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记者问时指出，201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7.5%左右，他解释“左右”是指允许实际经济增长与7.5%的预期有一定的出入，容忍经济增长在7.5%上下有一定的波动，并依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的具体情况做一定的调整。这与此前“7.5%是经济增长下限”的政策口径有些许不同。
　　经济增长预期是年度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三十年来，只要经济没有出现高通胀，这个数字向来是越大越好。所以过往的经济增长政策目标一般都是指经济增长的下限，例如朱镕基任总理时提出的“保8”，就是指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8%，李克强总理去年提出的7.5%也同样是指经济增长的下限。
　　GDP增长速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乎就业是否充分、居民收入是否增长。李克强总理回答他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下限时，指出GDP增速的下限就是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使居民收入合理增长”。虽然过往十几年较快的GDP增速是以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失衡为代价的，但在解决城市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7.5%的经济增长下限，就是为了解決每年1000万人的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和600万-700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这一数字与当前每年城市化率增量对应的新增城市人口基本一致。政府启动的农村养老与医疗保险全覆盖、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各地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0%左右，城镇职工基础退休金年均增长10%也是得益于7.5%以上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总是要波动的，因为技术革新、外部需求发生变化（欧美等国开始抑制自己的进口性消费）、内部消费升级换代等因素，经济体中总会有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落伍于时代、生产的产品超过消费需求，也会有一些劳动力技能过时、跟不上时代。每当这时，经济增长就会放缓，经济中的企业会破产、劳动者会失业，以此来淘汰落后产能、促使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适应新变化。
　　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美欧等国的高失业率是政治的高压线，决定着政客的政治生命的长短。在中国，实际失业率也是社会稳定最为重要的先行指标，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较大规模的企业关停并转，会引发失业人员的抗议、上访等行为，从而迫使政府干预经济，避免企业破产。
　　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总有一天会失去。欧洲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实行严格的劳动力保护政策以及高福利政策，但这些劳动力在国际上却没什么竞争力，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整个国家都被击溃，部分劳动力没有被优胜劣汰的后果就是全体人民一起遭殃。中国1998年以前的国企也是如此，受制于工人的铁饭碗不能打破，国有企业机制僵化，结局就是能干的员工跳槽另谋生路，其余的员工随国企一起被淘汰。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从具体例子来看，中国三线以下的房地产项目过去五六年开工过多，已经严重过剩，对应的是快速上涨的建筑工人的工资；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制造业一线操作人员的工资，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部分金融行业员工工资处于高位。如果一味保经济增长，这些行业的新增就业与工资上涨趋势很难降下来，调经济结构也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不可能一直是充分就业的，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居民收入是增加的，因为总有一些企业判断错了发展方向，被市场淘汰，这些企业的员工自然会失业。也总有一些劳动者不思进取、沉湎于过去的成就或地位，像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中国1998年以前多数国有企业的员工。
　　两会时，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全面深化改革，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有效规范地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政府对经济增长预期的过多干预，适度容忍允许经济衰退，放弃以保增长为名挽救落后企业及其落后产能，用市场的力度重塑经济结构，才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标志。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