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贤亮看来，“知青”这个符号的产生，几乎跟新中国同龄。不严格地说，今年70岁的张贤亮属于中国“知青”的第一代。
　　
　　70岁的张贤亮看起来只有60岁，似乎还有一颗30岁的心脏，“别人都说我很潇洒，养了30多条狗，开宝马，住豪宅”。电影明星潘虹轻声说他是个“上海老贵族”。如此大的反差，很难让人想起眼前这个衣着光鲜的老爷子曾经历过22年艰难困苦的“劳改”生活。
　　如今担任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贤亮，1936年出生在南京一个旧官僚资产阶级家庭。1950年，历史遗留原因让张贤亮全家陷入困境，“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在这场变故中，张贤亮的妈妈成为全家的精神领袖，张贤亮说，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妈妈，解放前“我家里有10几个佣人，两部汽车”，当在1950年什么都失去了以后，“我妈妈照样嘻嘻哈哈的，心态好，这个非常难得。”
　　受此乐观精神遗传的张贤亮，在1954年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远赴中国西部宁夏，一呆就是50年。1957年，因为写作《大风歌》沦为“右派”，开始22年的抓了放、放了抓的劳改和劳教生涯，直到1979年平反，从此开始做作家、做干部、做商人，回到正常生活序列。在57岁时，他“晚年得子”，创办了如今很红火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成为一个成功商人。
　　回忆起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家庭变故时，张贤亮说，“1955年，甚至在1954年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建设新首都。那个时候，凡是在旧社会政权里做过小差事的，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要被移民。目的地就是中国的西北，实际上就是农村或者矿山。我们这一代移民实际上相当于是第一代知青，跟后来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整体地拉家带口地走了，是比较特殊的一代。”
　　从历史上看，张贤亮他们属于第一代的“非主流知青”，“如果把知青仅仅理解成是从1966年以后上山下乡的那部分人，自然比较片面。”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知青现象以后，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是在1966年以后出现的。当北京城里的红卫兵“轰轰烈烈”地“革命”的时候，张贤亮正在西北的一个农场“劳改”，正在体验人生的艰难和政治的多变，也无意识地为后来的名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张贤亮说，红卫兵运动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一腔热血。凡是狂热的运动中，人们都会失去理智，常常做出很多违反人性的事情，整“四类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四新”没立起来，“四旧”倒是破了。张贤亮说，这其实不能全怪群众或学生，因为群众或者学生的叛逆是可以疏导的，是可以教育的。一旦“革命的同路者”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的时候，最高层领导就要动手解决麻烦了。这个时候最好的“出口”仍然是“上山下乡”。
　　张贤亮总结说，中国历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出路都在农村，历史上都是这样。农村好像是个大水库，也好像是个可以藏污纳垢的所在。农村承担了所有的社会压力，他们是金字塔最底下的那一层，是所有“排泄物”的大容器。
　　鲜活的生命在“排泄物”的大容器里呆久了，不是被同化掉，就是要起来搅动。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要求回城。随着1979年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他们自然也要求落实政策，“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广阔天地和他们想像的以及跟领导宣传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受骗的感觉，也有失落感，感觉到毫无所获，感觉到浪费了青春”，张贤亮说，他们就积极要求落实政策。
　　“据我所知，在宁夏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除非当官留下来的。”张贤亮说，他遇到过很多老板，一聊都是下过乡的“老三届”，都混得挺好。当然，也有混得不好的，这跟个人的能力和机遇很有关系。1993年和1994年前后，曾经又有一小批知青回城，有的境遇不好，张贤亮对此认为“这一批，回来时都四十多岁了，错过机会了。”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年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革对中国在精神层面、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上所起的破坏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是几代人的问题。”
　　这几代人中，自然包含成千上万的知青，还有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