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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或亲眼目睹了战争破坏性的老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战争的残酷和可怕。
关于描述65年前那场战争结束的用语，日本历来有“败战”、“终战”、“战后”几个词。后两个词听上去更含蓄些。因为，用“败战”的话，战败的是当时的日本国家和旧军部，用“战败”颇有点和过去站在同一立场、绑定过去的意思。
因此，既为了和过去划一条线，也为了照顾自己的感受，不知什么时候起，“终战”就成了当今日本约定俗成的用语。
也有人用“战后”来表示，这种表示很有些超越过去的意思。比如《读卖新闻》今年的报道，就用了“战后65周年”的说法。
据日本人自己说，战后，“和平宪法”和民主改革保证了经济增长的持续，让大多数的日本人有了“偏左的”、“进步的”、“民主的”世界观，他们不由自主地和“偏右的”、“保守的”、“维护极端天皇制”右倾的看法划出一条线。
战争亲历者的告别
时隔65年，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人们大多故去，现存的人平均年龄已经80岁以上，但他们依然在努力着，把自己的经历转告给下一代，让人们了解战争的残酷和悲惨，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二次大战中在东京日本陆军多摩机场服务的30名士兵，7月20日再次相聚，相聚地点为原陆军机场旧址的美军横田基地，召集人是92岁高龄的原少佐伊藤忠夫。
横田基地方面表示：“美国空军会像对本国退役军人一样对这些老兵致以敬意。”多摩飞机场是日本陆军飞行试验部和航空整备学校立川教育队共用的机场，当时，拥有幅宽50米、长度1200米的跑道，号称当时亚洲最长的跑道。1945年9月被美军接收，现为美军横田基地。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为将当时的悲惨记录留下来，希望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人一定参加，”伊藤对大家说，“如果没有知道的人，多摩机场的过去会被历史湮没，一定要趁活着再次相聚互相谈谈多摩机场。”
此前，伪满建国大学毕业生最后的同学会6月8日在东京举行。他们从1979年开始每年在各地举行同学会，后因会员高龄化，停止了活动。今后，只有部分会员的联谊活动会继续举行。
伪满建国大学1938年在长春开办，1945年随日本战败而关闭。日本为了培养伪满“建国人才”，免除全部学费，还发给零用钱。入学学生的半数是日本人，其他为中国人、朝鲜人、蒙古族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毕业生约1500人。
战后，有不少人进入日本政界、经济界、新闻报道界。现在毕业生已有2／3去世或去向不明，活着的人也都80岁以上了。出席最后的同学会的人包括家属约120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同学会为会员提供了社交圈，对会员在社会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石川县的伤残军人会在战争结束时，正式会员多达4600余人。现在只剩下270人左右，平均年龄88岁，最年轻的会员也已86岁。该会原先在全县有12处支部，主要是照顾伤残军人的生活，有正式会员会、夫人会，还有他们的子女构成的家属会。但最近两年，随着会员的高龄化，几处支部负责人相继住院，又找不到接任人，只好由金泽市的事务局直接管理。
据某支部负责人介绍，“随着年龄增大，这些伤残军人都越来越依赖本会”。军人会的负责人要准备每年一次的大会、出席会员葬礼、发送信件、收集会费，到会员家里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由会员的孩子们组成的“家属会”人数很少，行政上也难以给予更多援助。
某支部负责人的妻子向《世界博览》记者介绍：“总之是凑合维持吧。我们要是出了事，支部就自生自灭了。年轻人连‘伤痍(日语表示伤残的汉字)’怎么读都不知道，以后会越来越不行的。”
现年90岁的原海军特攻队员宇野浩一为让年轻人了解战争，谈了自己65年前的经历。宇野于1943年应招成为海军飞行科预备学生，主要作为随侦察机出航的侦察员。
原子弹爆炸前一天，宇野从香川奉命前往福冈玄海基地调查，6日早上登上本州，乘火车夜里抵达半途的广岛站，他下到无人的站台上，站员禁止他们走出站外。周围一片漆黑，烟雾已经消散，远处能看到一处处蓝白色的火焰。
“能闻到一种奇臭，也许是人体烧焦的气味”。当时，原子弹爆炸只过了十几个小时，车站距离爆炸中心只有1.9公里。后来才听说造成这种破坏的是“新型炸弹”。
