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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是他们的舞台，冰冷错落的脚手架上，他们无休无止地跳动。而脚手架下面包裹的富丽堂皇的舞场永远不属于他们。
他们就是脚手架上孤独的舞者，舞场的建造者，一群群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
当舞者表演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歇场。他们的舞台很高很高，高得甚至随时有跌下来的危险，即使这样，依然引不起观众的喝彩。但是，舞者依然奉献自己华丽的步伐。这是舞者的坚强，也是无奈。什么时候，我的舞步可以停止，什么时候，我的舞步会引来高贵的看客。
脚手架是他们的舞台，冰冷错落的脚手架上，他们无休无止地跳动。而脚手架下面包裹的富丽堂皇的舞场永远不属于他们。
他们就是脚手架上孤独的舞者，舞场的建造者，一群群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
这些为一个个城市建起一座座高楼的舞者。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和关爱，不仅仅是劳务费，还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谢。
因为，在脚手架上，他们跳得实在太美丽了。
城市生活
有一部电视剧的开篇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种职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幸福和明天打在行李卷里，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寄居在繁华而陌生的城市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汗水不再浇灌农田，而更多的灌溉着城市——那就是“农民工”。
2008年9月2日晚上8时许，郑州北环车辆穿梭，人群涌动，道路两旁的小花园内坐满了出来休闲的人们。这时，在某建筑工地前的人行道边，记者与数十名农民工席地而坐，听他们倾诉着在城市打工生活的艰辛与磨难。
“俺没文化，只有干苦力的命了。”王四长自嘲道。
王四长今年40岁，商丘民权县人，2个月前第一次来到郑州就做钢筋架子工、每天70元钱，家里2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均辍学，现在无锡打工。
“高空作业真苦呀!特别是夏季，太阳晒得快热死了，还要在上面工作，不干活人家不给你钱，工期慢一点也不行。”来自睢县的唐自尊道，“这种活儿上不养老下不养小，只有我们这些有力气的人才能干”。
刚来时，唐自尊和老乡住在施工楼里的一间大厅里，200多个人男女混住，极不方便，7月份天又热，屋子里汗味、脚臭味混在一块儿，实在受不了，唐自尊就开始琢磨“新家”。有天晚上，他出去转，看到北环路两边睡满了人，凉快自在。第二天，他就裹个麻布口袋，找了个位置，倒地一觉睡到天亮。“后来就发现麻烦了，睡马路总有汽车吵，喇叭“嘀嘀”的，特烦人。现在到了秋天，地上很凉，更睡不好，早起脚步都是虚的，背起东西也东倒西歪。想想，还是住大厅吧，把身体糟践坏了，找不到活儿还不得饿死?”唐自尊无奈地摇摇头。
“你们工闲时都干点啥?有电视、报纸、杂志可看吗?”记者问。
“工程紧的时候，每天干的活很多，没有星期天。”坐在一边的李建设插话说，“我们每天都重复着三件事，吃饭、睡觉、上工。夏天每天要干12个小时以上，冬天每天也要10个小时。干活后累得就想睡觉，哪有时间看电视、看书呀。上眼皮一碰下眼皮，倒下就睡着了。不养足精神，施工容易出危险。”
……
据了解，在民工中最累、最苦的是这些脚手架上的建筑工。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却做着社会上最上层的建筑!
小小理想
“我的理想是以后考上大学，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买个房子，让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今年初中毕业的杨男对记者说。
“农民工”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据估计到2010年将超过两亿人。在这个群体中，想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并不少，但城市过高的门槛、过低的劳动报酬使他们只能站在城市边缘徘徊。
杨男今年16岁，暑假在家没事可做，就跟着父母从商丘市睢县老家来郑州工地“体验生活”。“我每天5点半起床，6点半至12点半、14点半至18点半上班，22点左右睡觉。如果要请假，就没有工钱。我在这里做小工，很累!但每天还可以赚到40块钱呢。”杨男兴奋不已。此时，杨男的父亲杨得志和母亲胡凤手里提着刚买回来的青菜穿过马路。
“我们打工都10多年了，攒了点钱本想在郑州郊区买个便宜的房子，但去年大儿子结婚盖房花了十几万，家里钱一下子就光了，于是，我们就全家出来打工挣钱。我们夫妻俩人除去伙食费和花销，一季可挣七八千元钱，一年能拿回去一万多元钱。”杨得志笑着说。
看着他们手里提着菜，记者不解地问：“现在不是工地都包吃住吗?你们买菜做什么?”胡凤介绍，现在好多建筑工地的食堂是采用承包形式，不管吃住。“城里什么都比农村贵，菜也一样，我们做饭吃每人每天平均都在6元以上，但比大伙饭好得多，能吃好”。
“我的要求很简单，快八月十五了，在过节之前能发一部分工资让回家过节就好。”另一位南阳籍赵大嫂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是每月按时发150元生活费。工程结束后再发全部工资，可是，最后结账时就出现了问题，“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承包形式做工，在开工之前技术员也不具体谈质量，但做完工后他们说我们质量有问题，就扣钱，扣得我们几乎都没钱了。要是能扣少点我们也能接受呀”。
“城市里这么漂亮，不想出去转转吗?”记者问。
“咋不想出去转转呀!但出去是要花钱的。坐公交一个来回最便宜还得二块钱哩，买衣服吧，太贵了不敢买，就从老家带来。你不想想，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几个钱呀”。
匆匆过客?
