是个性格忧郁的人。而四个月后在上海见面，我才发现他风趣幽默、健谈开朗、爱好运动、喜欢摄影。他一眼就认出摄影师的相机型号，两个人就摄影技术的迭代聊了20分钟。
　　我采访过武汉几十个医护，明显感到重症病房和普通病房、方舱大大不同。重症病房的医护在短期内面对了太多意料之外的死亡——重症医生的职责就是阻止死亡，即使要面对死亡，也必须经历一个搏斗的过程。2月初，钟鸣寡言，忧愁又有些游离的神情透出难以言说的痛苦：他坚持着插管一个多月的病人不见好转，他不肯放弃。他会怀疑自己自己做错了——他说只要人没有活过来，自己就可能做错了。

三

　　钟鸣和金银潭南六楼所有的医护都是背靠背，过命的交情。那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时间，来自各地的医护相聚，只为把病人救活。有过恐惧，但都埋在心里硬着头皮上。与钟鸣每日共事的金银潭医生涂盛锦，为了节约时间，每天下班后都睡在车里，“老涂从来没说过，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惊呆了。” 　　钟鸣和郑霞、桑岭住在一个酒店，3个人每天都约着一起吃饭，还会一起去转运病人。在武汉的日子里，3个人都有些压抑。我曾转达其他医生对他们的担忧，担忧他们心理压力太大，甚至有一位上海著名的心理医生说，看电视上钟鸣接受采访的状态，担心他有心理创伤，希望他快点回家。
　　他们3个人面面相觑，钟鸣问：“我有不正常吗？”
　　“没有啊，你一直挺正常的。”郑霞说。
　　“我知道了！可能是我们3个看彼此都正常，其他人看我们3个都不正常。”桑岭说。
　　3个人笑起来。
　　在武汉的日子，这3个人互相支撑。这种支撑不是鼓励或者帮助，而是只要看到彼此都在经历相似的困难，都不肯放弃，自己心里就好受了许多。“每天我们都会聊不同的病情，听到小伙伴也很难，就知道不是我太无能，是大家都在摸索。”钟鸣说。
　　相较于杜斌、邱海波和童朝晖这3位顶尖的重症医学专家，钟鸣是后生。他说他从前辈身上学到的不是医学知识，而是坚强的意志力：“永远保持极其旺盛的斗志。”
　　到了2月下旬，在漢医生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逐步累加。有些治疗措施已经很明确：必须关口前移，提前吸氧，提前插管。与此同时，全城的严格封锁和方舱的使用都阻绝了病毒传播。而总计征用的55家医院和新建的两所医院，和集中于此的全国4万名医护，极大缓解了因为没有床位而延误治疗的情况。
　　在小一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医生、护士、志愿者，还是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都曾有过一种看不到头的疲惫：重症病人不见出院，医院床位日日不足，到底何时才能看到战胜的希望。
　　直到2月20日 ，武汉新增治愈病例首次超过新增确诊病例，出现了“黄金交叉点”。此后，病人越来越少，死亡病例也逐步下降。
　　在武汉的后半程，钟鸣瘦了10斤。“整个人有些亢奋，救活了一个又救活了一个，就一直想继续干下去，一直打胜仗。”他也不再恐惧。曾经每天回到宾馆都要感受下喉咙会不会疼痛、会不会咳嗽。在隔离病房待久了，钟鸣也忘了害怕。更何况，他有段日子每天都喉咙痒，经常咳嗽——他对防护口罩的材质过敏。
　　整个武汉一鼓作气，凯歌高奏，胜利来得迅速。3月20日，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有序撤离，钟鸣也得知自己可能快走了。金银潭的重症病房留有武汉最危重的病人，钟鸣的几个病人仍处在插管或上着ECMO的状态。钟鸣不想走，但命令说要回家了，有太多人在牵挂，援鄂的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几次说希望早点让他回家。
　　离汉前几天，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接管钟鸣所在的南六楼病区。南六楼里都是最先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们，他们该休息了。交接完成后，那两晚大家一起吃饭，钟鸣都是哭着走出去。
　　返沪第一天，钟鸣把南六楼的微信群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其中多是医嘱，每一个病人都在他脑海中过了一遍。即使因为插管等原因，他极少与病人交流，但他对每个名字所代表的身体机能都记得清清楚楚。
　　4月17日，南六楼最后一个病人，在上了54天ECMO后离世，钟鸣说自己没能完成对病人的承诺。钟鸣极少看到这么配合的病人，求生欲旺盛，医生说什么做什么。插管那天，病人气喘到很难说话，在手机上打字问钟鸣：我要插管插几天。钟鸣和其他医生说，你跟他说我们就插两天，好一点的话我们就拔掉这根管子。“我非常难受，那天其实我知道他插了管，他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已经没有办法直面这件事情了。我们是骗他的，但是我们不想让他最后一点清醒的时候是带着绝望的，我们希望他带着希望进入昏迷。”
　　8月初，钟鸣分享了抗疫电视剧《救护者》的预告。主创团队曾经求教过钟鸣，戏中呈现了他熟悉的场景：重症病房里晾着的衣服、走廊上的裹尸袋、穿着橙色防护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
　　在预告里，重症医生这样说：“我没能救回所有病人，但我和他们在一起。”

获奖理由

　　钟鸣在武汉的经历像是一块棱镜，在不同的镜面，我们看到了最早遭遇新冠疫情的医护们曾经置身黑暗，看到了全国的医疗力量集中全力帮助武汉，看到了优秀的青年重症医护们举着火把驱散阴霾。这块棱镜质地坚硬，镜面纯透，在黑暗的洞穴中不断旋转寻找光亮的角度，直到这束光能照亮更多的生命。所有荣誉和难为外人道的经历，属于“九块工牌”，也属于所有参与新冠救治的医护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