到了日本快战败时，预备学生作为特攻队参加战斗，战死士官790人，其中有448人是宇野同期同学。幸运的宇野尚未出击，日本已经投降，但他至今还保留着登有自己名字的特攻队员花名册。20年前宇野患了膀胱癌，但他动了手术，躺在病床上时，开始考虑自己应做的事情。病愈后，他在当地组织了学习小组，和其他人交流人生的体验。宇野说：“无所事事地活下去，特攻中战友之死的意义就会被全部忘却，我要以所剩无多的生命，传递经历过战争的人真正的想法。”
现年81岁的原满蒙开拓团员桂川慎一，7月31日在自己岐阜县下吕市举行讲演，讲述自己经历的战败悲剧：桂川所在的开拓团叫凤凰开拓团，从1940年开始移人中国黑龙江省，到战争结束时有60家、279人。其中的215人在1945年8月集体自杀而亡，除去病死和失踪的人，后来回到日本的只有48人。那年桂川16岁。
1945年8月9日苏联参战后，开拓团员用村里的警备用枪准备抵抗，8月15日收到战败广播。之后“天皇自裁了”的谣言不胫而走，开拓团指示团员“抱全体自裁决心”，并配发了自杀的药。
听说苏军强奸女性，桂川1 8岁的姐姐说“还是死了好”，但正在怀孕的母亲对父亲说，为了桂川幼小的弟妹不想死。最终，桂川家母亲姐姐以下9人死亡，父亲带着桂川逃离了开拓团。8月24日夜，有两家人集中在一起想用手榴弹自杀，刚把房子点着火，13岁的儿子飞奔出逃，父亲请求别人用枪打死了他。还有的孩子叫着“先杀了我吧”。
桂川痛心地说：“集体自杀是悲惨的死，战争让人发狂。”桂川回国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手稿。5年前，他想“让人听自己经历也是一种供奉”，开始到当地寺庙谈自己的经历，现在每年讲演数次，还将手稿出版。
2010年8月1日，在广岛举办了国内外收集的和平签名彩带活动。这是以原子弹被害者中的7位女士为中心组织的，从1990年开始每5年举行一次。现在，7位女士已有3位故去。已经80岁高龄的组织者之一渡边美代子说：“对于高龄的我们，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希望大家把祈愿和平的活动延续下去。”
渡边曾遭遇广岛的原子弹袭击，父亲受伤，很快死去，哥哥也因曾参加原子弹爆炸后的救助活动，18年后患骨髓性白血病而亡。
战后，渡边一直从事原子弹被炸经历的证言活动。1989年，他结识了在美国参加和平运动的女性活动家，于是结 18.8万人，出生于冲绳的人为12.2万人。其中，普通民间人士为9万4000人。但也有部分研究者推算冲绳死亡人数在15万以上。而美军死亡仅1.25万人、负伤7.2万人。
涉及冲绳之战日本平民的巨大伤亡，很多研究者和冲绳之战经历者证实，是日本军方强迫民间人士“集体自杀”造成的，自民党控制下的文部省和另外一些历史研究者则极力证明没有军队参与的证据，双方甚至发展成法庭论战，教科书的记载也因此一改再改。
但是，当时的真相很难搞清，为数很少的知情者也因顾忌各方利益屡屡修改证词。时至今日，造成民间如此巨大牺牲的原因依然没有搞清。但冲绳民众的立场很坚决，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军方的强迫，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百姓伤亡。美国最近拍的《太平洋战争》系列剧中，也有一组日军强迫老百姓打头阵、当人体炸弹的场景。反衬出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战后65周年之际，当然也有偏右的声音。但今年，这些主张主要集中在远东审判，集中在对美国的批判上。
《产经新闻》社旗下杂志《正论》的终战65周年特辑中，刊登了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的言论，大谈什么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对战争的反省是自虐史观。并将给外国人参政权、夫妇不同姓氏、设置人权灾害救济机构全部定性为“反国家思想”，是将自虐史观制度化。需要维新，重塑日本国家。完全是一副极右的国粹主义嘴脸。
一些文学作品也能表现日本的意识深层，比如仓本聪的剧本《归国》今年就很热门，以话剧和电视剧的形式分别上演。剧本改编自195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塞班来的列车》，由TBS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版，更有北野武和小栗旬等著名演员参与演出。
该剧的内容讲8月15日终战之夜，一辆时刻表上未载的列车，进入安静的东京站台。车中乘客是60多年前在南面海中“玉碎”、沉于海底的日军魂魄，他们是想看看已经和平了的故国，之后将看到的一切，传达给在南海中日夜漂浮的更多冤魂。该剧描写他们归国时看到的一切。60多年后的日本，物质上的丰富和精神上的贫困共存，孤寂的老人、成为植物人被抛弃不管的战死者亲人、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忽左忽右的媒体、经过了65年依然搁置的靖国神社，战死的“英灵们”感到倍受打击、惶惑无地。“我们不想为了制造这个空虚的日本而战死!各队登车，回南海!”
