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比傅斯年小一岁，迟一年入学，迟一年出国留学，本行专业也是历史学。他们是五四运动的两大学生领袖，当时出足了风头，傅斯年洋洋得意地认领陈胜，那个吴广，无疑应该是罗家伦。
　　罗家伦考上大学时21岁，有点晚，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大学已毕业。据说他的数学是零分，因为作文被胡适看中，得了满分，最后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12年后，罗家伦踌躇满志当上了清华大学校长，有个考生数学成绩也是一塌糊涂，英文和国文非常优秀，最后由罗家伦亲自拍板，由外语系录取，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类似的高考佳话，很容易误人子弟，让一根筋的孩子上当，文理偏科肯定不是好事，天下没几个罗家伦和钱钟书，也没那么多的伯乐。
　　罗家伦在国外留学，跑了诸多国家。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上过课，又去过英国伦敦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前后一共六年时间，听过的课五花八门，正经八百的学位，就算是有，估计也不太靠谱。好在那时候的中国，讲究学历，不在乎文凭，更无所谓学位。譬如饱学之士陈寅恪就没学位，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副博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
　　朱东润（1896-1988，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曾留学英国，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对罗家伦没什么太好评价，他自传中的有关文字，读了忍不住要笑出声来。1930年，罗家伦在武汉大学做历史系教授，慑于五四领袖的名声，又是刚从清华校长位置上下来，听他课的人很多，窗台上都挤满了。罗家伦不谈历史，开口先英文如何，法文如何，德文和意大利文又如何，说不弄通几门外语，没资格研究历史，吓得学生都不敢吭气。
　　这情景很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钱给罗写信，自称门人，口气十分恭敬，恭敬归恭敬，该挖苦的忍不住还得说几句。几乎不用比较，读者就会想到是谁。罗家伦当教授，说白了就是来头大，一下子先把学生给吓住，然而静下心来，正经八百谈学问，给学生认真上课，恐怕也是勉为其难。学问学问，首先要学会问，如果光会一个问，也还不能算真学问。
　　罗家伦与诗人徐志摩同年，都是浙江老乡，都有差不多的欧美游学经历。不过，他们似乎没太多交往，性格上，显然也不是一路人。五四后那一代留学生，有的所谓志存高远，有时就是好高骛远。譬如徐志摩，刚出国学的是银行，一心想当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那样的杰出人物，但很快改了主意，开始痛恨资本主义，博士头衔也不要了，干脆去英国追随哲学家罗素。
　　根据张幼仪回忆，与徐志摩离婚后，罗家伦追求过她，那时候她才23岁，虽然是被遗弃的少妇，却楚楚可怜，很招人疼爱。罗家伦回忆说，当年为了促成离婚，曾在一家餐馆帮徐志摩出过主意，准备为张幼仪寻找个下家，并且当堂拍板敲定，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哲学家金岳霖。没想到金也正好在这家餐馆吃饭，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自己，立刻跑出来，当场谢绝了这番好意。
　　罗家伦追求过张幼仪，毕竟是一面之词，说不准。张出身名门，后来又靠自己打拼成功，就算有过一段感情的小插曲，也不能算辱没了谁。不管怎么说，以合格的老公而论，罗要比徐靠谱得多。更何况当年的学生仿佛刚出炉的烧饼，个个都很抢手，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就很看好罗家伦，曾委托蔡元培做媒。
　　与傅斯年相比，罗家伦更像政客。他跟国民党关系很深，是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和国民党一起打过天下，为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出过力，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少将军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坚定不移地站在蒋介石一边，除了担当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之外，他还当过首任驻印度大使（1947年），晚年定居台北，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任“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一生中的最大贡献，是对南京大学的建设。说起南大校史，掰开手指数校长，说来说去，最不应该忘记的，还是这位抗战前后主政校务11年的老校长。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罗家伦当校长的那段日子，利用国民政府定都的大好机会，占天时得地利，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发展。
　　与傅斯年一样，罗家伦的真正强项，是当学问研究者的领导，是很不错的学术官僚、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那几年的中央大学，因为罗家伦的尽职尽力，一心想成为德国的柏林大学，成为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伦敦的剑桥和牛津，而当仁不让地升为中国第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