城市应该属于谁?是市民，还是包括进城的农民工?
据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后又回到农村。他们的年龄往往集中在18岁到35岁。女的成家后、男的40岁后就开始回去，因为在城里就业的难度增大，强体力活不能干了。真正城市化的农民工还不多。并且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使他们的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也被城市里的人所认同。
“看着人家城里人抽的烟都是10元以上的，很羡慕。以前咱只能抽散花烟(4元钱一包)，最好也只是抽5元一包的红旗渠烟，现在咱的档次也和他们差不多了。”
“我很喜欢城市，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能给的机会比农村多得太多了。曾经想来城里生活，但我打工也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在考虑到以后孩子的上学、户口、医疗等问题呀，我就再也不敢多想了……”
“我们虽在城市里打工，但基本上不和城里的人接触，一般情况老乡总会被安排住在一起，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晚上要是不加班，我们会一起到街上散散步，到热闹地方的路边坐坐，看看在城市里的自己亲手建造的建筑物，引以为傲。”
“以前城市里的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出去坐公交车，有的司机竟然不让我们上车，嫌我们脏。现在可能是跟他们经常接触的原因吧，他们变得很尊重我们。”
当我们端坐在都市高楼大厦中，我们是否会想到有那么一批人曾经建造这座大楼，当我们徜徉在都市条条大道上，我们是否会抬头看一下那些在脚手架上忙忙碌碌的农民工。他们从睁开两只眼开始，一直忙到城市灯红酒绿时。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更没有party的时候。他们就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起起伏伏，随时都有失足跌落的危险。他们渴望在这个城市里驻足，不希望只是这个都市到下一个都市的匆匆过客。他们希望自己孤独舞步会引来观众发自心底的喝彩。
采访即将结束，这些憨厚的农民工们要求给他们合影留念。于是记者拿起相机，按动快门，把时间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9月2日晚上9点30分。相机屏幕上出现的是一群光着膀子在郑州市北环路两边打地铺过夜的农民工，他们脸上挂满了沧桑……
他们就是脚手架上孤独的舞者，舞场的建造者，一群群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
当舞者表演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歇场。他们的舞台很高很高，高得甚至随时有跌下来的危险，即使这样，依然引不起观众的喝彩。但是，舞者依然奉献自己华丽的步伐。这是舞者的坚强，也是无奈。什么时候，我的舞步可以停止，什么时候，我的舞步会引来高贵的看客。
脚手架是他们的舞台，冰冷错落的脚手架上，他们无休无止地跳动。而脚手架下面包裹的富丽堂皇的舞场永远不属于他们。
他们就是脚手架上孤独的舞者，舞场的建造者，一群群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
这些为一个个城市建起一座座高楼的舞者。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和关爱，不仅仅是劳务费，还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谢。
因为，在脚手架上，他们跳得实在太美丽了。
城市生活
有一部电视剧的开篇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种职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幸福和明天打在行李卷里，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寄居在繁华而陌生的城市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汗水不再浇灌农田，而更多的灌溉着城市——那就是“农民工”。
2008年9月2日晚上8时许，郑州北环车辆穿梭，人群涌动，道路两旁的小花园内坐满了出来休闲的人们。这时，在某建筑工地前的人行道边，记者与数十名农民工席地而坐，听他们倾诉着在城市打工生活的艰辛与磨难。
“俺没文化，只有干苦力的命了。”王四长自嘲道。
王四长今年40岁，商丘民权县人，2个月前第一次来到郑州就做钢筋架子工、每天70元钱，家里2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均辍学，现在无锡打工。
“高空作业真苦呀!特别是夏季，太阳晒得快热死了，还要在上面工作，不干活人家不给你钱，工期慢一点也不行。”来自睢县的唐自尊道，“这种活儿上不养老下不养小，只有我们这些有力气的人才能干”。
刚来时，唐自尊和老乡住在施工楼里的一间大厅里，200多个人男女混住，极不方便，7月份天又热，屋子里汗味、脚臭味混在一块儿，实在受不了，唐自尊就开始琢磨“新家”。有天晚上，他出去转，看到北环路两边睡满了人，凉快自在。第二天，他就裹个麻布口袋，找了个位置，倒地一觉睡到天亮。“后来就发现麻烦了，睡马路总有汽车吵，喇叭“嘀嘀”的，特烦人。现在到了秋天，地上很凉，更睡不好，早起脚步都是虚的，背起东西也东倒西歪。想想，还是住大厅吧，把身体糟践坏了，找不到活儿还不得饿死?”唐自尊无奈地摇摇头。
“你们工闲时都干点啥?有电视、报纸、杂志可看吗?”记者问。
“工程紧的时候，每天干的活很多，没有星期天。”坐在一边的李建设插话说，“我们每天都重复着三件事，吃饭、睡觉、上工。夏天每天要干12个小时以上，冬天每天也要10个小时。干活后累得就想睡觉，哪有时间看电视、看书呀。上眼皮一碰下眼皮，倒下就睡着了。不养足精神，施工容易出危险。”
……
据了解，在民工中最累、最苦的是这些脚手架上的建筑工。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却做着社会上最上层的建筑!