仓本聪回顾说：“战争结束过了60多年，战争记忆随风而去。有的孩子甚至不知道日本曾和美国打仗。对于少年时代在战争中度过的我们，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忘记了就完了的事。经过了60多年空白回到这个国家，英灵们的惊愕令人无法想象。这是镇魂之剧，是愤怒和悲痛之剧。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了，但可以做一个时代的小小证人而将他留下来。”
仓本聪在《归国》后记里这样说：“有人死两次之说。第一次是肉体死亡时，第二次是完全被忘记时。作为至少体验了那场战争的最后一代人，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忘记。”
这种复杂心境，可以说是日本知识界战后65周年的写照。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是随着经济上、防卫上对美依赖的减轻，日本的知识界对美国指责之声渐渐地大起来。但这种指责有点像空对空导弹，短期内掀不起大浪。另一方面，绕着问题走、不去刺激麻烦的对手，也是日本人居家过日子的法宝之一。
关于描述65年前那场战争结束的用语，日本历来有“败战”、“终战”、“战后”几个词。后两个词听上去更含蓄些。因为，用“败战”的话，战败的是当时的日本国家和旧军部，用“战败”颇有点和过去站在同一立场、绑定过去的意思。
因此，既为了和过去划一条线，也为了照顾自己的感受，不知什么时候起，“终战”就成了当今日本约定俗成的用语。
也有人用“战后”来表示，这种表示很有些超越过去的意思。比如《读卖新闻》今年的报道，就用了“战后65周年”的说法。
据日本人自己说，战后，“和平宪法”和民主改革保证了经济增长的持续，让大多数的日本人有了“偏左的”、“进步的”、“民主的”世界观，他们不由自主地和“偏右的”、“保守的”、“维护极端天皇制”右倾的看法划出一条线。
战争亲历者的告别
时隔65年，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人们大多故去，现存的人平均年龄已经80岁以上，但他们依然在努力着，把自己的经历转告给下一代，让人们了解战争的残酷和悲惨，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二次大战中在东京日本陆军多摩机场服务的30名士兵，7月20日再次相聚，相聚地点为原陆军机场旧址的美军横田基地，召集人是92岁高龄的原少佐伊藤忠夫。
横田基地方面表示：“美国空军会像对本国退役军人一样对这些老兵致以敬意。”多摩飞机场是日本陆军飞行试验部和航空整备学校立川教育队共用的机场，当时，拥有幅宽50米、长度1200米的跑道，号称当时亚洲最长的跑道。1945年9月被美军接收，现为美军横田基地。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为将当时的悲惨记录留下来，希望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人一定参加，”伊藤对大家说，“如果没有知道的人，多摩机场的过去会被历史湮没，一定要趁活着再次相聚互相谈谈多摩机场。”
此前，伪满建国大学毕业生最后的同学会6月8日在东京举行。他们从1979年开始每年在各地举行同学会，后因会员高龄化，停止了活动。今后，只有部分会员的联谊活动会继续举行。
伪满建国大学1938年在长春开办，1945年随日本战败而关闭。日本为了培养伪满“建国人才”，免除全部学费，还发给零用钱。入学学生的半数是日本人，其他为中国人、朝鲜人、蒙古族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毕业生约1500人。
