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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汪洋的广东时间，始于以下几个坐标：
2007年12月11日，在广州，出席广州起义80周年纪念活动，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12月11日至13日，赴粤北清远，首次调研选择了有“广东寒极”之称的阳山县、连南瑶族自治县；
12月22日至23日，考察粤西湛江，希望建设“城乡协调、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试点市”；
12月25日至26日，出席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直言五大不足，鼓励叫板世界，纵论解放思想，炮轰缺会代表。
此时，距他主政广东尚不足一个月。有人在网上惊呼“汪洋发动了”——新官上任，走的多是“虚心学习”、“耐心观察”的路子，如此风风火火，确不多见。
解放什么思想
省委全会上不到两个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他要求广东官员“努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空间”，并以改革开放初期“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
“解放思想，肯定是要有一个目标的，现在谈解放思想，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对记者说。他对一些学者“解放思想无止境”的解读不以为然，“不要把它哲学化了。因为有禁锢，所以才要解放嘛，你要在美国说‘解放思想’，不是很奇怪吗?”
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看来，十七大已经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这是大背景，而“解放思想”则针对不同层面，其一对“前进中的问题”有困惑的人，其二就是“守摊者”，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
一位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回忆，汪洋主政重庆之初，也曾专门开会，要求官员破除“盆地意识”和“峡谷观念”。
“破除传统观念是为了更好开展工作。”他认为，这一次的“解放思想”主要着力点还是在经济方面，很多人“有点过度解读了”。
汪洋主政重庆期间，曾提出要“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的不规范行为，而他任期内亦完成了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和设立。如今汪洋南下，有评论认为，广东推行城乡统筹改革的条件，较重庆要成熟。
至于地方官员的“改革空间”问题，汪洋早在2006年两会期间就有过明确表示：“没有封顶，关键在人。”
“只要我们的摸索是成功的，有利于发展，中央最后都会认可。”他当时对记者说。
而现在，“他已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书记，而是更多地反映了党中央的超前的意识和警醒，”重庆一位副厅级官员告诉记者，“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上层建筑跟上，现实情况是，底层人民呼唤公平，中层人士呼唤民主，如何实现公平，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都需要观念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设计。”
为什么是广东
纵观汪洋履新以来的讲话，出现频率堪比“解放思想”的词汇还有“排头兵”：2007年12月13日，要求清远“做山区科学发展的排头兵”；19日，与省纪委座谈，希望广东“成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的排头兵”；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汪洋在论述这两者关系时说，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广东才能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
有海外媒体分析广东近年“趋于保守”的原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官员和地方利益已渐渐集结，形成了一个没有成文，但却有一贯利益的集团，再向下去的改革政策，譬如要求经济转型，让企业迁去内陆地区，并不见得对这个集团有利。
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事实上，2003年春天，胡锦涛正是在广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要求广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5年9月在广东考察时，也曾激励广东干部群众“思想解放，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汪洋要使广东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就必须要另辟蹊径。”海外一家媒体判断。
“汪洋(解放思想)是以另一种方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何既防止政令不通，又保持地方活力。”国内—位观察家评论。
在汪洋从张德江手中接过接力棒一个月以后，深圳也迎来了自己的新市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兼任。
公开资料显示，刘今年58岁，曾任冶金部团委书记，1982年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
为什么是汪洋
汪洋“空降”重庆时，中组部的评价是，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工作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工作敢抓敢管，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
待他初到广东，评价增加了：“注意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善于抓大事、谋长远，思想解放，有开拓创新精神。”
汪洋1955年出生于皖北宿县，因家境贫寒，17岁便辍学到当地食品厂做工。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无用论”的影響下仍坚持自学，1976年被调入“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成为“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979年，汪洋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专业学习，回院一年后，他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并在团系统一直工作到1984年。
此后，他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调任省体委副主任，1988年11月，以38岁“低龄”主政安徽铜陵，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在民间有“娃娃市长”之称。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高呼“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这场由地方掀起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引发了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并获得了邓小平的赞许。1992年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蚌埠停留，特别召见了汪洋。
《小康》杂志报道，思想大讨论后，汪洋从住房制度改革入手，彻底改革“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体制，“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铜陵沸腾了”。而对那次改革，汪洋的评价是：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
19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并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直至1999年进京。知情者告诉记者，在此期间，汪洋经常约集经济界的专家学者，包括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和安徽社科院的研究人士，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
1999年至2003年，汪洋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改委前身)副主任，分管价格工作，并参与制订了“十一五”规划。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回忆，汪洋经常与专家切磋，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夕，还专程来研究院向诸专家辞行。
2003年，汪洋就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官至正部级。次年，汪洋依靠“紧紧抓住民生问题”，妥善解决了四川一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而据媒体报道，国办秘书局一位工作人员也曾评价他“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
2005年12月，汪洋重返地方，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办公第一天即在库区度过。两年间，除了处理百年大旱及最牛钉子户两大“公关危机”令人印象颇深外，还在这里留下了其他一些“新鲜事”：提议改革党报，让大家“习惯到二版找我”；给全市干部布置“寒假作业”，阅读《世界是平的》第一章；问计全球网友，请他们为重庆试验区建言献策……
2007年12月11日，在广州，出席广州起义80周年纪念活动，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12月11日至13日，赴粤北清远，首次调研选择了有“广东寒极”之称的阳山县、连南瑶族自治县；
12月22日至23日，考察粤西湛江，希望建设“城乡协调、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试点市”；
12月25日至26日，出席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直言五大不足，鼓励叫板世界，纵论解放思想，炮轰缺会代表。
此时，距他主政广东尚不足一个月。有人在网上惊呼“汪洋发动了”——新官上任，走的多是“虚心学习”、“耐心观察”的路子，如此风风火火，确不多见。
解放什么思想
省委全会上不到两个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他要求广东官员“努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空间”，并以改革开放初期“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
“解放思想，肯定是要有一个目标的，现在谈解放思想，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对记者说。他对一些学者“解放思想无止境”的解读不以为然，“不要把它哲学化了。因为有禁锢，所以才要解放嘛，你要在美国说‘解放思想’，不是很奇怪吗?”