小小理想
“我的理想是以后考上大学，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买个房子，让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今年初中毕业的杨男对记者说。
“农民工”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据估计到2010年将超过两亿人。在这个群体中，想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并不少，但城市过高的门槛、过低的劳动报酬使他们只能站在城市边缘徘徊。
杨男今年16岁，暑假在家没事可做，就跟着父母从商丘市睢县老家来郑州工地“体验生活”。“我每天5点半起床，6点半至12点半、14点半至18点半上班，22点左右睡觉。如果要请假，就没有工钱。我在这里做小工，很累!但每天还可以赚到40块钱呢。”杨男兴奋不已。此时，杨男的父亲杨得志和母亲胡凤手里提着刚买回来的青菜穿过马路。
“我们打工都10多年了，攒了点钱本想在郑州郊区买个便宜的房子，但去年大儿子结婚盖房花了十几万，家里钱一下子就光了，于是，我们就全家出来打工挣钱。我们夫妻俩人除去伙食费和花销，一季可挣七八千元钱，一年能拿回去一万多元钱。”杨得志笑着说。
看着他们手里提着菜，记者不解地问：“现在不是工地都包吃住吗?你们买菜做什么?”胡凤介绍，现在好多建筑工地的食堂是采用承包形式，不管吃住。“城里什么都比农村贵，菜也一样，我们做饭吃每人每天平均都在6元以上，但比大伙饭好得多，能吃好”。
“我的要求很简单，快八月十五了，在过节之前能发一部分工资让回家过节就好。”另一位南阳籍赵大嫂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是每月按时发150元生活费。工程结束后再发全部工资，可是，最后结账时就出现了问题，“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承包形式做工，在开工之前技术员也不具体谈质量，但做完工后他们说我们质量有问题，就扣钱，扣得我们几乎都没钱了。要是能扣少点我们也能接受呀”。
“城市里这么漂亮，不想出去转转吗?”记者问。
“咋不想出去转转呀!但出去是要花钱的。坐公交一个来回最便宜还得二块钱哩，买衣服吧，太贵了不敢买，就从老家带来。你不想想，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几个钱呀”。
匆匆过客?
城市应该属于谁?是市民，还是包括进城的农民工?
据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后又回到农村。他们的年龄往往集中在18岁到35岁。女的成家后、男的40岁后就开始回去，因为在城里就业的难度增大，强体力活不能干了。真正城市化的农民工还不多。并且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使他们的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也被城市里的人所认同。
“看着人家城里人抽的烟都是10元以上的，很羡慕。以前咱只能抽散花烟(4元钱一包)，最好也只是抽5元一包的红旗渠烟，现在咱的档次也和他们差不多了。”
“我很喜欢城市，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能给的机会比农村多得太多了。曾经想来城里生活，但我打工也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在考虑到以后孩子的上学、户口、医疗等问题呀，我就再也不敢多想了……”
“我们虽在城市里打工，但基本上不和城里的人接触，一般情况老乡总会被安排住在一起，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晚上要是不加班，我们会一起到街上散散步，到热闹地方的路边坐坐，看看在城市里的自己亲手建造的建筑物，引以为傲。”
“以前城市里的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出去坐公交车，有的司机竟然不让我们上车，嫌我们脏。现在可能是跟他们经常接触的原因吧，他们变得很尊重我们。”
当我们端坐在都市高楼大厦中，我们是否会想到有那么一批人曾经建造这座大楼，当我们徜徉在都市条条大道上，我们是否会抬头看一下那些在脚手架上忙忙碌碌的农民工。他们从睁开两只眼开始，一直忙到城市灯红酒绿时。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更没有party的时候。他们就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起起伏伏，随时都有失足跌落的危险。他们渴望在这个城市里驻足，不希望只是这个都市到下一个都市的匆匆过客。他们希望自己孤独舞步会引来观众发自心底的喝彩。
采访即将结束，这些憨厚的农民工们要求给他们合影留念。于是记者拿起相机，按动快门，把时间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9月2日晚上9点30分。相机屏幕上出现的是一群光着膀子在郑州市北环路两边打地铺过夜的农民工，他们脸上挂满了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