战后，有不少人进入日本政界、经济界、新闻报道界。现在毕业生已有2／3去世或去向不明，活着的人也都80岁以上了。出席最后的同学会的人包括家属约120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同学会为会员提供了社交圈，对会员在社会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石川县的伤残军人会在战争结束时，正式会员多达4600余人。现在只剩下270人左右，平均年龄88岁，最年轻的会员也已86岁。该会原先在全县有12处支部，主要是照顾伤残军人的生活，有正式会员会、夫人会，还有他们的子女构成的家属会。但最近两年，随着会员的高龄化，几处支部负责人相继住院，又找不到接任人，只好由金泽市的事务局直接管理。
据某支部负责人介绍，“随着年龄增大，这些伤残军人都越来越依赖本会”。军人会的负责人要准备每年一次的大会、出席会员葬礼、发送信件、收集会费，到会员家里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由会员的孩子们组成的“家属会”人数很少，行政上也难以给予更多援助。
某支部负责人的妻子向《世界博览》记者介绍：“总之是凑合维持吧。我们要是出了事，支部就自生自灭了。年轻人连‘伤痍(日语表示伤残的汉字)’怎么读都不知道，以后会越来越不行的。”
现年90岁的原海军特攻队员宇野浩一为让年轻人了解战争，谈了自己65年前的经历。宇野于1943年应招成为海军飞行科预备学生，主要作为随侦察机出航的侦察员。
原子弹爆炸前一天，宇野从香川奉命前往福冈玄海基地调查，6日早上登上本州，乘火车夜里抵达半途的广岛站，他下到无人的站台上，站员禁止他们走出站外。周围一片漆黑，烟雾已经消散，远处能看到一处处蓝白色的火焰。
“能闻到一种奇臭，也许是人体烧焦的气味”。当时，原子弹爆炸只过了十几个小时，车站距离爆炸中心只有1.9公里。后来才听说造成这种破坏的是“新型炸弹”。
到了日本快战败时，预备学生作为特攻队参加战斗，战死士官790人，其中有448人是宇野同期同学。幸运的宇野尚未出击，日本已经投降，但他至今还保留着登有自己名字的特攻队员花名册。20年前宇野患了膀胱癌，但他动了手术，躺在病床上时，开始考虑自己应做的事情。病愈后，他在当地组织了学习小组，和其他人交流人生的体验。宇野说：“无所事事地活下去，特攻中战友之死的意义就会被全部忘却，我要以所剩无多的生命，传递经历过战争的人真正的想法。”
现年81岁的原满蒙开拓团员桂川慎一，7月31日在自己岐阜县下吕市举行讲演，讲述自己经历的战败悲剧：桂川所在的开拓团叫凤凰开拓团，从1940年开始移人中国黑龙江省，到战争结束时有60家、279人。其中的215人在1945年8月集体自杀而亡，除去病死和失踪的人，后来回到日本的只有48人。那年桂川16岁。
1945年8月9日苏联参战后，开拓团员用村里的警备用枪准备抵抗，8月15日收到战败广播。之后“天皇自裁了”的谣言不胫而走，开拓团指示团员“抱全体自裁决心”，并配发了自杀的药。
听说苏军强奸女性，桂川1 8岁的姐姐说“还是死了好”，但正在怀孕的母亲对父亲说，为了桂川幼小的弟妹不想死。最终，桂川家母亲姐姐以下9人死亡，父亲带着桂川逃离了开拓团。8月24日夜，有两家人集中在一起想用手榴弹自杀，刚把房子点着火，13岁的儿子飞奔出逃，父亲请求别人用枪打死了他。还有的孩子叫着“先杀了我吧”。
桂川痛心地说：“集体自杀是悲惨的死，战争让人发狂。”桂川回国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手稿。5年前，他想“让人听自己经历也是一种供奉”，开始到当地寺庙谈自己的经历，现在每年讲演数次，还将手稿出版。
2010年8月1日，在广岛举办了国内外收集的和平签名彩带活动。这是以原子弹被害者中的7位女士为中心组织的，从1990年开始每5年举行一次。现在，7位女士已有3位故去。已经80岁高龄的组织者之一渡边美代子说：“对于高龄的我们，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希望大家把祈愿和平的活动延续下去。”
渡边曾遭遇广岛的原子弹袭击，父亲受伤，很快死去，哥哥也因曾参加原子弹爆炸后的救助活动，18年后患骨髓性白血病而亡。
战后，渡边一直从事原子弹被炸经历的证言活动。1989年，他结识了在美国参加和平运动的女性活动家，于是结 18.8万人，出生于冲绳的人为12.2万人。其中，普通民间人士为9万4000人。但也有部分研究者推算冲绳死亡人数在15万以上。而美军死亡仅1.25万人、负伤7.2万人。
