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罪犯非常性感？！这只是好莱坞电影所描述的。”
　　如果说《达·芬奇密码》中的罗伯特·兰登真有其人，那就是美国FBI（联邦调查局）前艺术犯罪组首席卧底探员罗伯特·K·惠特曼（Robert·K·Wittman）。不过，那些罪犯都以为他叫鲍伯·克雷（Bob是Robert昵称）。“姓氏虽是假造，名字却是真的。这是卧底工作的基本原则：能不说谎，就不说谎。说的谎愈多，就愈须花脑筋记住自己的谎言。”
　　6月，罗伯特携其回忆录《追缉国家宝藏》来中国分享其FBI生涯。真实世界中，这位卧底探员的办案经历比电影情节还精彩。
　　凭借多年卧底侦查技术及丰富的艺术知识，罗伯特经常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伪装成艺术品商人或收藏家，与窃贼、骗徒、黑手党、掮客交易商周旋。任职20年间，他拯救过莫纳、毕加索、伦勃朗等名家画作，追回原属慈禧太后的世界第二大水晶球、已失窃100年的《权利法案》原始抄本、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盔甲、赛珍珠亲笔校订过的《大地》原始手稿等，总共追回价值数亿美金的艺术品及文物。他侦办的案件上过全球多家媒体头条，据说热播美剧《猫鼠游戏》大量FBI侦办艺术品案件的剧集原型即参考他的破案实录。
　　“艺术品窃案通常无关对艺术的热爱或高明的犯案手法，窃贼绝非好莱坞电影里那种遗世隐居但拥有惊人收藏的富豪。我办案生涯当中见过各样艺术品窃贼，富有、贫穷、聪颖、愚笨、迷人、丑陋。尽管如此，他们几乎都有项共同点：赤裸裸的贪婪。钱，都是为了钱！
　　“许多人提到艺术犯罪是一门每年价值60亿美元的生意，这个数字可能还低估了艺术犯罪的利益，因为联合国近两百个会员国里只有1/3针对艺术犯罪提出统计数据。艺术品与古董窃案在跨国犯罪活动中排名第四，仅次于毒品、洗钱与非法军火运送。
　　“绝大多数艺术品窃贼都会在不久之后明白，艺术犯罪困难之处不在于窃取对象，而是如何销赃。在黑市里，窃取的艺术品通常只能卖到公开市场1/10的价钱。愈出名的作品愈难卖。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窃贼会愈来愈沉不住气，一心只想把没人要买的烫手山芋脱手。蒙克举世闻名的巨作《呐喊》遭窃之后，挪威的卧底警探与窃贼接头洽购，结果以75万美元成交。这幅作品的价值其实高达7500万美元。”
　　据罗伯特介绍，艺术犯罪已泛滥成灾，但通常不受各国政府重视。“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把古董非法交易默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法治不彰或遭到战火蹂躏的区域向来都免不了这种诱惑。
　　在伊拉克，古董是该国少数有价值的土产（而且比石油好偷得多）。在较危险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柬埔寨、埃塞俄比亚与秘鲁，窃贼常常把考古场址的文物洗劫一空，但当地政府却不一定都把这种行为视作危害历史与文化的罪行，甚至认为这种活动有助于刺激经济。挖掘古迹的窃贼都是当地失业民众，一心想用祖坟里的瓦砾换取食物喂养挨饿的家人。”
　　2005 年，罗伯特从全美各地调派了8名FBI探员，创建针对艺术品犯罪的快速反应部队——艺术犯罪组，担任高级调查员并负责培训新团队，“艺术品窃贼偷走的不只是美丽的作品和文物，更偷走了记忆与认同。他们偷走的是历史，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要挽救作品和文物，保住过往存留下来的讯息。如果能够顺利抓到歹徒，则是额外的收获。”
　　这次中国行，罗伯特去北京故宫参观了慈禧的卧室，“我看到水晶球原来摆放的位置，觉得很神奇。”他的职业生涯中，最接近中国的一次便是追回慈禧太后的这颗水晶球。
　　“这是1988年的窃案，发生于宾州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高27公尺的圆形大厅里，展示了全美最顶尖的中国古董收藏。一个冬日夜晚，窃贼从大厅中央偷走了这颗22公斤重的水晶球。这颗水晶球曾为慈禧太后所有，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水晶球，它在19世纪以手工打造而成，结合了高超技艺与无比耐心。工匠利用砂轮、石榴石粉和水，需要一年时间才磨制得出这么一颗能映出人影的完美球体。”
　　博物馆人员认为这是一起业余窃贼犯下的案子，但藏品却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3年后，罗伯特接到线报，在一家杂货店先发现了当年与水晶球同时被盗的一尊具5000年历史的埃及死神铜像。杂货店老板声称，这是他花30美元从一个捡破烂的那里买来的，殊不知，铜像价值至少50万美元！
　　流浪汉又说这是他从一个懒散的南费城人那里搞来的，那人显然也不知道这是艺术品：“别的东西？一颗玻璃球？有啊，又大又重，看起来很丑，我在1989年9月送给女管家当生日礼物了。她喜欢水晶和金字塔那类东西，她总爱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善良的巫婆。”
　　慈禧太后的水晶球被作为求爱礼物送给了那个男人的心上人。罗伯特追回珍宝时，价值50万美元的世界第二大水晶球就在那个“巫婆”的梳妆台上，顶上还盖着一顶棒球帽。

从农业记者到FBI探员

　　“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你一年赚65000美元，而且还是老板。但在联邦调查局，你刚开始的年薪只有25000美元，而且还得听命行事，连住处也不能由自己选择。”
　　那是1988年，罗伯特刚通过测试，一名前来通知他加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十分不解。这之前七八年，罗伯特一直在《马里兰农夫报》做新闻记者，并且已成了负责人。
　　他答道：“很简单，成为一名FBI探员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按罗伯特的介绍，他是“一个巴尔的摩孤儿和一个日本女秘书所生的儿子”。儿时他曾亲眼目睹亚裔母亲在美国遭受歧视，“1960年代从小学升上中学，我每天都关注报纸电视上关于民权运动的报导。民权运动抗争过程中，似乎总是见得到FBI探员的身影。他们保护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起诉心胸狭隘与迫害弱者的恶棍。我问母亲，FBI探员是什么样的人，她说他们听起来像是正直高尚的人物。1960年代晚期，每到周日晚，我们全家齐聚在新买的彩色电视机前收看《FBI风云》。这是一部刺激紧凑的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