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特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方便抽样，对我国三大经济带12个城市2 400名退役军人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s’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及自编一般情况问卷进行抑郁症状调查，采用非参数检验、皮尔森卡方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 （1）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总体发生率39.0%,其中轻度抑郁症状发生率22.1%,中度发生率8.5%,重度发生率8.3%;（2）女性、城镇、25岁以上、目前患病者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男性、农村、18～25岁、未患病者（P＜0.01）,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离婚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大学及以上、未婚和已婚者（P＜0.05）,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7 400元者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7 400～16 000元者（P＜0.01）,工人抑郁症状得分高于党政机关、企事业领导干部（P＜0.05）,不同水平抑郁症状构成比在除人均GDP外的所有人口学信息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特殊军事作业环境中服役、服役期间患重病的退役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未在特殊环境服役者、未患重病者（P＜0.01）,服役＜8年、火箭军、参战、集体退役、复员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服役≥30年、陆军、未参战、达龄/年限退役、退休（P＜0.05）;退役军人不同水平抑郁症状构成比在除服役职级、立功受奖外的军事职业信息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4）抑郁症状危险因素为高人均GDP地区、女性、25～30岁、离婚、目前患重病、火箭军、特殊环境服役、服役期间患重病、复员（P＜0.05）;抑郁症状保护因素为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 400～14 000元、＞25 000～39 000元（P＜0.05）。结论 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和服役年限、参加的军事作业类型等服役经历影响，复员、集体退役军人群体应引起格外关注。