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看来，十七大已经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这是大背景，而“解放思想”则针对不同层面，其一对“前进中的问题”有困惑的人，其二就是“守摊者”，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
一位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回忆，汪洋主政重庆之初，也曾专门开会，要求官员破除“盆地意识”和“峡谷观念”。
“破除传统观念是为了更好开展工作。”他认为，这一次的“解放思想”主要着力点还是在经济方面，很多人“有点过度解读了”。
汪洋主政重庆期间，曾提出要“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的不规范行为，而他任期内亦完成了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和设立。如今汪洋南下，有评论认为，广东推行城乡统筹改革的条件，较重庆要成熟。
至于地方官员的“改革空间”问题，汪洋早在2006年两会期间就有过明确表示：“没有封顶，关键在人。”
“只要我们的摸索是成功的，有利于发展，中央最后都会认可。”他当时对记者说。
而现在，“他已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书记，而是更多地反映了党中央的超前的意识和警醒，”重庆一位副厅级官员告诉记者，“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上层建筑跟上，现实情况是，底层人民呼唤公平，中层人士呼唤民主，如何实现公平，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都需要观念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设计。”
为什么是广东
纵观汪洋履新以来的讲话，出现频率堪比“解放思想”的词汇还有“排头兵”：2007年12月13日，要求清远“做山区科学发展的排头兵”；19日，与省纪委座谈，希望广东“成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的排头兵”；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汪洋在论述这两者关系时说，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广东才能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
有海外媒体分析广东近年“趋于保守”的原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官员和地方利益已渐渐集结，形成了一个没有成文，但却有一贯利益的集团，再向下去的改革政策，譬如要求经济转型，让企业迁去内陆地区，并不见得对这个集团有利。
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事实上，2003年春天，胡锦涛正是在广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要求广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5年9月在广东考察时，也曾激励广东干部群众“思想解放，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汪洋要使广东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就必须要另辟蹊径。”海外一家媒体判断。
“汪洋(解放思想)是以另一种方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何既防止政令不通，又保持地方活力。”国内—位观察家评论。
在汪洋从张德江手中接过接力棒一个月以后，深圳也迎来了自己的新市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兼任。
公开资料显示，刘今年58岁，曾任冶金部团委书记，1982年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
为什么是汪洋
汪洋“空降”重庆时，中组部的评价是，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工作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工作敢抓敢管，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
待他初到广东，评价增加了：“注意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善于抓大事、谋长远，思想解放，有开拓创新精神。”
汪洋1955年出生于皖北宿县，因家境贫寒，17岁便辍学到当地食品厂做工。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无用论”的影響下仍坚持自学，1976年被调入“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成为“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979年，汪洋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专业学习，回院一年后，他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并在团系统一直工作到1984年。
此后，他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调任省体委副主任，1988年11月，以38岁“低龄”主政安徽铜陵，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在民间有“娃娃市长”之称。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高呼“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这场由地方掀起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引发了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并获得了邓小平的赞许。1992年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蚌埠停留，特别召见了汪洋。
《小康》杂志报道，思想大讨论后，汪洋从住房制度改革入手，彻底改革“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体制，“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铜陵沸腾了”。而对那次改革，汪洋的评价是：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
19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并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直至1999年进京。知情者告诉记者，在此期间，汪洋经常约集经济界的专家学者，包括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和安徽社科院的研究人士，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
1999年至2003年，汪洋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改委前身)副主任，分管价格工作，并参与制订了“十一五”规划。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回忆，汪洋经常与专家切磋，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夕，还专程来研究院向诸专家辞行。
2003年，汪洋就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官至正部级。次年，汪洋依靠“紧紧抓住民生问题”，妥善解决了四川一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而据媒体报道，国办秘书局一位工作人员也曾评价他“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
2005年12月，汪洋重返地方，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办公第一天即在库区度过。两年间，除了处理百年大旱及最牛钉子户两大“公关危机”令人印象颇深外，还在这里留下了其他一些“新鲜事”：提议改革党报，让大家“习惯到二版找我”；给全市干部布置“寒假作业”，阅读《世界是平的》第一章；问计全球网友，请他们为重庆试验区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