涉及冲绳之战日本平民的巨大伤亡，很多研究者和冲绳之战经历者证实，是日本军方强迫民间人士“集体自杀”造成的，自民党控制下的文部省和另外一些历史研究者则极力证明没有军队参与的证据，双方甚至发展成法庭论战，教科书的记载也因此一改再改。
但是，当时的真相很难搞清，为数很少的知情者也因顾忌各方利益屡屡修改证词。时至今日，造成民间如此巨大牺牲的原因依然没有搞清。但冲绳民众的立场很坚决，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军方的强迫，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百姓伤亡。美国最近拍的《太平洋战争》系列剧中，也有一组日军强迫老百姓打头阵、当人体炸弹的场景。反衬出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战后65周年之际，当然也有偏右的声音。但今年，这些主张主要集中在远东审判，集中在对美国的批判上。
《产经新闻》社旗下杂志《正论》的终战65周年特辑中，刊登了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的言论，大谈什么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对战争的反省是自虐史观。并将给外国人参政权、夫妇不同姓氏、设置人权灾害救济机构全部定性为“反国家思想”，是将自虐史观制度化。需要维新，重塑日本国家。完全是一副极右的国粹主义嘴脸。
一些文学作品也能表现日本的意识深层，比如仓本聪的剧本《归国》今年就很热门，以话剧和电视剧的形式分别上演。剧本改编自195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塞班来的列车》，由TBS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版，更有北野武和小栗旬等著名演员参与演出。
该剧的内容讲8月15日终战之夜，一辆时刻表上未载的列车，进入安静的东京站台。车中乘客是60多年前在南面海中“玉碎”、沉于海底的日军魂魄，他们是想看看已经和平了的故国，之后将看到的一切，传达给在南海中日夜漂浮的更多冤魂。该剧描写他们归国时看到的一切。60多年后的日本，物质上的丰富和精神上的贫困共存，孤寂的老人、成为植物人被抛弃不管的战死者亲人、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忽左忽右的媒体、经过了65年依然搁置的靖国神社，战死的“英灵们”感到倍受打击、惶惑无地。“我们不想为了制造这个空虚的日本而战死!各队登车，回南海!”
仓本聪回顾说：“战争结束过了60多年，战争记忆随风而去。有的孩子甚至不知道日本曾和美国打仗。对于少年时代在战争中度过的我们，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忘记了就完了的事。经过了60多年空白回到这个国家，英灵们的惊愕令人无法想象。这是镇魂之剧，是愤怒和悲痛之剧。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了，但可以做一个时代的小小证人而将他留下来。”
仓本聪在《归国》后记里这样说：“有人死两次之说。第一次是肉体死亡时，第二次是完全被忘记时。作为至少体验了那场战争的最后一代人，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忘记。”
这种复杂心境，可以说是日本知识界战后65周年的写照。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是随着经济上、防卫上对美依赖的减轻，日本的知识界对美国指责之声渐渐地大起来。但这种指责有点像空对空导弹，短期内掀不起大浪。另一方面，绕着问题走、不去刺激麻烦的对手，也是日本人居家过日子的法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